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是村民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途径。五十年代初期，在没有任何广播形式的情况下，村的管事利用原始的广播形式，把政府的工作和要求及时的傳播出去，达到令出即行的目地。

    圈头村公所建立以后，聪明的村干部就利用巡街广播傳递信息。每当有新的政策和重要工作需要告知村民时，便由陈宝田敲着大锣满村转着进行告知广播，这种简便易行的方法起到了政府联系村民纽带作用，也让村民在第一时间听到了政府的声音。记得当年一听到锣声，人们就往大街上跑都想听听有什麽新闻发布。

    一九五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婚姻法》，这是建国以后关系民生的第一部法律，需要反复宣传达到家喻户晓。显然敲着大锣满街叫喊是不行了，头脑灵活的圈头人想到了高房广播，利用全村人口密集的有利条件，组成若干个广播小组，每组五至六人拉开距离站在房上，由头一个按照稿子用喇叭喊出去，一个接一个的喊，形成了不间断的广播宣传，只要安心听就能听到完整的广播内容。晚上人们劳动之余，坐在家里听着浓郁的乡土口音的广播，字字珠玑，句句都崩发着甜美的水音儿，在炕上就学习了《婚姻法》，听得清记得牢。通过《婚姻法》的广播宣传，使圈头村的男女青年摆脱了家长包办的束缚，实行自由恋爱，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记得那些年只要听到房上有广播，就知道有新鲜事，家家都停下手中的活计静下心来收听广播内容。

    一九五八年，圈头乡政府（小乡制）为了宣传计划生育，利用了一切宣传阵地，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黑板报、墙报、办培训班、宣传形式应有尽有，效果最好的当属高房广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高房广播，及时地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认识到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在以后“只生一个好”的宣传工作当中，高房广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生一个好、男孩女孩都一样”新思想、新观念深入人心，多子多福的旧传统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被淡化，计划生育工作进展顺利。五十年代初期，是农村文化生活最匮乏的阶段，人们无法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以及文化娱乐节目。那一年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正播放由王艳芬演唱、沈少明伴奏的西河大鼓《呼家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村里只有上级赠给“红旗社”的一台收音机。每天晚上红房子的南屋里（大队部）挤满了听书的人，还有不少的人急的在大街上乱窜，找不到听书的地方。圈头管理区的领导为了满足村民们文化生活的需要，特意把开会用的高音喇叭安在夏南宫的南房上，每天晚上定时为社员播放西河大鼓《呼家将》，不但既满足了社员们听书的需求，也传播了民族传统文化。记得当时东边到陈三元的门口，西边到张小伦门前都挤满了听书的人。说到《呼家将》的播放正如王艳芬同志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样：“1957年我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连续说唱长篇传统西河大鼓《呼家将》，每到播放的时间城镇里万人空巷，乡村里家家闭户，原来都围在收音机前小喇叭下收听我的节目。”《呼家将》的忠勇精神也成了圈头村民保家卫国的坚强信念。

    文化大革命期间，圈头公社的广播一度成为造反派的舆论工具，使革命群众很难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拨乱反正以后才恢复了正常的广播。

    据《圈头乡志》记载：“一九六九年圈头人民公社广播站建立，广播站负责人陈德海（陈老迷）。全公社8个生产大队建起了广播室，在此期间，安新县广播站至公社放大站的广播信号由电话线定时传播，使党中央的声音及时地传到了每个社员的家里，农民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九七一年，全公社8个生产大队，67个生产队、3007户社员家中均按装了小喇叭，每天早、中、晚为社员转播中央台、河北台、安新台新闻和公社自办节目，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广播是政府部门舆论宣传工具。“1978年12月4日县委召开平反广播大会，全公社收听了大会的内容，广大村民对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的拨乱反正拍手叫好。1983年，圈头公社利用有线广播召开了全公社的“严打”大会。”有力的震慑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广播电视普及到千家万户，当年利用巡街广播傳递信息，以及后来高房广播的形式已经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