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如昌：世纪老人——郑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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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如昌：世纪老人——郑超麟

2009-07-10 10:50:12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卢如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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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超麟于1901年7月出生在福建省漳平市和平镇和春。他自幼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俄国留学，参加“少年共产党”，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委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出版局局长，曾参加五四运动和上海第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出席中共“四大”、“五大”、“八七”会议和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次党代会，是我党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先驱者。
    郑超麟少时刻苦读书，勤奋写作。小学作文有“高雅雄辩惊四筵”之赞，深得刘岑仲老师的赏识，中学作文被称为“笔老气苍”。1919年6月龙岩省立第九中学毕业后，他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与邓小平同住在法国哈金森橡胶厂务工， 1922年6月，他与周恩来、赵世炎、尹宽等18位留学生在巴黎开会，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年他被选派到俄国留学，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研究马列主义。1924年春在莫斯科由李大钊主持他的入党仪式。1924年7月，因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急需工作人员，他与陈延年等被指派回国，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工作，负责编辑党报，草拟共产党内部教育与党外宣传的文件，翻译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 。此间，他还担任党校上海大学的教员。
    在1925年--1926年中国革命进展期间，他参加有名的"五卅运动"，参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义。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革命的血腥政变，中共中央机关迁到武汉，他参加了中共第五届大会。会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后随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担任新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1928年，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赴福建整顿党务，致信中共中央，报告召开中共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情况。对早期中国革命作出一定贡献。
    1929年与同志刘静贞结婚。不久，他初次为国民党的特务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羁狱四十余日即被营救出狱。1929--1930年，开始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结果与陈独秀等八十多名老干部一齐转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无产者”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中国托洛茨基派组织的统一大会，被选为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逮捕，判刑十五年。因中日战争发生而提前获释、实际在狱七年，出狱后与妻子在安徽乡间养病，校改和续译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参加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机关--《斗争报》编辑部。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三两卷)。自从1939年新的世界大战在西欧开始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被卷入世界大战后我们--中国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问题。争论延长，又因政治问题牵涉到组织问题。结果，中国的托派组织终于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派的领导人之一。
    1941年12月7日，日军占领上海的外国租界，抗日革命活动处于异常艰难。从那时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的几年中，郑超麟的主要精力放在写作方面。除了编辑托派的地下刊物《国际主义者》外，他撰写了《回忆录》和《三人行》这部对话体的政论集。后又撰写了《不断革命ABC》与未完成的《陈独秀传》。为了谋生，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西龙尼的《丰丹玛拉》等书。1945年8月--1949年5月，他写了大量文章登载在公开出版的杂志《新旗》上。新中国建立后，他作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国家资本主义论》一书。在解放军来到上海前夕，他所属的一派改组成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郑超麟是新党七名领导者之一。1952年12月22日，全体党员、所有中国的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均被捕入狱。从此郑超麟经历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1979年6月，他和其他十一名幸免未死狱中的同志重新恢复了自由。
    从1979年6月出狱到1998年8月逝世的十九年中，郑超麟的身体虽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但他过的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投入十分紧张的思索与写作生活。这时期内他协助一些历史学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过去官方历史家在这方面有意与无意的歪曲，特别是纠正过去对于陈独秀的诬蔑与歪曲。此外他对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基本问题作系统的与独立的思考，并且写下了思考的过程和结果。他的这三方面的努力，记录在将近百万字的文稿里。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获得出版机会。虽然从1979年起他已获得人身自由，还被推荐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会委员，但他仍戴着“反革命”帽子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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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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