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吴溉之同志诞辰120周年。
他在战争年代,舍生忘死,英勇善战。他在和平时期,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他领导创建人民空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他是新中国司法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让我们一起缅怀他的革命一生!
吴溉之(1898年3月19日-1968年7月2日)
1927年7月6日左右,有好多工农武装编到二十军来。当时,贺龙同志高兴极了,他对好多人说过这类的话:“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但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共产党给我们补充,工农同志愿编到我这里来。”
为了顿整和加强我连,贺龙同志把第二排和第三排的老排长都撤换了,新的二排排长是吴溉之同志。是中共党员。他来后,对巩固部队有很大好处,对我也有很多帮助。
参见黄霖《南昌起义亲历记》一文
“暴动了!”“爆发了!”“反水了!”群众传说不一,轰动了四街八巷,传遍了东西南北四乡。这就是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著名的平江起义的日子。
起义以后,平江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单是赤卫军全县就有五个大队的组织,枪械齐全,这些大队人数比现在的营小,比连又大两倍。在这些部队中,彭德怀同志派了许多下级军官当军事教官,这样大力扶持的结果,使这些部队都有了相当强的战斗力。这几支队伍,在以后红五军第一次回到平江边境的时候,统由武涛(即吴溉之)、朱平两同志率领,加入主力红军去了。
参见钟期光《平江起义前后》一文
红军时期吴溉之(右一)
1929年9月2日,在平江芦头召开的湘鄂赣边境特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决定彭、滕部与黄公略部合编。部队番号仍称红五军,由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邓萍任参谋长。全军有三千一百人左右。下辖五个纵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个训练大队。一纵队司令孔荷宠,二纵队司令李实行、三纵队司令吴溉之、四纵队司令郭炳生、五纵队司令李灿。
合编后,一、二、三纵队活动在湘鄂赣边的平修通(城)地区,浏万萍(乡)地区、铜宜(丰)地区; 四纵队被派往湘赣苏区,五纵队奉令赴鄂东南开辟新区。
参见马继善《黄公略将军传》一文
1937年吴溉之在陕北
1930年9月,部队又从芦溪来到宣风。这时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我们5军1师的师长是李实行、政委是吴溉之。吴政委还兼任政治部主任……
10月初,更使我终生不忘的是,这里是我政治生命的新起点。一天,吴溉之政委和张凯秘书找我谈话,认为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准备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70多年过去了,入党宣誓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印在脑海里。回想那时,虽然不懂得多少革命理论,但朴素的阶级感情,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决心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很明确,意志也很坚定。70多年来,我也一直努力实践着自己的入党誓言。
对于两位入党介绍人,我也一直铭记着。
参见《张震回忆录》一文
1938年在延安,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部分同志的合影,吴溉之(二排左六)
江华的秘书曾经向江华提过一个问题:“您参加革命几十年,什么时候最苦?”江华不假思索地吐出两个字:“长征。”
长征开始的时候,在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的江华,是一个背着“处分”而被监管的人。
江华犯“错误”是在长征前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
广昌战役失利后,“左”倾错误领导者却要追究红军指挥员的责任。江华因对“两条道路决战”的提法及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批判。在军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江华被罗列了三条罪名:一是右倾,对战争动摇;二是团结干部不够;三是工作不深入,官僚主义,造成全师有61个逃兵。最后,江华被撤销五师政治部主任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江华被送往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监管。江华人到了后方,心却留在前方,虽然受到不明不白的错误处分,但他最为担心的还是当时的战局。对于强加给自己的错误,江华认真地进行了思考,他不知道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他自认为参加革命以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的事情,他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想到这些,他觉得心里坦坦荡荡。
1934年10月14日,被监管的江华随着红三军团开始了长征。由于患疟疾刚愈,江华身体虚弱,他背着一床毯子,一个干粮袋,一个挂包和一把雨伞,步履艰难地走在队伍里。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跟上部队,跟上革命,就是胜利。
11月23日,随军团部行动的军事裁判所到达宁远县境宿营。这里,距离江华的老家江华县鹧鸪塘村不过百里的路程。第二天一早,军团组织部部长兼军事裁判所所长吴溉之过来看江华。吴溉之和江华是老相识了,一见到江华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昨晚做了个梦。”
“梦见又回根据地了?”
“不,我梦见你开小差回家了。”
“所长同志,你放心吧,我不会开小差的,就是死,也不离开部队。”
吴溉之笑了笑就离去了。江华的心情却难以平静。自1926年以后,他已将近9年没有回过家了,家里人一直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此时,他何尝不想回家去看看父母呢?然而,他想到,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跑回了家,还有少数人当了叛徒。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中,他都没有离开革命,没有回家。现在叫他走,他也不会走的。离开党,离开红军,就没有出路。他暗自对自己说:我是出来革命的,革命不成功,无颜见家乡父老。
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一文
抗日战争时期,吴溉之(左一)
前次我因为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我又不肯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同志曾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
参见《黄克诚自述》一文
解放战争初期的吴溉之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军政大学,吴溉之与何长工(右)
解放战争时期,徐文烈(左二)、潘朔端(左三)、吴溉之(左五)
吴溉之、何长工、徐文烈等陪同东北民主同盟军军长潘朔端视察东北军政大学
东北军政大学学员向校首长献旗,吴溉之(中)
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听取了刘亚楼的汇报后,为了贯彻落实办校方针,加强航校领导,于1947年9月对航校领导班子做了一次重大调整:任命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常乾坤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治委员,薛少卿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以吴溉之为书记的中共航校党委临时委员会。同时组建了两个飞行大队,对航校处、大队一级的组织机构亦做了调整。
参见钟兆云《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一文
1949年航校随四野大军南下于山海关,常乾坤(左)与吴溉之
吴溉之在东北与儿女合影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订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按照这一规定,新中国成立后,采取果断措施彻底废除旧法统,开始新的司法建设。而组建最高人民法院便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10月1日,毛泽东发表公告,任命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吴溉之、张志让为副院长,陈绍禹等十余人为委员。
参见王颖《吴溉之在最高人民法院履职的五年》一文
1952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在北京中山公园组织临时法庭公审贪污犯。沈钧儒(左二)亲任审判长,法院副院长吴溉之(左一)任审判员
李济深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已古稀之年,第一次看到中国打败美国,第一次看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变成现实,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廉政建设如此彻底。李济深的一席话说出了民主党派人士的心里话,表达了当时各族人民的普遍心情。
参见陈延武《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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