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苏维埃政府征收土地税收据

    大家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对儿时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楚，儿时的很多事情往往在人生道路上对往后自己的见识和判断，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家在武夷山末端的大山深处，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小村子，全村只有十来户人家，总共也不到100人。周围全是山，山上除了高大的树木以外，还有茂密的毛竹。小时候一到冬天，我常常跟大人去挖竹笋。冬天的竹笋可不是容易能挖到的，算是个技术活。因为冬天的竹笋是埋藏在地下的，山地表面根本就没有笋的影子，挖笋人要根据竹根生长的方向，山形土坡状况作出推理和判断。懂行的人一锄头下去可能就是一条笋，不懂行的人找一天也可能挖不到一条笋。第二年“谷雨”季节以后，笋就长成竹子了。山区家庭用品大多数是来自自家山上的竹子和树木，例如装谷子用的箩筐；挑东西用的扁担；量米使用的“米升筒”（客家人的土话，是指用来量大米的竹筒）等等。这种“米升筒”我小时候还亲手制作过，用锯子裁一段毛竹，用称子称两市斤大米，放进竹筒，根据大米的位置做个暗记，再把超过部分锯掉，用刀修好上下口沿，一个新的“米升筒”就做好了。用来量大米，一升米是两市斤，这种量器与衡器之间的换算，在我脑子里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也与现代的换算关系一致。

群山环抱的乡村小屋——作者出生地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条据我收藏了不少，经过一番整理之后我发现，条据的数量单位各个地方表述不一样。有的地方表述为“担”，有的地方表述为“石”；有的地方表述为“升”，有的地方表述为“斤”。容积单位与重量单位混用，给研究者带来一头雾水。例如，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几次借谷运动，各种文件、布告、通知等，都是称呼借多少担谷。可从收集到的中央政府发给群众的借谷证、借谷票、临时借条，又大都是表明多少斤。这“斤”、“升”、“斗”、“担”、“石”是什么关系呢？我曾经找过不少相关的参考书目，也曾经问过不少党史研究人员，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给我对苏区文物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因为收藏的爱好，每逢周末我常常去古董店，一是找找有没有自己想要的收藏品，二是喝茶聊天交朋友，每每周末都觉得兴趣特别好。一个蒙蒙细雨的春天，我走进吴先生开的古董店，主人极是热情，起身让座，递烟泡茶。因为我是他店的常客，话题自然也多。他说最近古董生意不太好，老婆经常唠叨，心里有些憋气。前几天回老家长汀县城，在一个收废品的人那里，买了一堆清朝、民国时期的税票、买卖田地房屋的地契回来，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我本来并不玩这方面的东西，但闲聊着无事，便顺口说拿出来看看。吴先生便从里间屋里抱出那买回来还没有整理的东西，乱糟糟的一大堆，大大小小没有一个顺序，我只好站在玻璃柜台前一张一张地翻阅着。吴先生还不时说，现在很少人玩清朝、民国的税票、地契，不值钱的东西你随便看，看上了便宜卖你。我先挑了两张比较大的地契，因为地契旁边留着较大的空白纸，我想拿回去修补过去买回来的破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票证。翻着翻着，一张巴掌大的税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张1931年发行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征收土地税收据”。抬头有发行收据的单位；中间是税收的内容，其中包括纳税人地址、应纳税率、纳税数量、落款等；下方还有具体说明。虽然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土地税收据我已经收集了不少品种，但我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土地税收据。它有两个地方非常特别：一是这张收据注明税率为百分之十，这是我所看到的苏维埃政府农业税税率最高的收据实物；二是土地税收据底下有两行24个字说明：“一升为一斤，十斤为一斗，一百斤为一石就是一百斤为一担”，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税收据中是第一次出现，除了证明当时的税赋以外，还说明了升、斤、斗、石、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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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苏区时期用来量谷子的“升”与“斤”是没有区别的，一百斤、一石、一担都是同等重量。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当时用来量谷子的“升”与我小时候用来量大米的“米升筒”是不一样的。物质不同，使用的量器容积也不同。

    这张普普通通的土地税收据，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税收制度的执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物。发现这张苏维埃政府土地税收据以后，我心满意足地与吴先生完成了交易。这时候，天空不再下雨了，娇嫩的阳光照耀着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张张微笑的脸，仿佛在祝福我又收得宝贝，我陶醉在快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