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蔡申熙，原名蔡升熙，１９０６年生，湖南醴陵人。１９２０年入县立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１９２４年春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１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等两次东征。１９２６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４军营长、第２０军团长。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１１军第２４师参谋长，南下途中参加了会昌、三河坝等战斗。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他转赴广州。同年１２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１９２８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１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

    １９３０年初，蔡申熙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他来到阳新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集中当地分散游击的武装力量，于同年１０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１５军，任军长。红１５军组建后，蔡申熙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后经英山、罗田等地，于１２月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１９３１年１月红１５军与红１军合编为第４军后，任第１０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他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一次战斗中右臂被敌机枪子弹击中，负伤致残。同年５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蔡申熙为分局委员，并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他言传身教，贯彻教育训练与实战要求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主持办学４期，为鄂豫皖苏区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１９３２年７月，当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蔡申熙临危受命，出任红２５军军长。从８月下旬到９月中旬，他指挥部队和皖西地方武装，在南起英山、北到庥埠的广阔地域内，与各路进犯的国民党军不断展开激战，给敌军以重大杀伤。９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４个主力师向皖西转移，在金家寨与红２５军会师。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燕子河会议上，蔡申熙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主张以主力西出英山、随县、枣阳一带，将国民党军引出苏区寻机歼灭，然后再回师收复失地。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９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出发西进，蔡申熙率红２５军殿后掩护。１０月８日，红军主力在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地区，与国民党军两个师遭遇，发生激战。９日，国民党军增加兵力后继续进攻。蔡申熙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不幸腹部中弹。他捂住伤口，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年仅２６岁。

    蔡申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蔡申熙也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去世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斗战役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

    （一）大丈夫不吃“嗟来之食”

    年龄虽小而威望崇高，说明蔡申熙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智慧。骄横跋扈、眼高于顶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与他共事过的领导人大加鞭挞，只对两个人保持敬意，这就是徐向前和蔡申熙。并不是他不想挑刺，而是他无法责难这两个才能和品格近乎完美的同事。

    割不断的同窗情，说不完的黄埔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十字路口，蔡申熙放弃通天路，专走独木桥，三次拒绝邓文仪、薛岳、胡宗南的招降。他穷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但就是这身清筋傲骨令昔日同窗望尘莫及。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将星的摇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有十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如果加上在黄埔曾经任职的周恩来、叶剑英和聂荣臻，共有十三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国共未分裂前，黄埔军校先后举办过五期，其中第一期人才最为鼎盛，他们在国共两党军队中的地位都比较高。国民党军队里，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邓文仪均为著名战将，官至战区司令；共产党军队里，涌现了徐向前、宣侠父、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王尔琢、彭干臣、周士第、蒋先云、阎揆要等一批将星，其中徐向前、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因为军事成就被确定为军事家。

    黄埔军校十分重视同学情谊，孙中山甚至把它写入了校歌：“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黄埔师生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二十二年的生死搏斗。既是同学又是敌人，既是战友又是敌人，这就是历史上独特的黄埔现象。

    几乎所有的黄埔士官生都经历过这种友情与政治的双重煎熬。蔡申熙也不例外。

    蔡申熙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在校时与邓文仪、胡宗南等国民党籍同学关系较好，毕业后又与薛岳同时供职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都被视为前途远大的“后起之秀”。

    他们当时只有二十来岁，多为贫寒子弟，都有一腔热血和远大志向，本来可以成为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当他们相扶相携走到1927年春时，突然分道扬镳。邓文仪、胡宗南、薛岳追随校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向昔日的战友开刀；蔡申熙等中共学员则跟随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举起了反抗的刀枪。

    用邓文仪的话来说，国共分裂后，蔡申熙是个“常败将军”，穷得只剩下一身骨头架子。1927年8月，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先后担任团长、师参谋长，起义军南下潮汕时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部队被打散。其后，他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打入新编警卫团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广州起义又遭失败，他成为被通缉的对象，身无分文，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逃亡生活。最为窘迫的是，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迫切需要筹措一笔路费到上海与中央军委重新接头。穷途末路之时，蔡申熙想到交情不错的同学邓文仪。

    邓文仪与蔡申熙不仅是同学，还是同乡。他们都是湖南醴陵县人，从中学起就是同窗好友。

    蔡申熙开门见山：“我现在缺少盘缠，来向你化缘。”

    邓文仪已经官至少将。他一边从口袋里掏钱，一边用教训的口气说：“你呀，就不该当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闹得自己都无法立足，你还是趁早回头吧。”

    蔡申熙顿时血往头顶冲，感觉受到奇耻大辱，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共产党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谋私，不篡权，当共产党人有什么不对？！是谁破坏国民革命，自有公论！”他将邓文仪递过来几十元钱往桌上一掷：“承你顾念旧交，慷慨解囊。但是，大丈夫不受‘嗟来之食’。”

    说完，蔡申熙就往外走，走到门口犹不解气，又回过头说：“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杀了我去向蒋介石请功。我今天死，明天你的脑袋也要掉在广州街头。”

    邓文仪慑于蔡申熙的正气，没敢动手。

    虽然出了一口恶气，但是，盘缠仍没有着落，依旧不能远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蔡申熙有些沮丧。于是，他又硬着头皮去找第四军副军长薛岳。

    薛岳没有邓文仪那样尖酸刻薄，他见蔡申熙面目黧黑，衣衫褴褛，连声说“受苦了，受苦了”，不由分说，拿出自己的衬衫、外套，招呼沐浴、更衣，然后摆酒设宴。

    酒过三巡，薛岳说出真心话：“申熙，我知道你是个热血青年，有理想，有事业心。但现在是国民党当权，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如果你不愿在国民党军队里干的话，我可以资助你去日本留学。”

    蔡申熙看得出，薛岳与邓文仪虽然一个表面上热心快肠，一个冷若冰霜，但骨子里都是一路货。他本想痛斥一顿、拂袖而去，但是，这样一来，还是解决不了路费的问题。他只好捺下性子，虚与委蛇。薛岳以为自己劝说成功，高兴地拿出几百块大洋送他做路费。

    （二）大智大勇的“救火队长”

    蔡申熙拿到这笔钱后，当天就离开了广州，经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他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三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

    “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

    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

    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半信半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在党内，蔡申熙的沉着，人所共知，他曾经当面戏弄过胡宗南。那是1928年夏，蔡申熙在一家旅馆楼梯上邂逅胡宗南。

    “哎呀，这不是申熙吗？老同学，现在可好？”胡宗南后面跟着四个侍从，全是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

    蔡申熙没有正面回答：“你看我这样，好得起来吗？套用李商隐的一句诗，叫‘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失意人一个。”

    胡宗南见他衣著简朴，又听一口酸调，以为他流落上海，无处栖身。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进行裁军，大批军队被编遣还乡。他热情地动员：“遇到我，你就不会失意了。校长现在非常器重我，把第一军交给我管理，一军需要大批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才，到我那里去，先从师长干起。”

    蔡申熙见他这样“盛情”，顺着他的意思说：“他乡遇故知，真是人生的一快事。好，跟你干。”他详细地记下胡宗南下榻的地址、电话：“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就搬到你那里去住。”

    分手时，胡宗南还从侍从皮包里拿出两封银元，嘱咐蔡申熙早点搬过来。

    蔡申熙脱险回到机关，将银元交给组织。周恩来听说这事后，哈哈大笑，说：“胡宗南志大才疏，他的毛病从来就是盖棉被睡竹床――一面热。”

    从1928年到1930年，这是蔡申熙最忙碌的时期。他奔走于各战略区域之间，充当着“救火队长”的角色：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重新打通了与苏区的联系。

    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

    1929年下半年，蔡申熙奉命前往东固根据地，就任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在小型地方游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二、三、四团，这三个团后来与罗炳辉的第五团合编为红六军。

    （三）艰难曲折的“寻亲之路”

    1930年春，蔡申熙奉调到武汉军委办事处和长江局军委工作，担任军事部部长。坐不暖席，他又远赴湖北阳新，指挥红八军四、五纵队北渡长江，在二十多天内战宿松、取六村、攻广济、克漕河、占英山，五战五胜，打出了军威。10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八军四五纵队改编为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全军下辖两个团共二千余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蔡申熙这段时间工作的特点。他在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短则两三个月，长的也不到半年，但是，电光火石之间，他都发挥了起死回生、扭转局势、打开局面的作用。在南昌，他重新盘活了江西全省秘密军事系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悬赏万元要他首级；在东固，他以东固圩为中心，指挥部队向吉安、永丰、兴国等县波浪式地扩张，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当地群众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在鄂东，他在两个月内亲手组建红十五军，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建军时间最短的纪录。

    他的名声随着成绩升腾，寻着足迹流传。但是，这些过人的业绩，还只是这位军事天才横空出世之前的铺垫，他最精彩的华章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创造的。

    红十五军千里来寻大别山，原指望得到物质上援助，谁知步入苏区后才发现主力红军全部外出，而国民党正集结十万部队在“围剿”根据地。历史就这样将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重担搁在了蔡申熙的肩上。他与曾中生联手以区区两、三千人（枪）创造了保卫根据地的奇迹，同时还创造了围点打援、坑道作业和飘忽作战等新战法。

    1930年10月，国民党集结十万部队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根据地的主力――红一军当时并未察觉，仍然按照自己的行动方案展开进攻。11月，他们听说新洲城兵力空虚，只有少数民团防守。为了解决部队冬装，红一军奔袭新洲，竟然将毫无防备的郭汝栋第二混成旅悉数歼灭。这误打误撞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推迟了敌人的总攻时间。

    国民党被迫重新部署部队。红一军仍然不知危险正在临近，竟然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了鄂豫边根据地，前往皖西。担任总指挥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喜，认为遇到一举占领“匪区”、荡平“匪巢”的良机，立即下令发动总攻，等他们进入苏区时，却惊奇地发现这里还有另外一支主力红军――红十五军。

    对于红十五军将士来说，骤遇强敌也是误打误撞。他们从蕲（春）黄（梅）广（济）不远千里来到大别山，主要是想与红一军会合，希望得到兄弟部队物资上的支援。由于通讯条件差，他们在皖西与红一军隔着一座山头，擦身而过，来到了战云密布的鄂豫边，一头撞进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陷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