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笔者参加设在井冈山的江西干部学院湖南省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习，此间，我利用休息时间去参观了井冈山雕塑园。这是一处我思慕已久的景点，因为这里安坐了19位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的塑像，其中就有我的老外公（即父亲的外公）蔡协民烈士。我在老外公塑像旁留影时，给我拍照的随行同学惊讶地告诉我，说我的气质和样貌与塑像竟十分相似，于是，我对随行同学解释说：这尊塑像，创作人员主要是参照我老外公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来进行创作设计的，因此我与塑像有几分相似自在情理之中。而老外公生前留下的这张唯一照片，其背后更是还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却又催人泪下的革命故事，我父亲——蔡协民烈士传记文学《一代雄才》作者，也是烈士的亲外孙刘镇江先生曾详细地给我讲解过这张照片和发生在照片背后的故事，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作者在蔡协民烈士塑像旁留影）

    题图上的这张照片是1932年1月我的老外公（以下称蔡协民）在福州拍摄的，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是一份极其难得的党史文献资料。照片左边坐着的是著名的女革命家曾志；右边站立，身材修长著长衫的儒雅男子就是她的丈夫，此前不久被撤职的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后在1934年7月牺牲于福建漳州的红军名将蔡协民；蔡协民怀里抱着的婴儿便是他俩出生才65天的儿子。 

（蔡协民烈士与夫人曾志福州合影）

    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29年7月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蔡协民携妻子曾志由军队转入福建地方斗争。1931年5月由于叛徒告密，中共福建地下省委绝大多数领导同志被捕牺牲，组织工作完全陷入瘫痪，在此紧要关头，机智躲过一劫的省军委书记蔡协民临危受命，勇挑重担，组建临时省委开展工作，营救被捕的同志、转移尚未暴露的战友，这样才把党的损失降至最低。193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暂不在福建恢复省委，省委的权力将由新设立的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来行使，调临时省委书记蔡协民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负责领导闽东和闽北的党组织和革命运动。蔡协民到任后一改过去该地区死气沉沉的工作局面，城区工人运动、郊区农民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便逐步开展起来了。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蔡协民和曾志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了。

    孩子出生一个月后就很是听话，见人就笑，长得又结实，非常可爱。蔡协民农民出身，对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赞赏牛的品格，希望儿子将来长大后能够有牛的精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此，给儿子取名“铁牛”。（说来也巧，三十二年后，蔡协民烈士与元配严文生的孙子蔡接谋出生，其姐蔡淑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也为弟弟取一小名“铁牛”，这样蔡家出现了叔侄同名的现象，想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缘分。）

    曾志产后一周便强撑着开始工作，没有过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小铁牛仿佛一出世就很懂事，知道自己的双亲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照顾他，于是，成天一个人躺在摇篮里自个儿找乐子玩，不时还发出“咯咯”的笑声，并且还知道定时拉屎尿尿，很少弄脏尿布，这样也就减轻了母亲的劳累。蔡协民工作特别忙，很少待在家里，外出回来，抢着抱抱儿子，分享着难得的天伦之乐。

    但是好景不长， 1931年初，闽西发生了肃“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从此，党内路线斗争的风波开始困扰着蔡协民夫妇。这场后来被认定为历史悲剧的所谓“肃反”运动祸起于红新十二军召开的的一次大会，这次大会是为了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在会上呼喊口号时，有人呼喊出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其实这对于一些缺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识的青年军人来说并不足为怪，可这些偏偏却引起了当时红军和党内一部分领导的惊恐，认为苏区一定有一个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派别在潜伏着，他们不做实际调查，立即逮捕了这些呼口号的青年军人，经过严刑拷打，威逼诱供后，这些青年军人招认了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分子，于是苏区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肃反”运动，香港的地下党交通站更是火上浇油，向中央报告说福建省委与交通站尽是“社会民主党”分子，于是“肃反”进一步扩大化，弄得整个闽西苏区人人自危，红色恐怖，叫人不寒而栗，这场运动最终致使我党大批的党政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惨遭杀身之祸。

    军内如此，那么在党内，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取代了李立三的领导地位，王明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更“左”的观点，比李立三走得更远。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央派出许多代表巡视各地，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对怀疑、不满或不支持他们的人，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以致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污蔑和伤害。1931年7月底至8月初,来福州检查中心市委工作的中央巡视员姚仲云曾就肃“社会民主党”问题找福州中心市委蔡协民、邓子恢、曾志等人谈话,这次谈话很明显是在作立场试探，然而，为了党的利益，性格直爽的蔡协民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闽西党组织内一些领导同志在“肃反”运动中工作方法粗暴、轻率、简单，甚至是为了排除异己而公报私仇，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无情的迫害和残杀的极端行为进行了抨击，这样也就得罪了从中央来的“钦差大臣”，在这种情况下，蔡协民很快就被圈定成了“立场倾斜，有社党之嫌”的对象。1932年1月，在中央巡视员姚仲云的主持下，福州中心市委被改组，蔡协民被撤职，改任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曾志同时也被调到厦门市委任市委秘书，另调厦门市委巡视员陶铸前来担任书记，

    为留下一个永远的纪念，在离开这块自己战斗过的、洒下了无数汗水的土地之前，蔡协民带着一家三口来到照相馆拍下了张照片。

    1932年1月25日，蔡协民一家从福州来到了厦门，刚一安顿下来，随即就把这张照片寄回了老家，以慰父母，他还在照片的背面给父母写了几行字。        

    父母大人：我的躯体还留存着，假若你们还存在，对我的存亡不要忧虑啊！空前的水灾，不用说你们现在处于窘迫的境地，我总远在数千里，又几年虽难得和你们通讯，你们饥饿流离的悲惨状况深深刺激到我心的深处，但爱莫能助，大家抱定自己救自己的决心吧！只有这样。这张相片是十天前在福州照的一张近影。手上抱的是我六十五天的飘泊儿，于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午前八时五分生于福州，旁边坐的是产中失调、身负微恙的昭学（即曾志，笔者注）。特奉此照片，慰我父母。祝大人健康，我是好的。1932年1月25日于厦门。

（照片背面蔡协民烈士手迹）

    蔡协民原打算到厦门中心市委报到后便让曾志请一段时间的假，把小铁牛送回湖南宜章外婆家带养的，但就在他们一家到厦门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王海萍和几位同志一起到旅店来看望他们，就厦门的形势和市委的工作情况王海萍向蔡协民夫妇只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于是就开始心事重重地向两位新调来的战友诉苦，告诉他俩“市委已经揭不开锅了，同志们正在挨饿”，可见当时市委的经济状况是何等的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