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寻觅“真同志”建团

    1920年8月底，陈独秀等从上海向全国各地发出信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寄给毛泽东，并要求根据团章尽快发展团组织。毛泽东根据陈独秀等的来信要求，立即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成员以及第一师范等学校进步学生中，寻觅“真同志”入团，组建团的组织。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毛泽东积极而又慎重地在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和商业专门学校等处的进步学生中，发现和培养建团对象。当时第一师范一个接受了建团任务的学生张文亮在他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日记中，曾简略地记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团章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并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寻觅真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泽东，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时，……嘱我多找真同志。”“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你应努力找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寻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十二月二于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反复强调要找“真同志”。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是在1921年1月13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的，但实际上，在1920年10月就开始吸收团员。当时最早发展的一些团员，多半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经过五四运动考验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以及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如彭璜、肖铮、陈子博、彭平之、唐鉴，毛泽东担任团的书记。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还十分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特别是教育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长沙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相当严重。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帮助，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但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动军阀杀害。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表文章，称赞他们是“好团员”，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 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1年 7月份发展到39人，到1923年发展到700多人，成为全国团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八、走上中共一大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毛泽东、何叔衡等除了运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已开始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1920年秋，毛泽东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同时还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招收10岁以上的失学青少年。除学习文化外，则还重点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实行启蒙教育。1920年11月7日，毛泽东等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长沙工人、学生举行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指引。”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派中国代表马林到上海。马林立即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多次交谈，一致认为在中国建立党的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尽快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在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各地小组，派出2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接到上海通知后，毛泽东与何叔衡立即于6月29日，秘密离开长沙前往上海，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谢觉哉在《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动身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他对此写道：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两人到上海后，由于全国代表还没到齐，他们邀因事逗留在上海的萧子升一道去南京、苏州游览了一周，会见了在东南大学读书的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陶毅等人，又在一师同学李中陪同下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工厂。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内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东京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与周佛海作记录。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除担任会议记录外，作过一次发言，介绍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情况他与何叔衡的遭遇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发展情况。尽管陈独秀没有出息会议也不愿意动用《新青年》杂志社的经费为会议垫资，鉴于他在当时的影响力，大会还是选举陈独秀与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九、创办党的自修大学

    毛泽东曾在1920年2月致陶毅信中说：“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3月给致周世钊的信中又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1921年8月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由于当时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训党员干部和发展党团组织迫切需要一所学校，毛泽东开始实现酝酿已久的“自修大学” 。因此在参加中共“一大”返回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创办自修大学。8月在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总理仇鳌等人的帮助下，湖南自修大学正式成立。自修大学的办学宗旨和目的，在其《组织大纲》、《创立宣言》和《入学须知》中均作了明确的表述：“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成人才，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准备。”同时，毛泽东在《创立宣言》中，还痛陈了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的三大弊端：一是他们有严苛的入学程序限制，使好多有志青年求学无门；二是将学术神秘化，垄断知识，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造成知识阶级奴役平民阶级；三是学费昂贵，非阔家不能入。进而毛泽东指出，自修大学就是要力矫这些弊端，办成一种平民主义大学。凡有志青年，不必花费太多，即可以求学，“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自修大学是一所开放式的大学，学生可以在校内学习也可以在校外学习，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基础决定学习的科目数量。其学习方法将旧制的被动的求学变为主动的自学，实行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与老师辅导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自修大学的形式具有鲜明的平民主义教育的特点，一是花钱少，学生不论多少钱都可以求学。二是不拘形式，招收学员不受学历限制，不设门槛，便利公众入学；三是尊重个体差异的趣味教学，学制灵活，学习科目及进程由学生自主决定。自修大学设文、法两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内容占了很大部分。并且对招生对象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入学须知》中指出，“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特别是1923年4月校刊《新时代》的发刊词鲜明指出：“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选，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其革命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昭然可见。这也就导致了半年后自修大学遭到当政者查封。自修大学的形式主张初期看起来是推行当时流行的平民主义教育运动，籍此从当政者那里获得了办学经费，但它的教育内容已有质的变化，已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救国论的内容。由于其革命主张的办学本质过早曝露，使它只存在2年多的时间，但其影响如惊雷般响彻神州大地。社会名流蔡元培、章太炎、李石曾、陈独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 ，“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湖南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为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干部，如：何叔衡、毛泽民、郭亮、夏羲、夏明翰、陈佑魁、姜梦周、陈昌、罗学瓒等。举办湖南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是党对旧教育实行革命改造的一次实践试验。自修大学遭查封后，随后，毛泽东、李维汉、何叔衡、易礼容、罗宗翰等，于1923年11月又为党在湖南长沙开办了湘江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转入了湘江学校，湘江学校继承了自修大学的革命传统，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培养了300多名优秀农运骨干和革命积极分子。直到一九二七年初，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革命干部，湘江学校才自动停办。全体革命师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象“酒药子”一样，“到各处去发酵”。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始于毛泽东个人理想抱负，在党的指导下实践，是中国共产成立后，自行办学，培育革命干部的首次尝试。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最早的一所系统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星火燎原：发展地方党组织

    为了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冬亲自去衡阳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后来又派张秋人同志到衡阳，以第三师范为据点，建立党和团的组织。一九二二年五月，毛泽东再一次到衡阳，召开党团员会议，并多次找青年干部谈话，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毛泽东还在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的讲演，号召大家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鼓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1921年10月10日，在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有党员10余名。到1922年5月，湖南共产党员发展到30多名。根据中共中央局规定，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到1923年5月，湖南省已建立18个中共支部、小组，培养出大量优秀工人干部，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入党。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湖南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组织，是党发动组织湖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中共湘区委所辖的支部有湖南第一师范、湖南自修大学、湖南商专、岳州铁路工人、安源路矿、省立第一中学、粤汉铁路新河、长沙铁路工人、衡阳三师、株洲转运局、长沙泥木工人、常宁水口山、平江、长沙铅印活版工人、长沙人力车工人、长沙铜官陶业工人、湖南第一纱厂、嘉禾、衡阳新民中学、衡阳省立三中，共计20个，基本都以学校和工厂命名。而到1925年11月前，中共湘区委所辖的特委、地区执行委员会、区委、特支、支部众多。其中，特委有：长沙和湘南2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有:安源、平江、衡阳等6个；特支有嘉禾县等14个；支部有宁乡等6个。中共湘区委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组织的不断壮大，可见一斑。在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湖南省党的组织得到了较大发展，到1925年11月，湖南的党员人数达到了700余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团组织的建设。到1923年上半年，团员人数达790人，全省有长沙、衡阳、常德、衡山、安源等15个县和地区建立了团的组织。这些组织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组织和发动学生、青年的反帝爱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12月25日，毛泽东和湖南党支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劳工会和省学联，发动长沙工人和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1922年5月5日，湖南又根据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社，举办纪念会，到会20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

    十一、掀起湖南工人运动高潮

    中共湘区执委根据中共为了把工人尽快组织起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十分注意建立工人团体。毛泽东就曾大力争取原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湖南劳工会，使其向党组织靠拢。矿山和铁路，是旧中国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从而成为中共湘区委发动工人的重点行业。1921年初冬，毛泽东亲自去了安源，在挖煤工人人的引领下，他穿着短装草鞋，提着矿灯深入矿井，察看煤矿生产及土人餐宿情况，与一丝不挂、浑身煤灰的土人交谈，询问矿上“洋人”如何联合矿长、包土头压榨土人，揭露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封建把头如何剥削压榨工人。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推倒压在头上的大山。 在教工人认字时，毛泽东时常跟工人讲“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断”，“有人说工人生成命苦，‘工’字出不了头，出头就是‘土”’，工人只有死路一条。我看不对，你们看，‘工’字中间一竖，上顶天，下立地，工人是社会的台柱子……”。毛泽东的话使工人们感到非常振奋，许多工人慕名前来听他讲话。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选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了安源大罢工的坚强战斗堡垒。毛泽东还亲自到铁路工人中组织工会。1922年， 8月，又成立了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毛泽东派郭亮到俱乐部任秘书，以加强党对铁路工会的领导。到1923年初，湖南建立了20多个产业工会，又成立行业工会23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万人。为了加强党对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还派得力干部罗学攒、夏明翰、毛泽覃、陈子博、易礼容、彭平之等担任各处基层工会(俱乐部)的秘书。他们在工人中创办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在工人中间发展党团员，各派工会的成立，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1922年的下半年，中共湘区委先后领导和发动了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粤汉铁路武长段、水口山铅锌矿等10余处4万多工人参加的罢工运动。此外，从1921年下半年至1923年春，湖南还有湖南第一纱厂、长沙织造、缝纫、理发、笔业、铅印活版，人力车工人以及株洲转运工人的罢工斗争，均取得较大的胜利。湖南产业工人的大罢工，培养了工人的群体意识，壮大了工人的力量，锻炼和造就了一批优秀工人干部和积极分了，工人中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为全省工人的大联合创造了条件。

    为了加强对粤汉铁路的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8月毛泽东派郭亮到岳州（岳阳）领导工人运动。郭亮到岳州后，组成了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9月6日，粤汉路徐家棚、岳州、长沙、珠萍四处工人俱乐部合成立了全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撤查工贼、增加工资等要求。随后，进行了大罢工。军伐萧耀南派兵强迫工人开车。徐家棚、岳州两站工人卧轨阻挡，遭军队镇压，被捕和打伤达200人。毛泽东及时派何叔衡到武汉联系当地党的组织及工人团体积极响应营救。在湖南、武汉及全国工人支持下，罢工坚持到9月28日，迫使军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并释放被捕工人，罢工取得胜利。

    由于安源路矿产业重要、工人众多而且富于反抗斗争传统，安源路矿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9月初，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安源，考察发动安源工人罢工，了解与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相呼应的可能性。因为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当时不在安源，毛泽东便直接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会议确认，当时工人面临的路矿两局欠薪并图谋封闭工人俱乐部的问题，已经达到非罢工即不能解决的地步，并认为举行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两局全体工人进行罢工。毛泽东要求党支部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夺取胜利，并从安源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在醴陵的李立三，嘱其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接着，又派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少奇来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

    在李立三、刘少奇主持下，党支部遵照 “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领导工人俱乐部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罢工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9月日，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保护俱乐部、发清欠晌等三项最低限度要求，限12日午前答复。并在报纸上发表致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各工团的电报，揭露路矿当局破坏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告之已向当局提出最低限度要求条件，吁请援助。同时，制定斗争纲领和行动方案，决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基本口号，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组织团体三项为目标，据此提出十七项要求条件，拟就罢工宣言，规定行动的步骤。在工人群众中加紧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努力训练俱乐部会员，使之成为罢工斗争的骨干。成立了罢工指挥部，以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并加强工人监察队，确定各处工人监守员，组织工人侦探队。由于工人中参加洪帮的很多，为了保证全体工人团结一致和在罢工期间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李立三面晤洪帮大头目，得到了洪帮、安源绅商的支持。

    经过周密计划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俱乐部在9月14日零时向全体工人发出罢工命令。按规定部署，路局火车房工人于14日2时率先罢工，停开当日的第一次列车，机务处工人当即拉响汽笛，发出罢工信号。3时，矿局工人截断矿井电线，使电车停顿，井下工人即知罢工已经开始，象潮水一般涌出矿井，高呼“罢工！罢工！” 14日午前，除锅炉房、发电机、打风机和抽水机按原定计划照常开工或部分开工外，路矿两局1．3万余工人全面实行大罢工。9月17日下午4时，路矿两局全权代表与俱乐部全权代表李立三开始谈判，地方商绅代表出席调停。经过激烈争辩谈判，直到18日凌晨2时才签订草约13条。18日上午，三方代表按草约正式签订协定。至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9月18日下午，俱乐部在大操坪举行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李立三在会上宣读13条协定，发表演说，然后，1万余工人大游行，绕矿区一周，返回大操坪摄影后解散。当日，俱乐部发表《上工宣言》，路局工人当日复工，矿局工人次日早上4时起全部复工。对于这次罢工及其胜利，刘少奇、朱少连在民国12年8月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曾作如下评述：“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5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在长沙，1922年的9月5日，土木工会终于筹备完毕。当天下午3点，在长沙仓后街中学正式召开土木工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土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李立三等一百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泥木工会成立后，工人们有了党的领导和自己的组织，斗争的声势一天天壮大起来。他们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工会组织，一方面在长沙城内散发“一定要改工资为银元三角四分”的传单，扩大社会活动，以制造舆论。10月初，泥木工会主任任树德等前往毛泽东在长沙清水塘的住处，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毛泽东认为罢工时机已完全成熟，可以提出罢工口号。5日，泥木工会委员会连夜召集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全体罢工。十一天后，各机关、学校、团体、公私住宅、商店都纷纷来信请求泥木工人们复工，表示承认三角四分的工价。于是，泥木工会向长沙县署发出警告说：如果17日不收回成命，他们决定举行游行请愿大会。，10月23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长沙泥木工会发出了游行请愿的命令。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在任树德等带领下，浩浩荡荡向长沙县衙门进发。工人们手挽手，队伍前面打着一面白竹布横幅，上面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另外还举着一面长牌子，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虽然，这一天大雨滂沱，但游行的工人们仍显得精神抖擞。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在长沙各工团工人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支援下，罢工斗争获得了完全胜利。谈判的结果，不仅三角四分一天的工资达到了目的，而且还获得了“营业自由”，从此工人要加工资，政府不得干涉。 代表们回来向工人们传达了胜利的结果，会场上掌声雷动，高呼起“胜利万岁”的口号。长沙泥木工人的这次罢工胜利，鼓舞了长沙地区和全湖南省的工人。

    1922年11月1日，湖南全省各工会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粤汉铁路总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的泥木、理发、笔业、缝纫、人力车工会等30多个团体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并积极开展筹备。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毛泽东被选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为各部正副主任。从此，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一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

    1922年12月5日，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开始举行大罢工。位于湘南的水口山，为中国当时最大铅锌矿。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水口山后，工人们欣然欲动。11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到水口山铅锌矿领导工人运动。11月27日，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成立，并向矿局提出承认俱乐部有权代表工人和增加工资等4项要求，遭到矿局拒绝。12月5日，俱乐部发出罢工宣言，向矿局提出争取工人自由、维护工人利益、改善工人生活的18项条件，并发出请求各界援助的代电和传单。3000多工人开始举行大罢工。消息传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及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声援。矿局采用种种阴谋和强力手段企图挫败工人罢工。省长赵恒惕调来炮兵连，企图镇压罢工工人。俱乐部紧密团结工人，争取军队，向士兵宣传工人罢工目的及工人的痛苦，使士兵保持中立。19日，矿局以谈判为名，邀请蒋先云等人到矿局，阴谋将其杀害。工人闻讯，将矿局团团包围，高呼：不准杀害俱乐部全权代表，不答应罢工条件，决不复工。矿局不得不将蒋等放出。罢工坚持了23天。26日，矿局不得不签字全部承认工人所提条件。27日上午，工人俱乐部召开庆祝大会，罢工胜利结束。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共领导湘区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它的胜利，壮大了当时湖南工人运动的声势。毛泽东在党一大后领导的安源路矿、粤汉铁路、长沙泥木工人和水口山铅锌矿罢工斗争的胜利，把湖南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随后，长沙的铅印、理发、缝纫、织造、笔业、陶器、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也相继取得胜利。这种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对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在无可奈何中哀叹“现在社会潮流，已无五分钟宁静，今后恐怕永无安静之日了”。 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春，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了十几次工人罢工斗争，掀起了湘区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

    结语：毛泽东从1921年8月中旬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到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个湖南党支部，任书记。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纳入中央领导的轨道，贯彻了11月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根据中央《通告》，湖南党支部把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发展文化书社为党组织发展提供思想准备；开办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为组织发展准备干部。二是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提前完成建立长沙区委的任务。1923年初，湖南党员发展到40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3强。三、大力发展工人运动，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模范。四、认真发展青年团，成为全国青运的一面旗帜。毛泽东湘区贯彻中央《通告》取得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特别注意。在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马林的在写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工作报告中也说：《向导》周报的销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长沙小组最好，那里的团员人数230”；说道经费时，“只有在湖南，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组织，那里大约有一半开支靠当地财源，一直在争取自给。”中共三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共产国际代表提议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张国焘依然不同意党内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体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 1923年，毛泽东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李维汉任中共湘区委书记。五年在历史长河中弹指挥手间，而青年毛泽东的这五年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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