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共和国开国元勋。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1962年10月1日,朱德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朱老总和少奇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信任,工作上两位伟人密切配合、相互信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活中两个家庭彼此关心、交往密切,情深意长、其乐融融。
一、在西柏坡共同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期间,朱老总与少奇同志朝夕相处、配合默契
追溯朱老总与少奇同志的友谊,还要从他们在西柏坡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那段日子说起。少奇同志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而朱老总长期与毛泽东一起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工农武装斗争。后来少奇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八年抗战中,曾与朱老总一起战斗。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少奇同志与朱老总、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并取得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定下了“进军东北”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1947年3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枣林沟会议上决定,由少奇同志、朱老总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建立了我们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指挥部”。中央工委从1947年5月进驻西柏坡到1948年5月撤销,短短一年时间内,朱老总、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直接指导晋察冀解放区的军事斗争,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等一系列重要胜利,开创了晋察冀战场新局面;直接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直接领导解放区的军工生产,保障了前线战场的后勤供应。在此期间,两位老战友同吃、同住、同研究问题、同参加战斗,进一步加深了革命友谊,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一)抬少奇同志赶路。就在少奇同志、朱老总带着一部分机关人员从陕北出发不久,少奇同志的老胃病发作了,疼起来头上直冒汗珠,连饭也不能吃,更不能骑马行军,他那么高的个子,体重还不到100斤。见此情景,朱老总心急如焚,他派人在村里找来8个青年,绑起一副简易担架,抬着少奇同志继续赶路。路上,朱老总一再嘱咐抬担架的青年,走得轻一点,再轻一点,尽量避免颠簸。每当途中休息,朱老总都来到担架前,亲切询问少奇同志的病情,又让先头部队的炊事员端来米汤给民工们解渴,还亲自送了两包糕点给民工们充饥。看到朱老总这么大的年纪还跑前跑后为自己操劳,少奇同志非常感动,一定不坐担架,坚持与朱老总一起行军。转战陕北的毛泽东闻听少奇同志生病的消息,即发来电报问候。他要少奇同志“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可是少奇同志只是适当减少一点工作,他一面为全国土地会议准备资料,一面和朱老总一起指挥全国和晋察冀解放区的军事斗争。
(二)让朱老总先走。有一次中央工委一行数十人夜渡黄河。天明以后,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分乘两辆吉普车沿大路前行。这个时候,收到国民党飞机马上轰炸的消息,两人决定舍弃大路从小路转移。正在这时,朱老总的车子抛锚了,不管驾驶员怎么发动就是发动不起来,情况十分危急。见状,少奇同志赶紧从车子上跳下来,快步走到车前,问车的情况,当得知朱老总的车子短时间修不好时,少奇同志当机立断,让自己的警卫员从自己的车上下来,让朱老总和朱老总的警卫员上自己的车向小路转移。朱老总拗不过少奇同志,只好上车,半个小时后,敌机沿大路轰炸,这时少奇同志和朱老总早已转移,躲过了这次险情。
(三)打点野物为少奇同志补身子。朱老总喜欢在空闲的时间打猎,也经常让自己的贴身警卫员管开智打一些野鸡野鸭等飞鸟作为礼物送给周围的同志们改善伙食。少奇同志那个时候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每打到猎物,朱老总都让管开智给少奇同志送一些过去,每次把猎物送去之前,朱老总都会特意叮嘱管开智用刀子把猎物身上的伤口部分去掉以防有火药残留吃了伤害身体,少奇同志不止一次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朱老总很细心,待人很真诚。
(四)把好房子让给朱老总。西柏坡地处一个小山村,自然条件有限,住宿条件更有限。那个时候,毛泽东、朱老总等同志都有家眷,而少奇同志身边家属少一些。于是,主管党中央日常事务的少奇同志就主动把西柏坡稍微好一些的房子留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而自己仅仅住了很不起眼的一间。在这其中,留给朱老总的房子是最大的。
(五)朱老总称赞少奇同志的才能。在晋察冀那段时间。少奇同志一面指导晋察冀的军事工作,一面推动晋察冀中央局加紧进行土改工作。他亲自深入西怕坡附近几个村子搞土改试点,了解土改斗争中各阶层群众的要求,有效解决了很多棘手的土地问题。同时,他还针对当时存在的军队与地方关系问题,通过做工作,努力消除了军队与地方的隔阂,为军队与地方的团结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从青仓战役、保北战役,到之后的清风店战役等,直接指挥部队消灭国民党军一万七千余人,整个军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得到极大增强。朱老总在致毛泽东的信中特别写道:“此间军事工作,经少奇同志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
(六)为少奇同志祝寿。1948年11月24日,适逢少奇同志50整寿,而12月1日又是朱老总62岁生日。有趣的是,他们两人属相相同,且生日很接近。当时淮海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开,党中央的领袖们正在运筹三大战役的最后胜利,朱老总和少奇同志早把自己的生日抛在脑后。但在西柏坡工作的同志们却盘算着,越是在紧张的战事中越要给中央首长安排一个得以休息的机会。于是,他们选择了两人生日中间的一天,举办了一个简单、热闹的祝寿会。年长12岁的朱老总特为少奇同志写了一首风趣、热情的祝寿诗:《贺少奇五十寿于西柏坡》: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由于忙于战事,当时朱老总并没有拿出这首诗。直到全国解放后,他才郑重地用毛笔将《贺少奇五十寿于西柏坡》重新抄写了一遍,委托母亲朱敏送到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手中。
二、建国后,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坚持真理,彼此信任
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思想和认识是一致的,都主张发展经济,重视生产,对“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很不理解。朱老总对刘少奇主席的卓越才能非常赞赏,刘少奇主席对朱老总十分尊敬和关心。
1955年9月27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衔酒会,刘少奇向朱德敬酒
(一)朱老总让少奇同志住甲楼。1949年夏天,党中央从北京香山搬进中南海。由于连年战乱,中南海年久失修,楼阁亭台油漆斑驳,一片荒芜破败的景象。起初,朱老总住在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永福堂,那是一座有三间古式房屋的清代建筑,不仅色调很陈旧,屋里还隐约散发着霉味儿。少奇同志居住的万字廊情况也是如此。1951年,建筑部门对中南海内的古建筑进行大修,为了适应中央人民政府办公需要,又建造了一些新的房舍。机关管理部门安排爷爷和少奇同志两家搬到距离西华门不远的西楼去住。
新建成的西楼是两幢灰色的三层小楼,甲楼坐东,乙楼坐西,没有围墙,建筑结构类似公寓,一层是会客室,办公室和卧室在楼上,工作人员都在楼里办公,生活用房依然紧张。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建筑部门没有在楼里安排配套的厨房和饭厅,而是在西楼的北边设有一个与回廊连通的兼会议室的餐厅。朱老总、少奇同志与住在附近的彭德怀元帅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家共用这个餐厅,各自开“小灶”,各家吃各家的饭。
朱老总去看了房子,当看到甲楼的房子大一些,又有会议室,便提出,让少奇同志住甲楼。他说:“少奇同志开会多,安排房子应该有利于工作。”可少奇同志却不同意,他说:“甲楼离街远,安静些,朱老总年纪大了,家里人口又多,应该安排朱老总住甲楼。”爷爷和少奇同志互相谦让,推来推去,谁也不肯搬进甲楼。最后,爷爷向管理局的同志发火了。他坚决表示:“如果少奇同志不住甲楼,我就不搬家!”少奇同志无奈,只好搬了进去。
(二)朱老总力荐少奇同志任国家主席。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公布了他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帮他“刮点小风”。毛泽东也多次对爷爷等人说:“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当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据此,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由谁担任第二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没有推荐提名,只是说“让别人干”。而身为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却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按照惯常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顺理成章。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这种意见。朱老总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名的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名单后,他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朱老总用毛笔手书的这封信,时在1958年2月29日。以后,在一系列公开和私下场合,朱老总还多次说过自己比毛泽东年长7岁,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党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而朱老总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候选人。
1959年4月15日,在二届人大召开前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态说:“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1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朱老总”,一再赞扬他“肚量大如海”,号召党内外人士都要向朱老总学习。
(三)面对逆境,朱老总心情沉重地说:“今后,谁还相信我们曾在一起革命!”当年,在中南海西楼餐厅吃饭的四家人好像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餐厅也是大家天天见面、说笑打趣的最快乐的场所。然而,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老总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年国庆节前,他主动搬出中南海永福堂,去北京西郊的挂甲屯“赋闲”去了。1965年初冬,杨尚昆也莫名其妙地离开中南海,去广东工作了。朱老总曾心情沉重地说:“谁还相信我们曾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老总的名。朱老总在小组会上发言,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林彪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由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等人支持和策划的“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开始。而从1966年12月中旬,由张春桥秘密授意、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儿蒯大富发动的一系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行动,也在全国愈演愈烈。
1967年1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在钓鱼台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对住在中南海里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老总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最先冲进福禄居刘少奇的家,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接着造反派也包围了朱老总住的乙楼,并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之类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在墙上、地下,到处都是。造反派还“勒令”朱老总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代“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同时“勒令”他去看揭批刘少奇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早在1909年即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的朱老总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他一边看大字报,一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啊!”
我的母亲朱敏回国后一直在北师大俄语系任教。“文革”开始,学校里的教师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她成为批判对象。母亲被圈在校园里整天绞尽脑汁地写交代材料。当她看到大街上“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又听说中南海里也闹起来了,很不放心,决定回家看看,不想却被中南海西门的警卫拒之门外。当时住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及家属小孩儿全都搬出了中南海。不管什么人,会客只能在传达室。记得有几次是我搀着步履蹒跚的爷爷,来到西门传达室与母亲见面的。这一年,爷爷已经80岁,在西楼餐厅吃饭的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彭德怀走了,杨尚昆也走了,现在刘少奇主席又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头号走资派”。那段时间,爷爷说话很少,身为国家领导人,他心里有话只能自己闷着,精神上的重压只能自己独自承受。他曾痛心地说:“今后,谁还能相信我们曾在一起革命……”
朱老总、刘少奇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中,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磨难和考验。然而,他们硬骨铮铮,矢志不渝,用年迈的生命给予了顽强地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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