天黑时，喝了碗面汤，吃了两个烧饼，趁天黑，又去通知了一个地点，夜深后，就不敢再跑了，怕被夜巡的抓住。又不敢回原来的住处，怕有埋伏，就在小巷里找了个小旅店住下了。

    第二天，天刚亮，就起来，检查了两个已经通知到的联络点的转移情况，又通知了一个还不知情的同志。在袁岳栋与军委接头的地方，遇到窦文德，给他说了福盛楼事件，让他转移。中午，在莲湖公园门口的面馆，喝了一碗面汤，吃了油扑面，等谢和昉。他坐在树下，一会看报纸，一会来回走走，一直等到太阳偏西，仍然不见谢和昉，他觉得情况不对。要回头去谢和昉的住处看看，又怕他正在来莲湖公园的路上，两人错过。他换了个更隐蔽的树丛里，一直等到天快黑时，叫了人力车，去谢和昉的住处，他不敢下车，假装路过的车，只是叫车夫走的慢点，看到窗台上放的那盆表明安全，可以接头的花盆不在了，知道谢和昉出事了，就叫车夫快跑。拉到土门，他就下车，然后，步走到一个小旅店，付了钱，进去就关了门睡觉。

    劳累得一觉就睡到天亮。他顾不上吃饭，就去打听被捕的领导们关押在哪里。确定地址，准备组织人员营救袁岳栋，杜衡还有谢和昉。他去茶馆，赌场，食堂，妓院等人多的场所试试听新闻，又去问地下党的其他成员。直到下午，才确定，被关押在小车街19号。他来到小车街，远远的看了看19号外面的情况。

    他换了一个小旅店，住了一晚上。天亮后，就按文件上写的去检查联络点，接头点。发现被破坏就赶快离开，没有被破坏的就通知转移。他让团委书记刘宗沛通知未被捕的领导成员，开会组织营救袁岳栋，杜衡，谢和昉。刘宗沛说在哪里开会，国民党查的更严更紧了，过去的老地方不敢去了，而且，单线联系，有些地方已经没人知道了。新的联系地点不安全，对周围环境不熟悉，再说也没有建立起几个新地点。

    贾拓夫想了一会说：“非常时期，就要出奇制胜。最不安全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福盛楼刚刚抓捕过人，敌人肯定以为我们再也不敢去福盛楼开会了，也就不再派人去那里埋伏抓捕了。所以，这次会议，就在福盛楼。”刘宗沛犹豫着说：“太危险了，太冒险了。这样不妥，换个地方吧。”。贾拓夫说：“再咋危险，也比不上刘志丹，习仲勋，王泰吉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吧。”刘宗沛无言以对，又想不出合适的地方。就说：“既然，你也不怕死，难道我怕死？”，于是就去通知了。

    8月1日，贾拓夫换了一身衣服，化装。中午饭时。首先，走进福盛楼，在门口和楼上楼下观察了一圈，确定没有异常。然后，走到门口，给街上的其他同志发出了暗号，大家一一走进。坐在最靠门口的那张桌子吃饭，他们四个人的目光分别向四个方向看，不时地看看自己在外面安插的暗哨，边吃边说，还故意点了酒菜，贾拓夫请大家提出营救方案，刘宗沛说多组织些人去劫狱。雷振东说，花钱找人保释。贾拓夫说，劫狱人手不够，武器也不行，再者，关押的地点19号外面都是铁丝网，重兵把守，几层岗哨，昼夜巡逻。就算是再调来便衣军队，侥幸得手，把他们救出来，也怕是出不了西安城。而且，自己人伤亡太大，说不定从监狱救出来，又被捕杀死在城里。花钱找人保释，找一般的官，办不了，找大官，花费太大，咱们没有那样的经济力量。张新发说，那就只能请北方局在南京政府找人了。三人一致认为，这次抓捕进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