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7日,从徐州前线回到武汉的战地记者受到新华日报社的热烈欢迎：前排中为黄薇，右1为范长江，右3为陆诒；中排右3为潘梓年，右5为陈绍禹（王明）；后排右3为徐迈进，右6为秦邦宪（博古），右7为吴玉章，右8为章汉夫。

    我的父亲陆诒，是《新华日报》特派记者，1938年2月至5月被派往第五战区采访战地新闻。那一年的五月下旬，他从徐州突围回到了报社。向报社的领导，博古同志汇报了突围经过。博古同志说：“徐州失守，大家都为你担心，两天前，遇到范长江同志，他说你们是分道随军突围的，他也为你焦急，现在你安然回来了，真叫人高兴！这次报社应该请一次客，慰劳慰劳，提高情绪。”

    这是一次不平凡的“请客”。1938年5月27日，《新华日报》报社在汉口普海春西菜社，举行盛大宴会，不仅请我父亲，而且还请了从徐州突围归来的各报战地记者，也邀请了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武汉日报》和《大公报》的负责人参加。作为东道主，《新华日报》报社的董事会成员以及编委成员都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我父亲陆诒在1985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战地萍踪》一书中，专门以“《新华日报》慰问战地记者“为题，追述了这一次不平凡的“请客”。当然，在这本书的首页，首次向外界展示了“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的这张照片。

    （附件1，《战地萍踪》首页的照片）

战地萍踪首页照片

    此后，这张照片广为被各个抗战纪念馆作为历史事件展出。

    2013年4月8日，我到山东台儿庄参加，“台儿庄大战七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在参观《李宗仁史料馆》的最后部分时，发现这张照片在那里陈列。

    （附件2,陆良年在《李宗仁史料馆》发现这张有他父亲陆诒的照片）

陆良年在《李宗仁史料馆》发现这张有他父亲陆诒的照片

    2014年4月，我到武汉搜寻“青记史料”时，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参观时，也发现了这张合影照片。

    （附件3，陆良年在武汉抗战陈列馆也看到了有父亲陆诒的照片。）

陆良年在武汉抗战陈列馆也看到了有父亲陆诒的照片

    现在，在网络上这张照片更为广泛流传。其源头，还要算是由我父亲保存了这张照片的底片。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在一张牛皮纸信封内，珍藏了一张底片。在信封上有我父亲亲笔写的标题。

    （附件4,我父亲亲笔标题的牛皮纸信封的照片）

合影底片的信封

    照片的底片，经过我扫描，还能看出原来的面貌。不仅是底片，我父亲还为照片写了说明，列出了照片里的人物的名单和当时他们的职务。

    （附件5,照片说明文手稿的照片）

合影的说明文

    为了了解更多的史实，我到上海图书馆翻阅了已是非常陈旧破损的《新华日报》1938年上半年的合订本。在这一期的5月28日的第二版第三版上找到了当年题为“本报昨招待战地记者誌盛”的本报特讯。这篇特讯详实地报道了这次招待会的详情。

    （附件6,《新华日报》1938年5月28日第二版全版照片）

新华日报1938年5月28日第二版全版

    报道文章开门见山地道出了这次招待会的目的，是“籍表欢迎慰劳之意”。并且报道了出席这次招待会人员有：“新加坡《星中日报》胡守愚先生、黄薇女士、暹罗《华侨日报》蔡学余先生、华侨记者纪志文先生、《大公报》长江及高元礼先生、《扫荡报》张剑心先生、《武汉日报》周海萍先生、《时事新报》宗祺仁先生，新从上海来汉之胡愈之先生、《救亡日报》陈北欧先生、《中央社》石家驹先生、《全民社》勾适生先生、《良友社》俞创硕先生、《中国摄影社》马伯超先生、《新生画报》顾廷鹏先生，此外有黄霈先生及中共领导人陈绍禹（王明）、秦博古、凯丰、吴玉章四先生，本报有潘梓年、吴克坚、陆詒、章汉夫、吴敏、张启程、徐迈进等先生出席。”共计有二十九人参加招待会。

    (附件7,参会人员签名的照片)

5月27日新华日报欢迎会来宾的签名

周恩来同志因故未能参加新华日报的欢迎会，此为他给范长江写的亲笔信

1937年，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创始人之一、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在台儿庄战役中，范长江（右1），陆诒（右4）与关麟征军长（右）合影

1938年5月,黄薇身着戎装在徐州战区采访

黄薇与陆诒两位曾在抗日前线出生入死的老记者亲切交谈

萧克将军为黄薇的《回到抗战中的祖国》一书题字

    他们围坐在一张长形的餐桌上，济济一堂。首先由《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这次招待会的主席，致欢迎词。接着由《新华日报》编委领导人吴克坚代表报社致慰问词。他表示对于徐州突围时，不仅对于本报特派记者陆诒的安全担心，还对其他各报的记者们的安全也担心。现在见到你们安全地返回汉口，由衷地高兴。 他指出：“第二期抗战在各方面均有许多进步，这固然是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同时各报记者把前方情形忠实的报道给后方，把后方民众的救亡工作传达到前方。鼓励了前后方军民抗战的热忱，坚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各位是尽了很大的努力，诸君在前方看见许多的实际问题，当不限报纸上所发表的，如我军抗战许多英勇事迹，如民众的动员和组织不够深入，军民的关系还不够密切，民众疾苦，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还有种种困难，所有这些问题都希望诸君写些报告发表出来，这不仅是国人的希望，而且对于地方行政当局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此次诸君在前方的工作中表现出空前团结。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种互助团结的精神，不仅是新闻事业取得胜利的保障，而且是民族解放胜利的保障。现在我举杯庆祝诸君的健康和新的胜利。”这段热情洋溢的发言，引起大家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这次慰问对象，战地记者们的发言了。

    首先由华侨报纸《星中日报》记者胡守愚先生发言。他谈了三点前线归来的感想，也就是三“不”，一，是动员民众工作不够，二、是谍报工作不够，三、是前线给养不够。希望大家从徐州战役中吸取教训，竭力改进。

    《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发言中讲到，过去各个报社只是对他们自己派出的记者进行慰问的，没有一个报馆会对我们举行全体慰劳的。“今天《新华日报》不仅慰劳他的记者陆詒先生，而且慰劳我们大家，使我们非常兴奋和感谢。今天下午青年记者学会对于我们全体举行慰劳，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新闻界由狭隘的活动变成广泛的职业的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还报告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第五战区成立分会的事迹。表扬了华侨记者在战地的出色表现。特别是华侨女记者黄薇，当徐州危急时候还是不顾个人安危，想留在徐州继续采访战地新闻。同时，他还希望当局能够帮助战地记者解决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困难，以便使战地新闻工作做得更好。

    作为胡守愚的同事，女记者黄薇也报告了她跟军队离开徐州市，从士兵的谈话中所觉察到的几点：一、一般士兵都很了解保国卫民的责任、二、民众缺乏组织，对民众的宣传也不够，以致军民的关系，还不够好，三、人民生活太苦。现在虽不能彻底改善人民生活，但人民生活问题非加以注意不可，卫民要教育和组织民众，使他们明了国民的责任，不致为敌人所利用。

    我的父亲，《新华日报》特派记者陆诒，在发言中追忆，当时在徐州采访战地新闻的记者，曾达到五十多人，有个军事长官曾开玩笑对他说，你们新闻记者可以编成一个排，去守一座碉堡了。这群来自不同报社的记者，虽然人数这么多，但是精神非常团结。他在工作中得到了《大公报》《扫荡报》《武汉日报》《时事新报》《学报》以及华侨记者团的帮助。所以非常感激他们。在徐州突围的过程中得到军队的帮助。“在行军的时候，他们总让我们走在部队的中间，当我们走得疲倦时，他们还把马给我们骑，因此我想应当随时随地安慰他们，要把报纸迅速的大量带到前方，同时前方弟兄们是很辛苦的，他们只有一双鞋，有许多是赤足的，我们后方从事新闻的朋友们，要随时帮助他们”他在发言中最后呼吁。

    胡愈之先生来自沦陷区上海的“孤岛”，也是一位“战地”记者。他向大家介绍了在上海沦陷区的抗日爱国新闻工作者的现况。“自从我国军队从上海撤退以后，各大报纸因不愿受日方检查而自动停刊的颇多，继续出版的受检查的洋商报却销路很好，《大美报》《华美报》两报的销路从二万增到四五万份。可是他们为维持中立态度起见，没有评论和副刊，不能满足上海市民的要求。不久出来《文汇报》有很痛快的评论，因此销路很好，一跃而为第一位。跟着又有《导报》及《文汇报》二家洋商的出版，都有评论和副刊，《大美报》《华美报》为竞争起见，闻后，也都刊载了评论。这些评论，听说都由几个优秀的青年记者撰写。所以现在上的新闻界倒可以说真正统一起来。
有张汉奸报叫《新申报》，虽然广告到处贴得很多，但谁都找不到《新申报》的馆址，买不到《新申报》。开始的时候，有该报的报贩在街上叫卖《新申报》，被其他报贩打死了，因此无人敢在卖《新申报》。现在它只雇佣流氓把报纸夹在洋商报纸里，偷偷地分送各商店。这可见汉奸的言论，害怕公开发卖，所以上海的新闻事业，只要努力，还是可以进行，希望大家予以帮助。”

    出席招待会的每一位，都被这些在沦陷区坚持抗日爱国新闻工作的同业们的事迹所感动，胡愈之发言结束时，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扫荡报》的战地记者张剑心，在第五战区一直工作了四个月，他有三点感想：“第一、我们的军事在战略战术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政治上的进步不够；第二、军民的合作不够；第三、那里的动员委员会的工作，还有许多不切实际，这是有待舆论上的不断的鼓吹的。”

    《武汉日报》的战地记者周海萍，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时就到了第五战区。对于第五战区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追述，他在前线见到了死守卢沟桥的吉星文将军。他说：“他的英勇奋发的精神，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在工作中，有时记得异常疲倦，有时饿着肚子，但我们的精神是饱满的。”

    《新华日报》董事会的董事长陈绍禹先生（王明，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人）最后作了发言（附11，陈绍禹先生发言）。他的发言赢得了全体人员阵阵掌声，使这次招待会延续到近下午三点钟，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也要在下午三点在同一地点举行学会自己举办的慰劳从前线归来的会友们的慰劳会。

    陈绍禹发言中，首先向大家打招呼，说本来周恩来先生也要来参加这次招待会的，后来因为临时有事，不能来慰劳大家了。而且，他和秦邦宪、吴玉章三个人也因为有事而迟到了，漏听了前几位的发言。

    接下来，他说：“刚才长江先生说：新华日报不仅慰劳自己的记者陆詒先生，而且招待国内和侨胞的一切从战区返汉的记者，这是料想不到的事情，这开了报界一个新纪元。我想，这件事在现在环境下是很普通的和应有的现象。我们中国人现在正在反对一个敌人——日寇而共同努力，正在为达到一个目的——创造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崭新的从前所没有的现象。在新的时代中，全国的同袍们都应该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无分彼此，何况负有振兴舆论的记者们呢！当然，我说大家不分彼此，并不是说记者们不应在共同奋斗目标下有工作上友谊的竞赛，譬如说，记者们大家争着表现谁写得最好，谁最会反映前线军民英勇抗战的情形，谁最能影响社会的舆论等等。相反的，我恰以为凡事只有在共同奋斗目标下发扬个人和各方面应有的工作上的竞赛，才能更加推动整个事业前进，才能达到和加速整个事业的胜利。”

    陈绍禹先生分析了战地记者的工作特性，他说：“在我国战地做新闻记者工作，是一种很特殊困难的任务。因为战区的辽阔，交通的不便，敌我阵地的交错，民众组织的不健全，单身奔走战地工作的记者，不仅时时有被敌人危害的危险，而且有时可以有被土匪流氓危害的危险。所以这种工作，也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和决心。这种决心和勇气与大规模活动的正规军队不同的，大规模军队的战士是进行着集体的活动，而战地记者们却多半进行着个别的活动，这种个别活动时的勇气和决心，我想有两种人的工作或可以与战地记者们的工作相比：一种是航空队员，他们单独飞行或凌空战斗，都需要特殊个性的决心和勇气，另一种是秘密条件下工作的革命党员，他们处在敌人的重重监视和压迫下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各自奋斗着，也要有特殊的个性的决心和勇气。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各位战地记者当作具有英勇的航空队员，和秘密条件下工作的革命党员的勇气和决心一样的战士来欢迎。”

    他还特别表扬了在沦陷区上海坚持抗日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们，以及远涉重洋归国参加抗日的华侨记者们和黄薇女士。他说：“日本人污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说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团结的民族。各位侨胞记者，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来参加抗战工作，又一次证明我们中国人，无论到什么天涯地角，都关心着自己的祖国，都热念着自己的民族，证明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民族。团结起来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还说黄薇是“……正是这千万新的女英雄中间的一个。”

    他还向记者们提出了几点希望：“希望你们能把战地所见的一切现象，都忠实地介绍给全国同胞。譬如说：民众们热烈地希望了解我军将士的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情形，民众们不仅希望知道各军队的集体作战情形，而且希望知道许多战地的个别英雄。他们希望记者们把那些到现在还不知名的英勇奋斗的将士们也加以描述；他们希望把上中下各级长官以及士兵中的每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特别加以表扬。”不仅如此，而且希望记者们把在前方看到的各种工作缺点，通过自己的文章发表出来，将会更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注意，促成这些问题迅速正确的解决。

    这些希望和要求，实际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共的新闻思想。对于当时的新闻工作起了指导作用。

    在《新华日报》的招待会结束之前，全体参会人员进行合影。于是，就有了上述这张历史性照片。根据我父亲回忆，合影前排定各人的位置时，报社领导同志要各报战地记者端坐在前排，而自己执意站在第二排和第三排，体现了领导同志对战地记者的重视和尊敬，也体现了当时领导和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次不平凡的“请客”之后，在武汉的各个报社都仿效《新华日报》的做法，纷纷召开战地记者慰劳会。不仅请自己报社的记者，而且还请其他报社的记者们参加。使各家报社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更体现了当时武汉新闻界的团结抗日精神！

    附录：《新华日报》招待战地记者合影名单

    前排就座者：（右起，按次序排列）
    范长江（《大公报》采访主任）、顾廷鹏（《良友画报》摄影记者）、陆詒（《新华日报》编委，采访主任）、高元礼（《大公报》记者）、黄薇（女）（《星洲日报》记者）、骆德露（华侨战地记者服务团）、周海萍（《武汉日报》记者）、蔡学余（泰国华侨报纸记者）、胡守愚（《星洲日报》记者）。

    中排站立者：（右起，按次序排列）
    张企程（《新华日报》记者）、俞创硕（《良友画报》摄影记者）、潘梓年（《新华日报》社长）、胡愈之（政治部第三厅）、陈绍禹（王明）（《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长）、吴克坚（《新华日报》编委）、陈北鸥（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杨放之（吴敏）（《新华日报》编委）。

    后排站立者：（右起，按次序排列）
    张剑心（《扫荡报》记者）、石家驹（《中央社》汉口分社记者）、徐迈进（《新华日报》编辑）、宗祺仁（第五战区《动员日报》记者）、勾适生（政治部第三厅）、秦邦宪（博古）（《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吴玉章（《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章汉夫（《新华日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