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装满银圆、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
陈家坡会议
王泰吉起义后,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张仲良、封正宝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等几支革命武装,相继来到照金。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发展为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几个支队,还有淳化、旬邑等12支游击队。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都开展了起来。在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中心讨论了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十十六军的问题。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当时秦舞山是陕甘边特委书记,我是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秦舞山和我是会议执行主席。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和行动,大家决心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因刘志丹当时南下尚未归来,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会议仍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
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二团的失败,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1933年10月15日,国民党陕西警备三旅孙友仁部和张彦宁民团向照金根据地发起联合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组织上决定让我和黄子文先下山。我建议部队全部撤退,来个空城计,我们不能死守根据地。我和黄子文下山走到梁底下时,敌人就占领了薛家寨。在我们退出根据地后,当地农民领袖、边区革委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等被敌人逮捕杀害。
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十十六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照金失守后,基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只有建立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有困难的。
照金失守后,我经牛村河、八里庄、马额镇来到富平南李村丁茂达家里。因这一带常有民团出入不便活动,我就钻进梢林躲起来。在这里多亏了我的干妈王俭的辛勤照料。她半夜里把我从山上叫回来,在家里吃饭,有时还把白糖给我送上山。后来老太婆又给我做了一身买卖人的衣服,让南李村的秦老六背上一个搭裢,把我的短枪和子弹放进去,送我到让牛村、高山槐和七界石,找到了张秀山、吴岱峰、刘约三等从薛家寨退下来的人。
不久,敌何高候的队伍又追上来,我们退到三嘉原,在遭遇战中先后击溃敌人骑兵和杨拐子土匪。这时我患了伤寒病,只好在这儿养了一个月病。后来我和南梁保卫队长郭锡山一起经太白到莲花寺,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接我回来吃饭。
转战陕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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