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队。飞行队成立后，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１９４９年９月５日正式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９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４时举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１７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下午４时３５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飞行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９００米、６００米、４５０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感到今天的飞行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今天起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人民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飞行啊!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３０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这盛况通过无线电电波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五洲四海。

    开国大典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领导同志和驾机、驾舰起义的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驾机起义的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开国大典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人民空军的战机

    抗美援朝——中朝联合空军的副司令员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１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空军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组建航空学校。当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要组建６所航校，人员都是从老航校抽调的。常乾坤等给每所轰炸机航校分去飞行、机务人员各２０名左右；每所驱逐机航校分去飞行员１０名左右，机务人员２０名左右。６所航校从部队共选调了１６７２名学员。第一批新建航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均于１９４９年底和１９５０年初开学。后来，常乾坤提出原老航校还有一批力量，还有校舍、教员、飞机器材等，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建议再办一所航校。刘亚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请示中央军发批准，又增加了第七航校。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１９５１年１月７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１月１０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１月１６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由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１月２８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６０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２月５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３月１５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１９５１年９月以前，共修好６个喷气机机场和１０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呕心沥血——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８飞机的定型试飞

    １９５３年８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许多工作。

    １９５８年９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

    １９５９年１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１１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到１９６５年８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３０６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６０年９月，常乾坤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经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１９５９年１月３０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１７飞机，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９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Ｂ－１７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１９６２年１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到１９６６年５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５、歼—５、运—５、直—５、初教—６、歼—６、歼—７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１９７１年４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８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０日不幸逝世，终年６９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８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