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妈妈佩戴她的三枚三级勋章留影

1957年妈妈（三排左二）与在北京的部分红四方面军女红军及其他高级将领的夫人合影。前排左二谭政大将夫人王长德、左三王宏坤幼女王京利。二排左一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左二陶万荣（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左三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乐军夫人吴朝祥。三排左一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左三魏涛阿姨、左四肖向荣中将夫人余慎。后排左一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左三肖华上将夫人王新兰。

1958年妈妈（前排中）与参加北京市人委行政干校人事班的同事合影。

1959年的妈妈

1959年“三八妇女节”在人大会堂妈妈（二排左七）和在北京的部分长征女红军合影。一排左一洪学智上将夫人张文、左二徐海东大将夫人周东屏、左四李基少将夫人权卫华、左六老红军刘凤林夫人贺林生，二排左二王定国、左三邓颖超、左四蔡畅、左五李贞少将、左六贺诚中将夫人周越华。三排左一张令彬中将夫人李玉兰、左二张汝光少将夫人何曼秋、左三袁渊少将夫人余光、左七孙仪之少将夫人秦仪华、左八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左十一老红军徐士凯夫人史群英。

1962年的妈妈

    1960年，随着批判彭德怀的展开，军队又允许曾经转业到地方的部分女红军可以回到军队，恢复军籍，妈妈在当年12月，又回到海军，任海军直属政治部群工处副处长。1962年2月，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按妈妈的资历完全可以评为上校，她早在红军时期就曾任县级干部，县妇女部长，但却被父亲卡了下来，说是为了影响，为了起带头作用。妈妈的军衔被爸爸压低了一级，行政级别也就低了一级，定为14级了。但是，妈妈为了支持爸爸的工作，欣然接受。妈妈组织观念很强，无论红军时期她在地方工作，职务如何变动，从当县妇女部长，还是当县少共妇女部长，以致以后到部队工作，频繁调动，她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任劳任怨，识大体、顾大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妈妈（二排右一）与在北京的部分老红军合影

    由于爸爸是我军的高级干部，妈妈处处都在维护爸爸的形象，积极支持配合他的工作，起表率作用。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行了债券，妈妈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购买。当时国家建设缺资金，只好发行债券,不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买国库卷，是为了想要那点高利息。那时工资都低，但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只好靠节衣缩食，节约下来的一点钱去买。

1961年冬妈妈与爸爸在家中院子合影

    1958年中国有了自己的国产电视机，海司管理处给海军首长每家都送了一台北京牌电视机，并没说要钱，但妈妈配合爸爸，二话没说拿出500元交给了管理处，成了海军首长家极少交钱的人，此事在海军大院成了美谈。

    妈妈从大巴山的农村走来，她一直保持着农民本色，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她虽然身体不好有高血压、心脏病，但无论家搬到哪里，只要院子有空地，她都闲不住，领着父亲的工作人员开个小荒，亲自动手种花、种菜。她种的菜可以保证全家吃一个夏天，都不用上街买了。她看我们放假没事，就让我们与她一起种菜，教我们认识菜的品种，从小培养我们爱劳动的品质，让我们不忘本。

    妈妈一生艰苦朴素，对我们子女也是言传身教，教育我们要节约，不能浪费，不许乱花钱，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五十年代，我以上四个兄弟姐妹，都曾在还是远郊的海淀八一小学上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才能回家一次，星期天又得返校。可我们家住在离建国门不远的雅宝路，相距十几公里路，坐公共汽车倒好几趟，妈妈为了让我们几个养成良好的习惯，不大手大脚花钱，严格控制我们的路费，每次来回每人就给5角钱，多一分都不给，平时不给我们钱买零食。为了解馋路上吃个冰棍啥的，我们只好自己步行往家走，把省下的车票钱节约下来买零食。

1961年冬全家人在家合影，前排左起妈妈、幼子燕京、幼女京利、爸爸，后排左起次子伟伟、侄女素香、次女黎利、长女相持、长子新中。

    衣服也是省着穿，大哥长大了，大人衣服能撑起来了，就把爸爸的旧军服给他穿。可我小，个子不高捡不了大人的衣服，妈妈就亲自给我做棉衣、棉裤。爸爸爱穿布鞋，妈妈就和保姆一起亲手给他做。我现在穿的两条夏天用睡裤，还是妈妈八九十年代用缝纫机缝制的，上面的针针线线都沁透着妈妈对儿子浓浓的深情，让我不忍丢弃。妈妈不但让我们生活上艰苦补素，她和爸爸也是这样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本色。爸爸平时穿的衬衣领口、袖口也都是妈妈给补的补丁，一穿就是多年，很少买新衣服。

    妈妈还是我们这个家的管家，爸爸的工资都是由公务员领回来后交给妈妈，由她来安排一个月的花销。家里人口多，除了我们六个子女，还有在老家务农的我五叔的女儿（我的堂姐）住我们家里，从小学到高中也由父母抚养。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爸爸调进北京后，几个在外地工作或休养的老战友也都把他们的孩子寄养在我们家，像徐海东的长子徐文伯、宋任穷的长女宋勤都在我们家住过好一阵子才离开。

1951年7月大连后排左起徐海东大将夫人老红军周东屏、妈妈，中排左起徐海东大将、爸爸，前排左起徐海东之子徐文连、作者。

    原北海舰队参谋长赵北原的女儿赵春秀，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我们家长大，也成了爸爸、妈妈的养女，连她的爱人都是妈妈托人介绍的。他们与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妈妈、爸爸把他们都视为亲生儿女一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他们，亲如一家，视如己出，他们也都亲热的“妈妈、爸爸”的叫着，家里好不热闹。

    1953年北京，前排左起次子伟伟、妈妈和怀抱的幼女京利，后排左起长子新中、养女赵春秀、长女相持合影。

    这些孩子，再加上六个子女开销比较大，妈妈就亲自记账，精打细算，从不乱花钱，把家里安排的顺顺当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爸爸退下来，在干休所，每天上午都要推着小孙女（我的女儿）到小卖部去给孙女买点吃的，他兜里最多只揣有10元钱，多余的妈妈都不给，钱不够还得给妈妈要。这事还是我爱人陪着爸爸买东西时才知道。爸爸平时是不花钱的，就是疼孙女，给孙女买吃的才用点。

    妈妈不但在生活上严格要求我们，政治上也是如此，不许我们子女特殊化，吹嘘父母，我们住校每星期回来一次，虽然距离远，但从不让我们用爸爸的车接送，平时也不许随便坐。1955年9月部队实行军衔制，有些同学的父亲授了这个将、哪个将，我们很好奇，忍不住问妈妈：“爸爸授的什么将？”

    妈妈说：“是黄酱”。

    因那时小，不懂什么是黄酱，还真以为是个什么军衔呢，搞得一头雾水。妈妈的用心就是不让我们去与别人的父母攀比，就是要我们与大家打成一片。妈妈爸爸没有架子，很随和，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们也都很随和，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后来见面时还夸我们不像高干子弟。

1965年妈妈在院子中看报纸

    我们后来在外地上大学，当兵，与家里的联系都是靠给妈妈写信，爸爸工作忙没时间管这些。那时写信比较单一，就是给妈妈汇报在外学习、工作的情况，每次信的开头就是“亲爱的妈妈”，落款“儿子XXX”。在部队基层当兵，条件比较艰苦，想家是常事，有时难免会提出想回北京，每当此时，妈妈在信中不是训斥，而是淳淳教诲，引导我，告知家里都安好，要我好好安心在部队干，不要想太多，要注意影响之类的话。接到妈妈的信，我那浮躁的心就平静了。

1966年1月妈妈与从“哈军工”放寒假回京探亲的作者合影

    妈妈对我们子女严格要求，但对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关怀备至。平时对他们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有困难主动帮助他们解决。每年过春节，就把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都召集在一起与我们全家人吃团圆饭，一起包饺子。还给他们每人送肥皂、手套和毛巾。这些物品现在看很不起眼，但在那个物资匮乏,肥皂等日用品还要靠票证的年代,这些用品对工作人员来说都算是好的礼物了,肥皂是按户口本上人口数发下来的,我们子女多,票就相对多,妈妈节省下来买了肥皂送给他们。

    妈妈也非常好客，来了客人，不论职务高低都热情接待，留他们在家吃饭，对基层来的人更是热情。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东海舰队护六支队131号导弹驱逐舰当枪炮导弹队副教导员，我们队枪炮长施守清到北京出差，我顺便让他给我妈妈捎封信。施枪炮长是我们支队60年代少有的战斗功臣，1964年7月11日，在打击台湾国民党袭扰大陆特务船《满庆盛》、《满庆升》号的战斗中，他作为我们东海舰队护六支队《衡阳》号护卫舰（弦号207）中主炮炮长，冒着生命危险跳帮（海军专业术语，指两船靠近时，在没有跳板的情况下，从一船跳到另一船上。是个危险动作，跳不好会掉到海里，或被两船挤住。）到《满庆盛》号船上，缴获敌特装有密电码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战后荣立一等功。但是此事信里，我并未告知妈妈。

八十年代中期的施守清

    妈妈见到她后十分热情，问长问短，当得知他从海岛来京，一路上舟船、火车倒来倒去，风尘仆仆很辛苦疲惫，估计他还没洗过澡，也没等他提出来，便吩咐工作人员为他专门烧热水。因为我们家有单独锅炉供暖，便安排他在家里洗了澡。洗完澡，又按排他吃了饭。枪炮长回舰后，高兴得告诉了我，听的我都嫉妒。心想，我每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也没享受过被单独烧热水洗澡的待遇呀，可见妈妈对下面来人多热情吧。

    施枪炮长近日对我说起这段往事还是挺感慨，他原以为爸爸身为海军第二政委，官那么大，架子一定很大，妈妈作为首长夫人，也会如此。所以，刚开始他还有些紧张、拘束，没想到，一见到妈妈爸爸，居然一点架子都没有，十分平易近人、朴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65年的妈妈

1965年的妈妈

1969年的妈妈

1970年妈妈在含饴弄孙与长孙一起

    妈妈待人直爽、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没有首长夫人的架子。凡是到过我们家的同学、朋友，海军大院熟悉她的的家属们对此都是有口皆碑，家里的工作人员对妈妈的反映也很好。首长家的工作人员除了做好对首长的服务外，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首长的夫人了，与她们打交道也是一项不可避免的工作。因夫人们不同的特性，工作人员的反映也是不同，有些相处容易，有少数让人为难。每家夫人什么特点，首长们的警卫员、公务员，私下都门清，有了比较。爸爸的几个警卫员就多次对我说过：“对我们这些首长的工作人员而言，你妈妈在海军首长的夫人里，是最好相处的。她平等待人，对我们从不颐指气使。”

    正是妈妈爸爸这样的为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才十分敬重，有着深厚的感情，把他们都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一般。爸爸的警卫员李振海、小冯等一谈起妈妈爸爸都充满了深情。在妈妈爸爸病逝多年后，70年代的警卫员小陆、小王曾多次对我说过：“我又梦见首长和老太太了，太想他们了！”

    这些警卫员们，每当谈起他们总是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

    “老太太”这个称呼，是家里工作人员背着妈妈对她长期的一种昵称，当她面是不敢公开这样叫的，还是称官名“冯处长”。

    在我印象里，工作人员对妈妈称“老太太”，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家从东城雅宝路搬进海军大院不久。那时，妈妈并不老，也就40多岁，而工作人员都是20岁左右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妈妈年龄比他们大了20多岁，在那个年代可能他们觉得就不小了，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于是不知谁按农村的习惯就“老太太”的叫上了。他们可能认为只有这样称呼，才是他们对妈妈的一种尊重、一种亲昵、一种热爱最好的表达吧。这一叫，不得了，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妈妈的“老太太”爱称也一代代传了下来，至今如此。

    我们子女在工作人员的影响和“腐蚀”下，背着妈妈“老太太”的称呼也成了顺口溜，不可自拔。习惯成自然，以至于好几次我在妈妈面前说漏嘴，说出了“老太太”。妈妈开始并不理解大家为何这样称呼她，所以她不接受“老太太”的“头衔”，冲我说：“我还没老呐！”吓得我扭头就跑。岁月不饶人，随着妈妈白发上头逐渐老去，她也逐渐接受了这个称呼，对“老太太”的称呼习以为常了。这其实是大家对她的一种尊称，一种爱。

    妈妈不仅自己带头尊重工作人员，还常教育我们要尊重他们，让我们尊重他们打扫卫生、做饭的辛劳，有时还让我们帮助他们干活。妈妈不许我们子女指使他们给自己干事，要与他们和睦相处，不能怠慢，不许与他们耍脾气吵架，把他们当下人看。所以，在妈妈爸爸的言教下，我们与家里的工作人员相处的十分融洽，在家里房间不够住时，我还经常与他们同住。至今，我们与他们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妈妈一生经历了战争的生死考验，党内数次运动斗争的风险，她与爸爸荣辱与共，不惧权势，敢于斗争、对党忠诚。妈妈由于长期患病不能再坚持工作，于1978年9月离职休养。 不久，海军在某人的指使下强行违法抄了我们家，把我们全家驱赶到别的楼，一个混居单元六间房子中的两间屋子临时落脚，这个单元在原住户的基础上提前安排住进了一户，专门负责监视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两间屋子，这些人也不想让我们住，还想驱赶妈妈和全家到外地去。面对这样的威胁，如此大的压力，妈妈毫不畏惧、不妥协，与他们做坚决抗争。她给海军党委写信申诉道：“我是个老红军，我又没有犯错误，凭什么让我走？我不走！”

1985年的妈妈

199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大会上，妈妈（左十一）与到场的女红军们在军旗上的签字。

1997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在京部分女红军合影，第三排右三为妈妈。

    2006年10月集邮总公司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发行了《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邮册，妈妈（第二行左一）也在其上，妈妈与爸爸相濡与沫，共同携手走过了57个风雨春秋，俱荣俱损，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这就是我们的妈妈。

    1988年，妈妈被授予二级红星勋章。

1951年春妈妈与爸爸在颐和园合影

1958年妈妈、爸爸与幼女京利、幼子燕京合影

1964年妈妈和爸爸

1965年妈妈与爸爸

1969年妈妈与爸爸

1976年冬妈妈和爸爸

1977年妈妈和爸爸

1982年妈妈和爸爸

1984年妈妈与爸爸在北京西山干休所合影

1992年妈妈和爸爸与幼女京利

1998年5月1日在北京海军总医院全家人与妈妈合影前排左起幼子燕京、妈妈、次女黎利，后排左起次子伟伟、长子新中、幼女京利。

    妈妈为革命，为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也为这个家，为我们这些子女，从出生、上学、工作，到结婚生子，操碎了心。这一生令妈妈最痛彻心扉的，一是在妈妈年轻的22岁时，就因特务毒手失去了一岁半的大女儿长生;二是在妈妈老年82岁时，1998年4月失去了在家陪护她，因脑溢血半夜过世，59岁的二女儿相持。这两个女儿，都是妈妈亲眼看着走的，可见对她打击有多大。相持走的那天，妈妈也因此犯心脏病住进了海军医院，就再也没有回到家。

    1999年3月26日下午，妈妈终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妈妈的离去使我们悲痛万分！俗话说“妈在家在”，妈妈走了，这个大家就散了，只剩下了我们各自的小家。

    当年清明时节，我们把妈妈的骨灰送到爸爸的故乡大别山，与爸爸合葬一处。妈妈从川北的大巴山走来，最终来到鄂东北的大别山，留在了那里，与爸爸永远的相聚在一起！

2015年6月子女给爸爸妈妈新立的墓碑

    到2017年妈妈已离开我们18年有余，但她的身影却一直在我眼前闪耀。

    只见妈妈身着红军装，斜跨着爸爸送她的手枪，枪把上绿色的绸子枪穗随风飘荡，骑着小骡子英姿飒爽的从大巴山走来。

    只见妈妈身着八路军、解放军军装，腰里别着手枪英姿勃发，身后跟着我们已经过世的大姐长生、二姐相持，从战火的硝烟中走来。

    只见妈妈身着上白下兰的海军军装，在和平的年代里，身边簇拥着她养育过的子孙们，和蔼可亲、慈善祥和的走来，走来......

    亲爱的妈妈我们想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