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不是长征的长征
在红25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片面地认为,只要主力一走,就可以对鄂豫皖边区“砍尽山上树,挖绝红军根”,哪知道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红28军的崛起,让国民党大为惊恐,紧急调派6个团另加5个营的兵力,从西北、东北、正南三面合围红28军,梦想趁红28军初建、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其剿灭。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28军转战皖西,粉碎了敌人3个月的“清剿”。
红28军从重建时开始,就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因为当时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已开始了长征,只留下高敬亭一个省委常委,而皖西北道委的干部也部分随军西进了。1935年5月,高敬亭决定主力部队离开皖西,西进桐柏山,北向陕南,试图与红25军会合。
5月9日拂晓,红28军告别生死与共的皖西人民,从黄尾河镇悄然出发,踏上了艰苦跋涉的西征路,经六安、霍邱、固始等县向西北疾进,接着西进桐柏山,往返平汉铁路,虽没能找到红25军,但迫使敌人继续实施的两个月“清剿”计划宣告破产。
紧接着红28军为了摆脱和牵制敌人,再一次东返大别山,转战鄂豫皖,几乎是天天行军、天天打仗,有时甚至是一日数战。
红28军转战于鄂豫皖3省45个县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4次大规模“清剿”, 以不足2000人的兵力牵制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和10余个地方保安团,行程1400多公里,彻底粉碎了敌人消灭根据地红军的狂妄企图,也确保了大别山区的革命红旗高高飘扬、始终不倒。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朱国栋同志在个人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红28军的革命功绩:“这次半途而返的长征之路,虽然未能达到寻找红二十五军,联系上级的目的,但部队受到一次很大的锻炼。实践证明,红二十八军是一支能打得赢,拖不垮,打不烂的军队;这次西进活动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为我军回师鄂豫皖边区,坚持大别山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胜利基础。”
十、抗日杀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遵照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4支队,整编为七、八、九3个步兵团和1个手枪团,奔赴皖中抗日战场。1938年1月起,朱国栋先后担任七团政治处宣传员、团直属机关支部书记、总支副书记。
当时朱国栋所在部队,所能获得的武器弹药和军饷少得可怜,每人平均只有4枚手榴弹,还有少得可怜的子弹。 9月的一天,高敬亭派朱国栋和另一位教导员去侦察地形时发现,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的运输汽车经常出入安庆至桐城公路一带,当时日军正准备攻打武汉,这条公路是敌人向中南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
部队当即决定在安庆棋盘岭附近一处小山岗上设伏。上午8时左右,日军的运输卡车从安庆方向开了过来,当第二辆车驶进伏击圈后,憋了很久的战友们兴奋不已,连续投掷手榴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由于事发突然,日军的车队乱成一团,很快倒下一片,其余的一边乱开枪,一边退到后山准备负隅顽抗。战士们的子弹和手榴弹很快用完了,大家就乘势冲了下去,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朱国栋冲到一辆卡车旁,发现一个鬼子正隐藏在车下方准备打“暗枪”。他立即推上最后一粒子弹,对着敌人就是一枪,鬼子当场毙命后,朱国栋收获一把步枪、两盒子弹。这次战斗,部队一共炸毁日军50多辆卡车,毙敌70余人,还缴获三八式步枪30多支、子弹1000多发,另有一大批毛毯、大衣、防毒面具等军用物资。
此后,朱国栋的部队共进行过大小战斗70多次,开辟了皖北抗日根据地。到了1939年,部队挺进皖东,进入新的抗日战场。
谈到这些经历,我曾经当面说:“朱老,您真了不起!经历了那么多战斗,立了那么多的功劳!真的是不容易!”
朱老只是淡然一笑:“其实参加战斗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困难,战斗也需要智慧,在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中,要不断地实施运动战,这样才会有生存的可能,你哪怕是在某个地方多停留一秒,下一颗子弹就打过来了。看着一个个战友倒下,我只要能够多活一天,我就要用全部的热血和生命,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即使我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同志们继续冲上去。我们加入部队的时候,有的是单纯的凭着一腔热血,有的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吃的喝的,有的像我这样因为父母家庭的仇恨等等,但最后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我坚信,在这种思想鼓舞下,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十一、关心下一代
只要胸怀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解放后,朱国栋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1962年3月起,朱国栋担任长沙铁道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
放下了枪杆,拿起了笔杆。对于一生戎马,只是断断续续上过几年私塾的朱国栋来说,虽然他一直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也会读书看报,但现在要去做一所大学工作,面对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朱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很快进入角色岗位。他说:“我自己没读过什么书,所以我希望努力让更多的人好好读书、读更多的书!”
面对大学工作中的许多困难。朱老说:“那时候,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多方求助,向别人学习请教,经常泡在书堆中,常常一直到深夜。做好大学工作,是我新时期的一场战斗,我必须打赢。我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不能丢了家乡人的脸,更不能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和重托。”
在21年的院党委书记岗位上,他带领党委班子,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为加快我国铁路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工程技术人才。
十年动乱时期,在他和全院教职工的努力下仍然为国家培养了2000名毕业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较早地恢复招生和教学工作,尽力挽回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领导全院教职工,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创新,理顺内外关系,发展横向联系,讲求办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把学院办成面向铁路现代化建设、以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铁路高等学校,为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1月,朱国栋同志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但他依然闲不下来,一直致力于关心教育下一代工作。他明确表示:“人离休了,思想不能退步,对党的信念不能减退。要经常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尽力做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坚持锻炼身体,力争身心健康,少给组织和同志们添麻烦。”
他满腔热情地关心青少年的教育与成长,创办和推动了原长沙铁道学院关心下一代事业,积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为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献计献策。担任原长沙铁道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中南大学铁道学院老战士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南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荣誉主任。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不辞辛劳,不要报酬,积极组建院、系两级关工委。他77岁高龄时,仍然坚持每天上午上班,亲自撰写关工委工作计划和调研报告。他长年坚持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作报告,给青少年讲革命故事。2005年当选为中南大学首届党代会代表。
十二、关爱老区孩子
也许是长期担任过教育工作,因此朱老对家乡的教育更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他每次回到家乡,总要到中、小学去看一看,深入到孩子们中间,给同学们讲讲故事,和大家一起开开心心享受一份短暂的温馨时光,想方设法为孩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92年,朱老看到家乡梓树村小学还没有用上电,他多方筹集和争取资金1.5万元,为梓树村安装了变压器,为学校送来了光明,让孩子们告别了松节油和煤油灯时代。
2003年秋,朱老没有向省、市、县任何人打招呼,专门回到家乡沙河乡梓树小学,与这里的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两天的悠闲时光。白天,他和孩子们一起开心学习、活动,讲革命传统故事,鼓励大家好好学习,不负大好春光,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晚上,朱老和我们围坐于吊锅宴旁,喝着家乡的小吊酒,他谈笑风生,兴之所至,说起人生的经历和革命征程,那些艰难险阻,那些生死苦难,在他心里尽皆过眼云烟,纵使风生水起,亦是波澜不惊。朱老还轻抚着我儿子的头说:“我们是老乡呢。不过我现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里工作。长沙是毛泽东主席早年读书和参加革命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好的大学,希望你将来可以去那里上学。”儿子牵着朱老的手,懵懵懂懂地开心不已。后来,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长大了,也要做毛主席那样的人,有知识,有本领,做大事!”如今,不知是心志使然,还是命运安排,儿子竟然真的生活学习在中南大学!这也是我坚定写下这些文字的一个重要理由。
2004年秋季开学前夕,家乡的梓树小学收到了从新加坡辗转寄来的5000元人民币汇款,汇款人却是长沙铁道学院的朱国栋老人。原来,细心的朱老听说家乡中、小学正在进行危房改造,朱老一时拿不出钱来,就赶紧打电话给远在新加坡某中学任教的女儿,让她为自己代交了这笔捐款。因为担心其他币种在老家不好用,他一再嘱咐女儿要寄人民币来,后来还专门打电话给梓树小学的负责人,问收到钱没有,到底是不是人民币。那份关切之情,让人觉得非常贴心而温暖。
十三、关注家乡发展
浓厚的家乡情结,一直在朱老的心头萦绕。即使自己能力有限,也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朱老总是这样想。
1983年,朱老回到家乡,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带来的可喜变化和金寨贫困的现状后,他总是夜不能寐,心情十分沉重。革命胜利30多年,金寨却依然如此落后。他当即联络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原北京军区副政委陈祥、原交通部副部长汪少川等6位同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详细陈述金寨的贫困实际情况,并表达了曾经转战在大别山区,尤其是坚守在这里的红28军战士,希望中央加大支持力度,回报老区人民的强烈愿望。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批示,安徽省委、省政府经过深入调研,对金寨县制订了9项具体扶贫措施,有力加快了金寨扶贫攻坚步伐。这一次的联名写信,后来被誉为“将军上书”,在当时传为美谈。
1987年,为解决家乡沙河乡的电力供应和农田灌溉,他除了积极组织专家对该乡修建龙潭河水库进行论证外,还与同属金寨沙河籍的老红军、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竞一起,多次向安徽省委、省政府争取支持。两人因为这件事情联络沙河乡人民政府的信件就有10余封。1998年,我在沙河乡政府办公室工作,在整理过往档案时有幸得见,朱老那略带行楷的字迹,让我记忆犹新。后来随着乡政府迁址,档案室搬迁,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知现在是否保存完好。
1999年5月,朱老再一次回到家乡沙河,当时,沙河乡是有名的“全国灵芝第一乡”,扶贫开发也在全县争先进位,倍受赞誉。在与沙河乡党委、政府及乡直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中,朱老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很认真地说:“在发展种植、养殖业中,为提高效益,群众往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这些对人体有害,要多施农家肥,沙河乡是灵芝生产大乡,更要注意这一点;现在都在搞扶贫,但不能只是送钱送物,贫困户往往是吃光花光,结果年年扶贫年年贫,要多找项目,送技术,送本领,扶贫的最终目的是让贫困户能自力更生,发家致富;发展经济也好,引进资金办企业也好,一定要注意资源的合理利用,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不能吃子孙饭。”现在看起来,这些朴实的话语,依然让人振聋发聩,确实是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2009年5月,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金寨县举行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91岁的朱老应邀参加活动,他不顾高龄体弱,坚持参加了纪念大会、座谈会等系列活动,并捐赠家乡2万元启动红军纪念碑建设。朱老在大会发言中感慨万千地说:“我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有幸参加今天的纪念大会,心情非常激动,心中感慨万千。此时此刻,我怀念领导并参加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怀念光荣牺牲的红军老战友!红军战士建立起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十四、遗愿得偿
建国后,朱国栋同志长期在铁道部门工作,为了家乡发展,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一次利用职务之便,他专门向铁道部建言,提出发展金寨的铁路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朱老坚持亲自向铁道部刘志军部长写信,希望通往家乡金寨的高铁建设能够为革命老区的人民谋取更多的福祉。
同时,他还对家人说,他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的家乡金寨,所有的人民能够过上幸福富裕的日子。等条件好了,在老家梓树村,选一道小小的山梁,在那里建一个红军纪念园,不是要求给谁去树碑立传,而是希望从山里走出去的红军英魂,有一个聚集和皈依的圣地,也能够教育和影响更多的后辈,让他们传承家风、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和平幸福的日子。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金寨的红色基因,受到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高度评价,红遍鄂豫皖,辐射全中国!
如今,金寨的发展日新月异,脱贫攻坚加快发展,不仅是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民用机场也在规划实施之列,就连朱老那个小小的愿望,梓树红军纪念园项目也在加快实施之中。红色家风在金寨大地上广泛传扬,广大人民群众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如果朱老在天有灵,是否会欣慰而爽朗地笑出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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