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2018年11月17日）

1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京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图为学术座谈会现场。（中红网张伊摄）

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代表国史学会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讲话。他的讲话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共鸣。（中红网张伊摄）

    今年11月24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共和国两届国家主席、深受全党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今天在这里聚会，举行隆重的学术座谈会，以此缅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新中国建设立下的丰功伟绩。

    刘少奇同志于1898年出生于湖南宁乡，青年时代即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的十年里，他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先后领导过安源煤矿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及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在党的五大当选中央委员后，冒着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先后担任满州省委书记、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于1932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担任红八军团、五军团中央代表及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1936年任北方局书记，巩固和发展了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底转任新成立的中原局书记，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恢复和壮大了华中地区革命力量。1943年回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最先提出和阐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新的书记处书记，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中央主席。在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下，与朱德等按照中央部署转移华北，担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两次当选国家主席。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代表中央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后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为克服暂时困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我们今天纪念刘少奇同志，不仅要缅怀他为革命和建设建立的不朽功勋，更要学习他的高尚情操、宝贵品德和优良作风，尤其要学习他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科学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可贵精神，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坚贞不屈、勇挑重担、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把他身上体现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作为党的传家宝，一代代传承和发扬下去。

    我们今天纪念刘少奇同志，不仅要缅怀他的功绩、学习他的精神，也要记取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致死的沉痛教训；同时，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区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正确认识和区分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与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前的挫折、曲折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对于这些问题，《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有过明确结论和论述，给予过科学回答，是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根本依据和思想统一的坚实基础。离开了这些依据和基础，势必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颇，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混乱。

    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关系，《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当时被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它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那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它“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但“决议”同时指出，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但不等于“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 也不“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之久，但这10年并非只有“文化大革命”；这10年经历了严重挫折、曲折，但它仍然没有游离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仍然是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组成部分。总之，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正确方面。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历史就有可能被割断，就不可能建立历史的自信，就会损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历史决议》也有精辟分析。它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和结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同志曾斩钉截铁地说过：“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说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的业绩来。”对于革命领袖，“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关于改革开放前历史和改革开放后历史的关系，《历史决议》没有直接论述，但在两个地方涉及了这个问题。一是对建国32年历史作基本估计时，提到那些年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定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比如，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50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基本完成了对生产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二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作基本估计时，提到那些年“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刘少奇同志提出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周恩来同志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云同志提出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企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朱德同志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等等。显而易见，以上成就和经验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前做出和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