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川大地多奇景。正月初四，我们一行四人踏着寻古访幽的脚步走进魂牵梦绕的重庆永川第一大镇——朱沱。走进明清时期的断碣、残碑，我们怀揣惊喜、激动、迷惑失望的复杂心情，泛舟长江，览胜美景，聆听着万古江风讲述着朱沱过去厚重的故事。

    白色恐怖下，地下党支部在朱沱建立

    朱沱位于长江上游北岸，地处重庆市永川区南端60余公里。与江津隔江相望，毗连四川泸县、合江县，是水陆交通发达的四县交汇之处。

    朱沱原属四川江津县管辖，1979年4月划归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建立了永川县最早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受江津县委领导。党组织建立后，在营救、掩护革命同志，开展反封建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遗憾的是，1935年，中共江津县委遭到破坏后，中共朱沱支部即不复存在。   

    早在1926年，江津中学就有党的支部。当时，朱沱的徐先容在这所学校就读。他在党的培养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暑假，徐先容回朱沱中心小学任教。8月，将思想先进的同校教师赖鼎宜发展入党。不久，赖鼎宜又发展姚智杰入党。同年冬，朱沱支部建立，徐先容任支部书记，隶属江津县委领导。

    以后，朱沱支部不断发展壮大。到1930年江津“九·三”兵变前有党员10人，“九·三”兵变失败后有党员8人，1934年又发展了两名党员。

    从1930年江津“九，三”兵变失败到1935年4月，江津县委的负责人变动频繁，江津县党组织处于半瘫痪状态。1933年，国民党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江津县成立了清共委员会，严格清查共产党，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大逮捕。1935年4月，中共江津县委书记夏光行被捕叛变。

    夏光行背叛革命后，伙同从外地叛党回到江津的王述涵(曾任江津县委书记)和其他叛党分子，对自动脱离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进行分化瓦解，威逼利诱，迫使他们中的大部份人办理了自首手续，或登报声明脱离组织。

    李雪芬，古云峰、郭厚轩、李先士等40余人先后自首，并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各乡镇发展200余人参加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的活动。江津县的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朱沱支部也遭到彻底破坏。从此时起，朱沱便无党的地下组织。

    尽管中共朱沱支部存在仅仅只有8年时间，但她如黑暗中点亮的灯火，让苦难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唤醒了人们的斗争意识，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意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解放初期，十九位解放军战士血洒朱沱

    1949年11月28日，解放军十二军106团奉命兵分三路，解放了江津县城。然而，在江津，国民党潜伏的军、政、警、宪人员多达254人，其中，营长18人，团长5人。这些潜伏人员成为反共骨干分子，分工对匪特武装进行潜伏部署，以待机而动。这些匪特武装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初，江津全县10个区就有9个区遭到土匪抢劫，以抢劫和焚毁公粮为主要目的，企图阻我征粮支前运动。区乡政府被土匪围攻，牺牲征粮干部32人。

    朱沱烈士陵园，位于共和村之王坪。园外修竹掩映，苍翠欲滴；云桉挺拔，高与天齐。园内矗立着正六方形之高碑，正面镌刻着“朱沱‘二.一’殉难烈士永垂不朽”，碑后长眠着解放初期历次剿匪战斗中牺牲的十九位烈士。看着墓碑上张洪宝、李相廷、梁伟柱、李文标、朱胜、唐惠泽、黄乾刚、路永刚等8位烈士的英名。

    解放前，朱沱一带土匪滋扰，此击彼窜，素称难治之域。解放初期，国民党所遗败兵残卒与地方封建势力之地主、恶霸纠合一起，组成乌合之军，妄图推翻新成立的地方人民政权机构，恢复其反动统治。土匪军的司令为毗连朱沱之合江县望川乡恶霸陈云龙。他委朱沱匪首肖天一为纵队长、委朱沱另一匪首伍万成为团长；肖伍等匪头又另委多人为其下之营、连、排长，纠合流神痞棍及不务正业者和裹胁部分群众入伙，俨然正规武装。朱沱下游60里处之石门乡另有一股匪伙，匪首曹宏模原系伪军官，恶霸一方，乘势勾结小匪股，待机而起。

    1950年2月1日，江津发生首场土匪暴乱，这就是“朱沱事件”。土匪团长伍万成、纵队长肖天一鸠合土匪1000余人。随即，地方匪首罗钧率匪迳向朱沱开来，攻打朱沱区人民政府。部分匪徒化装为赶场民众暗藏短武器于衣内，分布于各街巷与交通要碍，在行动号枪发出后，一齐鸣枪，惊吓群众，藉以减少抵抗力量。同时易于识别持枪抵抗的干部，以便对付。匪首令匪徒直往粮仓攻打、破坏，强令民众“抢粮”。又令部分匪徒到朱沱附近各保，与本地匪徒联合一起搜查、残害征粮干部。

    受命攻打粮仓的匪徒，攻进朱沱镇禹王庙内仓库，击破仓库，强迫街上居民和赶场群众取粮。事后，清查被劫去粮谷30余万斤，柴草10余万斤，抢劫人民币250万元（旧币），达到了江津县田粮处朱沱区的征收主任罗仲宣等邀匪掩赃的目的。

    这次土匪暴乱，在朱沱镇场上场外共牺牲8名同志。其中除李股长、张队长外，尚有梁伟柱、李文标、朱胜、唐惠泽、黄乾刚、路永刚等6位同志。此外，在石门乡征粮剿匪中又牺牲了6位同志。

    1950年4月，江津境内土匪暴乱打到高潮，全县10个区政府不同程度遭到土匪的围攻和抢劫。土匪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仅第三区吴市乡，惨遭土匪强奸轮奸的妇女就多达50余人，10多名党的积极分子被杀害；共产党员陈海山被土匪用大刀砍成几块，不准家属收尸安埋，分尸几处“示众”。

    当时，大部分土匪是被胁迫的群众，解放军机枪一打都被吓跑了。成都解放后，解放军104团正式开回江津。举行了入城式之后，104团再到各区剿匪，分到朱沱的解放军多次艰苦战斗，最终把朱沱的土匪消灭。

    1950年至1954年，江津县剿匪斗争经历大小战斗101次，剿灭土匪24股、15511人，其中，9093人向人民政府投诚自新。追回公粮和土匪囤积粮食12010419斤，缴获土匪大批暴乱武器。在江津剿匪斗争中，先后牺牲解放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113人。

    涓涓细流，承载着岁月的沧桑

    朱沱古镇，用涓涓细流承载着岁月的沧桑,缓缓地流入历史的长河。春去秋来,它如一部古书,用泛黄的书页铭写辉煌的历史。

    古色古香的街道,川渝两省四县独有的民俗民风，充满神话色彩、独具特色的魅力的四望山李公庙、桌子角镇妖塔、滴水岩神泉、桌子角菩萨、朱沱女儿楼等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前来。

    朱沱古镇下场的旧街叫三益号，三益号旧街民居保存完整，全是竹、木、泥串架结构的绣楼骑店铺式的明清时期的青瓦建筑，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看两边森然青灰的屋宇，高翘的屋檐，神秘幽深的雕花门楼，老街两边尽是古老的店铺。

    静看古街在长江轻洒的薄雾中渐渐醒来，古稀老人一杯清茶，在袅袅茶香中咀嚼尘封已久的往事；探询镇上人家的天井，看檐上的野草和壁上的青苔，仰望天井上面飘过朵朵白云的蓝天，我的心也浸染在古镇悠远的历史中，感受到那种都市里久违了的恬淡情怀。

    明末清初，战乱导致四川地广人稀，清廷于是从外省——如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迁移居民至此，人口日繁。移民到此，分别修建同乡会馆，争相壮丽，占了朱沱极宽的面积。以前这里姓朱的特别多，至今还有五个朱氏宗祠的遗址，这就是取名“朱家沱”（后简称“朱沱”）的由来。

    朱沱的庙宇盛多，古有“九宫十八庙”之说。据说是“湖广填四川”时，许多人奉旨迁徙朱沱，簇居一起，纷纷成立“同乡会”，于是各同乡会大修庙宇，并以庙宇的规模、档次来展示该同乡会的显赫地位和实力。

    如此一来，朱沱的庙宇越建越多，规模越建越大，档次越建越高。福建籍人建有“天后宫”；湖南、湖北籍人因供奉禹王，建有“禹王庙”；广东籍人供奉南华老祖，故其会馆取名“南华宫”（南华宫小学所在地）。

    这样的庙宇，在朱沱还有“万寿宫”、“文昌宫”、“火神庙”、“王爷庙”、“詹爷庙”、“四望山寺”、“晋江庙”等等。然而，在这些庙宇中，最具朱沱特色的要数“四望山寺”了。

    从三益号小巷漫步拾阶而上，一条石板路翩然上山，沿途一步一景，曲径通幽，景致犹如一道美不胜收的锦绣画卷般徐徐铺展，当你冒出一身热汗，就到了四望山公园。

    登至山顶，便见四望山公园内的庙宇拔地而起，气势磅礴，层叠相依。每当农历二月江水奇枯时节，江上水落石出，正是观白塔、探石趣的最好机会。江水缓缓，水声哗哗，端坐扁舟之上，但见清风弄影、高塔卧波。二月春阳在江上播洒出粼粼细碎波光，犹如万千金蛇舞动，颇具诗情画意。

    解放前，朱沱无公路、铁路，交通运输只有长江水道，因而多年来这里是粮食集散地。四周各县场镇的粮食就像潮水一样涌向朱沱，再由朱沱转运重庆。陆路的牛驮马载人挑，水路的大船小舟运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天晴落雨，没有一天间断。尤其在新粮上市以后，载运不绝于途。虽至半夜，还听得见马铃叮当之声。

    朱沱镇的商店，经营粮食业的占极大多数。还有些没有设店，专门下乡或赶场抢购贩运的“米贩子”。在一年中，平均每天运往重庆的粮食，约有一百担以上（相当于每天就有七万斤以上）。

    资本家、大商人争逐牟利。当他们操纵市场、囤集居奇的时候，朱沱市场混乱，群众生活恐慌。1931年和1932年，居民为了要生活，在地下党的发动和领导下，曾经两次起来对米粮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