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东林：张铚秀——从小号手到大司令（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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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东林：张铚秀——从小号手到大司令（组图）

2009-01-11 23:37:53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作者：钟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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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攻进村子，敌人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除几处敌人有小的抵抗行动，被迅速消灭外，其余只好走出营房和工事，举起“双枪”向红军投降。这次战斗只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
    二、长征途中唯一创建的苏维埃政权
    红军长征，都是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无不希望重新开辟根据地，然而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根本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唯一的例外，便是由红二、六军团在云贵高原川滇黔交界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了长征途中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这里红二、六军团得到休整，动员了5000多人参加红军，发展壮大了红军力量，同时团结了黔西北各阶层的力量共同反蒋抗日。
    那是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顺利渡过鸭池河，占领黔西城。2月5日，两军团领导审时度势，决定在黔大毕实施战略展开、创建川滇黔新苏区。7月，在大定城孔庙召开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贺龙任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因贺龙要指挥部队作战，由陈希云代主席之职。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设在大定城西门福音堂内，不久，迁往毕节百花山福音堂，我军撤离毕节时，随红6军团转移到朱昌、平山堡等地。会上，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布告阐明了红2、6军团进军黔大毕的宗旨，宣布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施政方针。这标志着又一块红色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中诞生。
    红军解放毕节城后，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红军各团、营都抽调整排、整班建制的抗日工作队，在贫苦群众的引导下，分布到以毕节城为中心的城镇乡村，打土豪、分浮财，筹粮筹款。在毕节地区，红军打土豪近百家，收缴的财物、盐、粮食等物品，多数分给群众，少部留作军饷。在毕节城，红军还打开当铺，要当主领回所当的物品，当众烧毁借据契约；组织工人、店员成立协会，改善生活待遇；对民族工业和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同时，还欢迎外地商人与苏区通商。由于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毕节城各个商店纷纷开门营业，使原已百业萧条的毕节城又买卖兴隆起来。
    黔大毕是个多民族地区，为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军团政治部专门印发了对少数民族的标语口号，对大部队经过或居住的少数民族村寨，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许进少数民族祠堂，未经主人允许不许进屋，尊重他们的习俗和衣着等等。在毕节，王震政委亲自做大定八堡六寨的苗族群众代表的工作，赠送枪支和银元，帮助组建苗民独立团，还派政治部巡视团的谢中光（谢友才）任政委，当时，少数民族群众不知道“共匪”是诬蔑之词，见了红军就伸出大拇指说：“还是你们‘共匪’好。”
    在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建立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游击团（队）和“抗日救国会”、“人民抗日大同盟”等群众团体，当时，黔大毕建立了近百个县、区、级苏维埃政权，许多有阶级觉悟的穷苦群众当上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那时，在黔大毕广泛传颂着长工当区长、挑水夫当县长的佳话。与此同时，各部队都组织扩红突击队，制定扩红计划，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军，在不长的时间内，黔大毕地区就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我红16师在毕节就补充了1000多新兵。
    三、一位懂得马列跟随红军长征的开明绅士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的抗日统战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有力地配合了建政扩红。最突出的团结周素园老先生。
    毕节城开明士绅士周素园，是贵州省辛亥革命的元老，《黔报》的创办者，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1925年因不满新军阀统治，拒绝国民党委以要职，寓居家乡毕节。人虽回到偏僻的黔西北，但他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减退，收集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书，长期潜心研究。红军快到毕节时，伪专员莫雄劝他到外地避一避，周素园毫不迟疑地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并劝莫雄不要与红军为难。我军攻取毕节后，民运部的同志打土豪来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书里面圈圈点点。
王震、夏曦了解这一情况后，亲自来到周家，看望周老先生。寒暄几句后，王政委问老先生：“国民党说红军是‘共匪’，城里有钱有名的人走了不少，您怎么不走？”周老先生沉思了一会说：“他们也劝我走，我觉得我不必走。这些年来，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还是马克思列宁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我正想亲眼见一见红军。”王政委和夏主任听后很高兴，对老先生讲：“你虽不从政，仍关心国事，研究马克思主义，真是难能可贵，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您赞不赞成？”周老先生说：“共产党抗日救国乃民族之大幸，这个政策好，我赞成，完全赞成。”王政委和夏主任当即邀请他与我党合作，携手共建抗日反蒋根据地。周老先生激动地说：“我已近花甲之年，退出政界也已多年，承蒙贵党邀请，使我在有生之年能为民族、为民众尽力，这是我的光荣。周素园出山从政的消息一传开，在黔西北震动很大，许多人都讲：”共产党了不起，连周素园都跟共产党走了。”周老先生接受我党邀请后，四方奔走宣传我党反蒋抗日主张，2月12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毕节抗日救国会”，成为毕节地区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反蒋联合力量。
    2月14日，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各部武装齐集毕节城小教场，举行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宣布了抗日救国军和下辖3个支队领导人名单，红军选派部分政治干部到抗日救国军任职。周素园老先生愉快地接受了红军的委任，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毕节抗日救国会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周老先生的家。为了使红军在黔大毕地区站住脚，周素园利用他与龙云、孙渡等滇军将领熟悉的有利条件，给他们写信阐明红军政治主张，用“假道灭虢”的典故说服龙云、孙渡在云南按兵不动，以使我军集中主力对付东面进攻之敌。就在周素园与我军携手共建抗日反蒋根据地时，国民党政府非常恼火，为替自己遮丑，军令部长何应钦急电贵阳顾祝同和吴忠信：“乡人周培艺君，字素园，近在毕节被匪掳去，请查明设法营救为褥。”
    后来我军撤出毕节时，周老先生毅然离开家乡，随红6军团长征。在乌蒙山区，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首长考虑老先生年高体弱，经不起长途跋涉和征战之苦，派邓止戈与老先生商量，给他部分黄金去香港或昆明，为我党做统战工作。周老先生听后断然地对邓止戈说：“我已是近60岁的人了，几十年来都没有找到光明，现在我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请告诉几位首长，我周素园绝不离开红军，死也要死在红军里。”邓止戈将周老先生的话报告王政委，王政委又转告贺老总等首长，贺老总高兴的说：“好，抬也要把他抬走。”我们先用轿子抬，后来他骑马，他与我们一起长征，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后，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热烈欢迎，毛主席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1985年周仁杰向肖克谈起黔大毕时，肖老说：“周老先生不易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在贵州的力量不算大，像他这样的人与我们合作共事是不多的，老先生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开明士绅。”
    红2、6军团为到黔大毕地区后，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每到一地，扶助干人，打击土豪劣绅，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拥护，黔大毕地区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局面。红军的行动博得了西南民众的赞誉，当时香港日报称肖贺红军为“救国救民的王者之师”。
    四、弯弓射日到江南
    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静云的将台堡会师。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军会师尽开颜。1937年1月，组织上分配张铚秀到红军大学学习，后改为抗大二期。11月18日，他从抗大毕业，至今，他还珍藏着上面印有毛泽东题词手迹，由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签发的抗大毕业证书。当时叶挺、项英来到延安，为组建新四军要一批战斗骨干到江南。根据组织安排，这位从南到北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又义无反顾从北到南，奔赴南方抗日战场。他从延安到西安、武汉，再经九江到达南昌。尽管介绍信上明确他到任后任团的领导工作，但当时新军尚未组建。张老回忆第一次见到陈毅司令员，请他分配工作时，陈毅灰谐地对他说：“而今我还是个空军司令，能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接着，他听说我们一行三人，我是永新人，彭福民是莲花人、李忠民是吉水人，就果断地说：“你们就打回老家去！”当时我们都没明白他的意思，陈毅司令员给我们解释说，就是回到家乡去、到谭余保同志活动的湘赣游击区，壮大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动员组织青壮年参军。拉起50人，你当连长；拉起100人，你当营长；动员300人以上，当团长。暂时就给谭余保同志当参谋。第二天，一位叫曹鸿胜的老交通为我带路，向永新山区，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出发，直到1940年，我调至军部工作，后任新一团团长。
    1940年10月，蒋云石对皖南新四军的杀机已露，云岭上空黑云压城。起初，我们准备坚持在皖南斗争，保卫军部、保卫敌后的抗日指挥中心。1941年初，接到东进命令离开云岭向苏南转移，准备到镇江以东地区渡江北上，开赴抗日前线。部队分一、二、三支队，分别为左、中、右路。张铚秀率新一团为左纵队前卫。新四军从父子岭、土圹等地出发，在章家渡过河向茂林方向前进。部队进至榔桥、裘岭时，战斗打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作为“皖南事变”的幸存者，张老非常沉痛地告诉我们：新四军部队不足万人，而国民党动用7个师近10万人的军队将我军包围在茂林山区。山路崎岖、人烟稀少，雨雪交架、天寒地冻。经过十几天的激战，弹尽粮绝、饥寒交迫，又在敌人分割包围中失去统一指挥，我们只好化整为零，分散突围。我率领的新一团1200多人在敌人的重围中，与敌人激战了8天8夜，700多名官兵阵亡。政委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先后负伤，代政委雷耿光荣牺牲。我带着500多人一路冲杀，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昼伏夜行。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山头发现敌人的搜索队放火烧山，我带领的一个小组，刚刚来到靠近一幢茅屋的斜坡上，清楚地听到敌人的说话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急中生智的小警卫员伸手把我拉到鸭棚的水塘里，恰好鸭棚四周长着密密实实的芦苇，外面的人看不清里面，站在水塘里却能清楚地看到外面的动静。我们几个人，在水深齐腰的鸭棚水塘里，整整泡了一个白天。傍晚时分，估计敌人也害怕遇到我们的部队，他们咒骂着，吆喝着下山了。
    在高山野岭中隐蔽行军，常常是三五天才能吃到一顿饭，遇到敌人搜山，又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白天蹲山头，看地势判方向，夜深人静才进入纵横交错的山林小道，摸索着往前赶路。按路程计算，从皖南地区到繁昌的江岸边，不过百多里路，然而，我们却走了1个多月。2月底的一天，我们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地区。
    新1团在皖南突围中，历尽艰辛和曲折，连同零星收容的同志最后只留下200多人，作为一个有建制的战斗集体，我们始终不屈不挠地战斗着。我回到皖中后，军部命令我，带几十名突围出来的干部到盐城，在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进行短暂的学习。接着，奉陈老总和刘少奇政委的命令，我又随傅秋涛同志一起踏上了新建7师的战斗岗位，开始了新的征途。
    五、解放大上海露宿南京路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张铚秀参与的大小战斗不胜枚举，解放军出版社和军事科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他的《阵中实录》和《军旅生涯》两册厚厚的专著。他特别给我们介绍了一场没有硝烟战斗。那就是解放大上海，露宿南京路。他指着画册中一帧当年部队露宿街头的历史照片告诉我们：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4月25日解放南京。5月12日起发起上海战役。张铚秀任三野第九兵团第27军第80师师长，他率领的第80师担负主攻上海市区的任务。在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的直接指挥下，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十个师的兵力向固守上海的汤恩伯集团发动攻击，经过15天激战，歼敌153万人，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5月25日凌晨，张铚秀率80师迅速穿插攻击，进入外滩、南京路一线，圆满完成进入市区的战斗。在稀落的枪声中，师指挥所转至南京（东）路，并遵照上级指示，对外滩重要机关、公司、商店、仓库、银行和驻外机构等实行保护措施。当时，苏州河北岸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兄弟部队正在向吴淞口、崇明岛推进。然而，我军所到的市中心区秩序良好，而且已经在主要街道或部分近郊局部恢复了交通。紧接着，我们27军，接上级指示指定区域为第二警备区，担任市区警备任务，负责维持城市治安，看管旧机关和公共场所，收容游勇散兵，肃清残敌及其它有关警备事宜，确保城市秩序安定和恢复生产。
    我师所属各团及直属部队重点警卫南京东路和外滩，均驻扎于市中心闹市区。我们的队伍，是胜利之师，又是第一次进驻祖国最大的城市，我们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上海人民面前呢？
    这时，解放了上海市区，是枪声并未完全平息的城市。尽管这样，住在市区的各界人士和居民，随着部队的进驻，陆陆续续从郊区避战的地方赶回来了。开始看到关门闭户、窗帘严遮的景况大大改变了，路上逐渐出现熙熙攘攘的卖小吃的叫卖声；南京路上最有名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打开了铁梭门，厨窗里摆出各色各样的百货。最惹人注目的西餐馆子也亮出西菜的菜谱。那些忙于擦皮鞋的孩童吆喝声此起彼伏。夜幕降临的时刻，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跑动闪烁；茶室和咖啡馆营业延续至深夜零点以后，在那些高层的楼房里，不时传出贝多芬的乐曲，也夹杂着爵士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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