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全国4支长征队伍中（中央红军、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和红六军团），有2支队伍与我们安徽金寨密不可分，一支是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一支是红25军、直接诞生于金寨。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将军县，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

    今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寨时，深情感慨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金寨，红色历史源远流长，红色文化丰富多彩，红色资源积淀厚重，红色基因灿烂辉煌。研究红色历史、开发红色资源、做大红色品牌、传承红色基因，有着巨大的潜力可挖，有着很多的工作要做。

    作为全县党史军史、红色文化研究开发的重要职能部门——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的新优势、倾力打造红色发展的新高地、努力谱写红色金寨的新篇章，着力当好红色基因的研究者、传承者、实践者。具体的，应该着力做好这样10项工作：“挖掘好”红色资源、“研究好”红色历史、“编纂好”红色书籍、“讲述好”红色故事、“传播好”红色声音、“开展好”红色教育、“展示好”红色文化、“宣传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谱写好”红色新篇。

    基于这种考虑、立足金寨实际，近期，我们组织人员搜集、整理了一批关于“从金寨走出的两支长征队伍”系列文章，主要包括《英雄的金寨人、英勇的长征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25军的长征历史和战斗故事》、《红四方面军的漫漫长征路》、《金寨籍老将军的长征故事》、《金寨籍老红军的长征故事》等几个部分，现予发表，敬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导至红军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渡黄河攻占宁夏，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过黄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叁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却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西路军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 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1939年期间，陈潭秋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曾领导“新兵营”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还专程赴“新兵营”视察并作出了指示。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李先念曾领导“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军事技术。为了巩固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发展新疆经济，还从“新兵营”抽调出许多骨干力量支援新疆经济建设。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军队的火种，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大肆逮捕、关押、残害中共人员。至194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圄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一、西路军的历史背景

    1935年8月4日，中共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认为应该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11月，由莫斯科回到陕北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向中共转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1]。

    1936年1月下旬，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秘密会谈，毛泽东电告李克农：“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4月9日晚，周恩来秘密潜入延安（当时由东北军控制），与张学良会谈。4月下旬，张学良对中共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5月-6月，中共对未来西北战略作了计划：打通苏联，从而获得援助，联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兰州，张学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按照计划，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占宁夏；红四方面军进青海，西拒马步芳，配合西北军占河西走廊；红二方面军居中策应东北军控制甘肃。7月24日，张学良与潘汉年谈判，要求红军开始实施打通苏联。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爆发两广事变，蒋介石调镇守西北的胡宗南主力往湖南。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希望迅速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以实施西渡黄河计划。

    共产国际电报回复，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但不同意其进入新疆，援助先经由宁夏提供。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抵达甘南。8月底，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胡宗南部队再次北上，组织通渭会战。10月上旬末，张学良将会战计划密告中共，并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从而打通苏联。于是毛泽东提前实施宁夏作战计划，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后来的三大主力会宁会师目的即是实现此计划。

    二、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其二，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

    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 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1、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3、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三、西路军的相关争论

    前国家主席、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李先念同志为西路军题词（1987年）80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

    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