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乾坤，１９２５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曾任八路军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延安上书——工程学校诞生

    １９０４年７月，常乾坤出生在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他从小聪颖好学，１９２２年进入晋军学兵团读书、受训。１９２５年６月，常乾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在校期间，他在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受到军校中共组织的重视和培养。１９２５年７月，常乾坤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招生，常乾坤得到中共组织的同意，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航校。他学习刻苦认真，对航空理论理解较快，飞行技术也好，比较早地放了单飞。６月，常乾坤作为飞行学员由国民党政府派出，赴苏联继续学习航空。到苏联后，他首先进入航空理论学校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年后，常乾坤又进入苏联空军的飞行与领航学校，系统地学习与研究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航空知识。

    １９３０年１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担任中尉领航员，后升任准校领航主任。为了进一步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航空理论，还深入到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去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一架侦察飞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受到了好评，获得航空工业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务。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常乾坤到共产国际找中共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此后，他又向任弼时要求过两次。１９３８年３月，任弼时通知他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常乾坤没有来得及参加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初踏上归国的征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常乾坤和王弼等一行，奉命从新疆回到延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们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建议，阐明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空学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的培训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强，必须早作准备，否则，一旦需要时就来不及了；建议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准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中央遂于１９４１年２月间着手筹备成立航空学校的工作。这所学校定名为工程学校，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塞县。

    为适应形势和变化，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上级决定将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院长由朱德总司令兼任，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常乾坤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央军委调常乾坤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任高级参谋、航空组组长。

    枣园受命——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清早，叶剑英把常乾坤等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叫你们去，可能是商谈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等高兴得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往枣园。９点钟，一位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的窑洞。见面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常乾坤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１０月１５日，常乾坤等一行２０余人启程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１９４６年１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由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总队长。２月初常乾坤到达通化后接任总队长工作。航空总队是航校诞生的前奏和雏形。在此基础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

    航校成立后，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飞机和器材。常乾坤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寻找器材，并亲自带领航校职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凡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常乾坤等人的足迹；甚至到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去寻找轮胎、仪表、铝皮垫子和汽油、滑油。由于火车不通，汽车缺乏，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残缺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回来，常乾坤就动员群众用牛马大车运送，创造了用马车拉飞机的奇迹。经过常乾坤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修理装配各式飞机几十架，但都缺少零件。他们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破旧零件中翻找，把一切能用的零件都派上了用场。

    战争环境，敌人骚扰不断。老航校在通化装配好的飞机未能飞行，就开始大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向牡丹江转场。怎样转场？当时人们心中无数。为此，常乾坤决定，一面派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赴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经过全校同志的群策群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敦化、延吉等地。第二次搬家是从牡丹江搬到东安。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风卷雪花，刮起“烟炮”，对面看不见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转场，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老航校抽出大量人员先到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１１月底转到了东安。

    老航校成立之后，先后由通化至牡丹江、牡丹江至东安，再从东安转回牡丹江，最后到长春。每次转场几乎都遭到敌机的空袭，常乾坤等都勇敢沉着，巧妙地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为加快培养航空人才，常乾坤等采取了人民军队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等办法，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老航校建立之初，技术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从敌对营垒起义的同志；二是放下武器参加人民军队的日本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常乾坤以认真负责、诚恳待人的态度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人，１９４７年３月，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分工主持一个机场的飞行训练。常乾坤鼓励他大胆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在老航校，放下武器参加民主联军的日本人共有３００多人，其中飞行员１７人、机械师２４人、机械员７２人，还有医生、护士、汽车司机等。常乾坤和校友会领导班子成员对这些人以诚相侍，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为革命工作，将功赎罪，使他们完全打消了顾虑，为老航校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将近４年的时间里，常乾坤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全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各类空地勤人员５００多人。

    １９４９年３月８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今天位于黑龙江密山市（原东安）的老航校旧址

    南苑练兵——第一支飞行队受阅开国大典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要从老航校抽调。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

    航空局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是成立空军的基础框架，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常乾坤出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后，立即着手组建航空局，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一些人，很快组建了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６４人。１９４９年５月，航空局机关增设了航空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人员增至１７２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城市陆续解放，国民党留下的众多机场、器材、航空人员需要接管。常乾坤派出干部，赴各地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飞机和器材。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底，共接收飞机１１３架、航空发动机１２７８台、各种航空器材４万余吨，接管器材厂等３２个，收容一大批航空技术人员，使解放区的航空技术人员达到２９３８人，飞机增加到１５９架；修复机场４０个，先后开通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４条航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酝酿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亲自组织安排人员，使１０月２９日和１１月９日两批起义的１２架运输机，顺利安全地飞抵北京和天津机场。

    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