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贤选被捕入狱，刘伯坚带镣长街行，老战友牢里相逢不敢认。节外生枝贺怡又遇险情，当机立断党支部紧急商量对策
    兵贵神速。与何三苟菜园会面的当晚，贺怡与王贤选便决定，贺怡一家人立即离开石人前，秘密搬到距离赣州城30多里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庄——赣县陈坑。王贤选的表嫂的娘家就在这里。表嫂娘家以为“招娣”是王贤选在苏区时期“自由”来的老婆，也就很乐意接受贺怡一家落脚。为了安全起见，王贤选不便多来陈坑，于是生活上由表嫂的儿子龙四皇（外号长工）和他的表哥刘金泽（外号毛仔）负责。贺怡与王贤选的联系由黄耀亮负责。这黄耀亮原是失去联系，散落在赣江上的离群孤雁，不久前才与王贤选接上关系。
    来到陈坑后，贺怡一家三口住在紧靠石灰山的山坡上的两间瓦房里，瓦房紧靠刘大地主的一栋大宅院，坎下是层层梯田和一条清澈的溪河。几经周折，本来就话不多的贺焕文，这时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自一人拄根竹杖，在溪边、山坡上漫步。为了表明心态信念，也便于今后更长时间地隐蔽，贺焕文蓄起了三寸多长的挂面胡须。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贺怡一家在陈坑落脚不到半个月，又一件叫人心惊胆战的事发生了。早在1929年冬，王贤选为了完成东郊区委交办的打土豪筹款的任务，曾带领几位党员摸进水西佛岭背大地主赖禄财家，将他父子软禁到40里外的赣县茅店，让他家人用4000块大洋赎了回去。钱就是命，爱财如命的赖禄财对挖去他心头肉的王贤选一直耿耿于怀，只是红军得势，迫于无奈。现在黑云压城，风向变了，他早就想寻机报复，只是王贤选行踪不定。这天他摸准了王贤选确定在家，便溜进赣州城里告发，说水西躲藏着共产党的要员。
    如虎似狼的敌人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包抄了水西，把王贤选抓进了大牢。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为了体现对这一“要犯”的看重，竟给王贤选套上了两副脚镣、手铐，绞尽脑汁反复审讯。
    “你是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王贤选！”敌人张口便虚张声势。
    “我不是王贤选，我叫王中仁。我不知什么圆，我只会撑船。”王贤选答道。
    “你撑船怎么撑到赤区，撑到红军里去了？”敌人盘根究底。
    “我被抓去当挑夫，那边死了个小队长，硬要我顶。”王贤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敌人见打不开缺口，又抓不住把柄，把他押到大余县粤军第一监狱，与被俘的刘伯坚对簿公堂。王贤选一见刘伯坚，心如刀绞。自从那次风雪之夜他与泽覃马背托孤后，王贤选便与他们失去联系，想不到别后的第一次会面，竟会在敌人的大牢里。
    原来，刘伯坚在从于都率部往油山突围转移中，3月4日在信丰、安远交界的唐村，先是骑的白马受伤，他跳下马，带领同志们冲过两个堡垒。后来左脚又被流弹击中，他的警卫员正准备架着他走，不幸中弹倒下了。刘伯坚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端枪猛烈扫射，最后子弹打光了，他落入敌人魔掌。刘伯坚在大余监狱和绥署侯审室关押了12天。1935年3月11日，在从大余监狱移到伪绥靖公署侯审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气宇轩昂地走过县城青菜街（现名建国路），留下了气吞山河的《带镣行》。
    风雪中托孤，大牢里重逢。两个老战友见面真想抱头痛器，千言万语有多少话要说啊。王贤选多想从刘伯坚口中知道毛泽覃的去向，而刘伯坚也多想问问自己亲骨肉刘豹的近况。但是，都不能啊，那怕互道一声珍重也不行啊。他们陌如路人，泪水只能往肚里流。敌人原想他们对簿公堂，证实王贤选的身份，迫使王贤选就范。但刘伯坚的回答总是一句话：“我不认识他。”而王贤选见了刘伯坚，反而忘掉了自己的不幸。他觉得和刘伯坚相比，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幸算不了什么。他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一种安抚，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当年大余县城“莫同珍饭店”的伙计谢松林奉命给刘伯坚送去就义前的“长生饭”和“永别酒”，目睹了刘伯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壮烈一幕。就义前，他镇定自若，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刘伯坚说：“有！我要给嫂子及爱人分别写一封信。”敌人给他拿来纸笔，他在遗书中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坚信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
    敌人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要王贤选自首，写交待材料。王贤选说：“我的手只拿得起竹篙，拿不起笔。没有文化，写不出。”
    王贤选的被捕，贺怡就已经感到事态严峻。偏偏陈坑刘家大地主的儿子学校放假从赣州回家，见邻居家里来了一位漂亮的“胡招娣”，一打听是逃难来的。便觉得有机可乘，节外生枝托“媒人”上门说亲，要娶她做老婆。尽管贺怡一家委婉谢绝，但他却贼心不死，常常纠缠不休。贺怡怕时间一长，出现麻烦，连忙叫联络的黄耀亮前去“探监”，告诉王贤选，刘家公子要打“胡招娣”的主意，招娣要听大哥的主意。五贤选说：“这是大事，还要父母作主，你叫我母亲来商量一下。”王贤选本来不想让母亲见到自己这遍体鳞伤的样子，但为了保持单线联系，他不便叫黄耀亮去叫何三苟，于是只好叫母亲前来。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一见披枷带镣的儿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嚎啕大哭，老泪纵横，连心都在滴血。她战战兢兢握着儿子的手说：“儿啊，你受苦了哇，他们到底要把你怎么样呀！”王贤选面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心里也止不住一阵酸痛，但他镇定坚强的对母亲说：“我自己没有事，你老人家和家里人都要放心，现在要紧的是招娣的‘婚事‘，这是大事。你去找三苟，就说我一时出不来，照顾不到，要他作主，拿主意，抓紧办了。”母亲心领神会，在敌人一阵阵狼嚎般的催促下，离开了儿子。回到家里，她连忙把儿子的话传给何三苟。
    何三苟感到敌情严重，环境恶劣，斗争残酷，事关重大。当晚他找来何光富、何光桂、胡由先及贺怡等几个党员，在何光富家里开了一次紧急党支部会。会上大家认真分析讨论了王贤选传来的一番话，研究了对策。会议一是通过何光富的提议，决定将贺怡一家立即转移；二是通过贺怡的提议，继续摸清情况，千方百计营救王贤选出狱。贺怡向何方转移，能否摆脱险境？营救王贤选能否成功？

    八
    前路茫茫，贺家三口栖身三保经堂；黑牢森森，砸锅卖铁营救王贤选出狱。九死不悔，共产党人明处开酒店，暗办联络点。长夜漫漫，地火悄悄漫燃
    根据党支部的决议，贺怡一家转移到湖边岗边三保经堂。岗边排是离赣州城十多里路的一个大村庄，住着方、李、郭三大姓人家。相传一百多年前，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尊菩萨，人们都说这是上天安排的神仙下凡，便在村里原有的真君庙、道观旁又化缘捐款建了一座佛寺。因位于梨园背、湖边、石灰上三个保之间，故取名“三保经堂”，亦称“三宝经堂”。这样一来，这个村庄同时供奉起儒、佛、道三路神仙，每逢四、八两月，周围百姓争相前来进香朝拜，热闹非凡，成了这一带的圣地。
    为了安全起见，何三苟通过当地联保主任、王贤选的舅舅胡叔伦，将原来三保经堂的叶斋公与石下埠经堂的斋公罗才洪进行对换。罗斋公原是赣县白田人，早年家道兴旺，有钱有势，后来家境败落。他曾在江口税卡上当师爷管账，乙卯年（1925年）一场大水把税卡冲了，他想自己今生命不好，便看破红尘，寄希望于来生，上经堂吃斋。他虔诚修炼，除了经卷功课，闲事从不过问。当与他沾亲带故的何光富说介绍一个吉安逃难来的斋公来经堂时，罗斋公二话不说，满口答应。
    顺应岗边排浓厚的宗教氛围，利用宗教合法外衣，保存革命星星之火，这也许是那种白色恐怖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了。贺焕文化名陈道源，并一本正经拜罗斋公为师。罗斋公见他长须飘拂，谈吐不凡，忙说：“同道同道，不敢好为人师。”此后，两人在经堂一道打坐念经，关系十分融洽。加上罗斋公体型肥胖，左脚是老烂脚，自从贺家搬来经堂，杜秀几乎天天为他烧好热水，贺怡则帮他洗烫护理，罗斋公视贺家如自己家人。当地群众也感到这三保经堂自从添了这“三宝”以后，面貌一新，香火更盛。甚至还有人按当地风俗，认贺焕文为契父。一个常在经堂前摆茶摊的李声洪更是成了贺怡的耳目和通讯员，每次从城里办货归来，都会把进城的所见所闻告诉杜秀、贺怡。
    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贺怡更加思念起自己的亲人。丈夫毛泽覃一别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挂念丈夫，思念女儿，还有远去的姐姐、弟弟，思亲之痛痛彻肝胆。这天，她采了一把野花，插在经堂的供桌上，面对经堂佛像，不信神的贺怡也情不自禁的祈祷，如果真是有求必应多好啊，她真希望神通广大的佛祖能保佑革命，庇护亲人。她记得1931年重阳节那天，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兄弟三人各骑一匹快马，去登瑞金城西的龙珠塔。登高远眺，郊南逶迤的山脊上，错落有致矗立着三座宝塔。当地人称这为瑞金一景“笔架凌霄”。真是三支巨笔，以天当纸，绘出锦秀江山，写出万古文章。当时毛泽覃说：“瑞金真是金银宝地，山好，水好，革命成功了，就在这里安家养老。”绵绵思绪，昔日苏区热闹红火的镜头，在贺怡脑海中不断浮现。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覃率一个连从于都突围，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的队伍会合整编，成立了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毛泽覃是军区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后来在分路突围中，万永诚、龙腾云壮烈牺牲。毛泽覃率部突出重围，艰苦转战，1935年4月25日来到瑞金县黄鳝口附件近红林山区，被敌包围。为掩护战友冲出重围，毛泽覃战死在凤鸣塔下的大山中。
    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并没有压垮这位倔强的女性。为了营救王贤选，她挺身而出，向王贤选的母亲和舅舅做了许多工作。王母忍痛卖掉了四十担长孙田。胡叔伦（又名胡子寿）利用联保主任的身分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组织了城乡十大姓60多个保人联名担保王贤选。就在这时，在王贤选身上一无所获的敌人仍不甘心，又将他押到南昌，与方志敏对案。其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黔驴技穷的敌人只好把王贤选投入感化院，罚做苦工。最后，硬靠光洋铺路，并由胡叔伦代办了“自新手续，王贤选才于10月份被释放，回到赣州。
    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贺怡、王贤选始终牢记着党旗下的誓言，时刻想到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斗争。1936年2月，王贤选与人合伙在水西街上开设了一家水酒店，取合“三合顺”，这名既是生意场上的吉祥用语，也暗含着“三贺顺”的良好祝愿。小店靠河边，船来排往，生意倒也不错。身为联保主任的胡叔伦逢人便宣传“水西佬”真是“改邪归正”，做生意谋正业了。敌人也就不再怀疑他了。其实这明处是水酒店，暗里却正是联络站。根据贺怡的要求，小店还订起了赣州《民国日报》、《正气日报》。贺怡母女俩隔一段时间，但半夜悄悄来王贤选家，天未亮又悄悄走，如饥似渴地翻着那些报纸。王贤选从苏区搞来一本地图册，几乎都被翻烂了。贺怡总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对照地图册，而且很多从敌人报纸中读出消息背后的内容。比如从国民党军队从西北的行动，得知红军已到达延安，从他们的“辉煌战果”，消灭红军多少多少人马，她便分析红军有了很大发展。火种不灭，终必燎原，贺怡在水西党支部会上提出壮大党的组织，开展地下工作的建议与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恢复、开展地下工作的建议和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恢复、发展了胡叔伦等30多名党员。以河西地区为基础，逐步建立了龙庄上、佛岭背、桑芫下、黄沙桥、刘家坊、湖边、石人前、岗前霏等支部，每个支部有3名至5名党员。岗边排支部由摆茶摊的李声洪任书记，成员有钟元素、方世莹，贺怡为他们重新起名：李声洪为李得、钟元系为钟胜、方世莹为方利，合起来为“得胜利”，这是何等坚定的信念。与此同时，党组织通过联保主任胡叔伦的工作，安排钟元素当了岗边排11保的保长，李声洪为副保长，方世莹、何光旺、蔡方图等做了甲长，布下了一张“白皮红心”的组织网络，基本上控制了基层政权组织，有效地起到了保护自己、防备敌人的作用。然而，长夜漫漫，何时才能天亮呢？

    九
    芦沟桥一声炮响，迎来全面抗战曙光；南粤雄关梅开二度，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道闪电划破长夜，陈毅下山，贺怡归队，水西佬“完旨”
    历史一个浪涌。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全国抗日救亡的巨大洪流，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推上抗日的历史舞台。7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与人民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经过三年黑暗的煎熬、最艰苦卓绝斗争的赣南红军游击队，终于迎来了全面抗战的曙光。
    然而，与党中央已经失去联系近三年，仍在大山中转战的项英、陈毅及其游击队，开始并不知道这些消息。他们多么渴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啊！7月底，游击队设法弄来了一些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项英、陈毅仔细阅读，读着读着，陈毅忽然高兴地拍起手来，说道：“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了！”原来在一本《新学识》的杂志里，他们读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赣粤边特委立刻敏锐地决定必须从以军事斗争为重心转变到以政治斗争为重心，从坚持游击战争转变到迎接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并以项英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同时把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联名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阐述了特委和义勇军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随后，特委又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南民众团结抗日，使一致抗日的呼声迅速传遍了整个赣粤边。8月20日，项英以特委名义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和46师，提出协商合作抗日事宜。27日，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兼“江西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彭育英，派员给项英、陈毅送来“咸秘代电”专函，同意与游击队接洽谈判。接到复函后，彭育英与大余县府秘书等人于9月6日在南雄县钟鼓岩与陈毅等会面。9月8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全权代表，到达大余池江与彭育英等进行正式谈判。11日，陈毅在彭育英陪同下，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等谈判。这天，赣州全城到处出现油印宣传品。当陈毅抵达赣州，走下汽车时，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军乐队还奏起了欢迎乐曲。在谈判中，陈毅以凌厉的攻势首先提交了《合作意见书草案》，使我方始终处于谈判的主动地位。其间国民党46师政治部主任突然放出“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的劂词。陈毅当即拍案而起，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并义正辞严地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使得那个家伙连连表示歉意。在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的宴会上，那些国民党官员七嘴八舌，要陈毅谈谈下山的感想。陈毅辛辣地说：“谈不上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两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花红涨到五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五万跌到三万。后来又跌到了两百元。你们出两百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这尖刻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把国民党官员弄得面面相觑，一迭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