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无不注重养生，曾国藩更不例外。他虽然终日忙于军政要务及应酬，但从未放弃对养生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对偏于修德的儒家，还是重于养生的道家；他都倾其心智，心向往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养生之道。其养生要言，见诸于《家书》《日记》及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我多年来阅读《曾国藩全集》，研究他的养生之道，有的还身体力行，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养生之说
      “以‘不药’二字为药”说。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七月，曾国藩从李续宜的来信中知道他病了，立即复信强调：“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他所说的“不药”，即病了不要相信医药。以养心为主、养身为辅的养生哲学，使得他终生恪守其祖父星冈公的“三不信”：即“不信医药、不信地仙、不信僧巫”。他还曾在家信中说：“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那些多吃药，求神仙保护的人，都是妄想。”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药”，不能与当今的药相提并论。因为旧时代的药多有糟粕迷信，庸医也多，因此曾国藩常教其子侄：“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
      “君逸臣劳”说。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四月，曾国藩在一封书信中说：“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何谓“君逸臣劳”﹖他说：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都可以用来清心，这就是“君逸”；常常步行走动，动弹筋骨，便是“臣劳”。也就是说：养生的方法，不但在于多多从事活动，以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恼，以保持精神上的健康。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身心交养”。
      “惩忿窒欲，少食多动”说。曾国藩的养生之说，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他在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的《日记》中说：“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九月初一日，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对“惩忿窒欲”阐述得更详细。他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这两句话，即养生之道亦然。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会更加富有；体强的如果是穷人，因为节约便能够促使自己宽裕起来。节俭不仅是饮食男女的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我在《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活泼地修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俭，正是我的养生之道，除此以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曾国藩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个厌世悲观的人。他把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也不过是主张在纵欲当中应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
      “以意志统帅气、以静制动”说。曾国藩的养生之道中有“以意志统帅气”、“以静制动”的说法。他所说的“以意志统帅气”与“存留倔强的激励志气”相似；所说的“以静制动”，与“去忿欲以养体”相似。他在《复李雨亭》的信中说：人疲惫不振，是由于气弱，而志向坚强的人，气也因此暂变。比如贪早睡，强制起来以振作，无聊懒，则正坐以集中精神。这就是“以意志统帅气”。久病体虚，则常常有一种怕死的思想存在心里，即使做梦也不得安静。只要把身前的名誉、身后的事情，及一切杂念铲除干净，自然就有一种平静的意味。而平静之后，活动自然产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