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申熙当时承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装备。红十五军指战员都身着单衣、草鞋，隆冬将至，天气寒冷，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比体质下降更为揪心的是子弹奇缺，每个战士平均只有三发子弹。

    二是士气。红十五军战士是抱着求援的心理来会师的，没想到红一军没有找到，却要与多达十万的敌军对阵，许多人产生了消极心理，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纷纷要求离开鄂豫边。

    三是敌情。根据掌握的情报，进攻鄂豫边的敌军，仅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七个师另一个旅，而根据地内能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仅有六个教导队。

    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亲自到部队进行动员：“我们已经电令红一军回师救援，目前根据地还有两万兵力可以与敌周旋。”

    台下战士发出一阵鼓噪：“别糊弄我们了，两万人在哪里？”

    “我说的是实情。”曾中生一五一十地报上家底：“特委手上有六个教导队，约三百余人枪，加上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六个县的地方武装，再加上各县、区半脱产的补充军、赤卫队，总数肯定有两万人。”

    战士反诘道：“你有了两万人马，还要我们两千人干什么？”

    曾中生苦笑着说：“你们是主力，他们一时半刻集中不起来。”

    台下一阵轰笑。

    说不动大家，曾中生把目光投向蔡申熙。在这个时刻，主官的态度可以影响和决定全军的动向。

    “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甚至还有可能全军覆灭。”蔡申熙的头一句就让曾中生凉了半截。

    “但是，现在往回走就安全吗？”蔡申熙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战士们心里的顾忌：“敌人不仅在鄂豫边集中的七个师，还在通往皖西的路上布置了众多的部队。我们就算是回去，也首先必须突破鄂豫边的包围圈，然后要冲破敌人的堵截，即使能够安全回到蕲黄广，那里同样有敌军守候着。我看，回去也是凶多吉少。”

    这一番话让嚷着要回去的战士也凉了半截。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是红军战士，为人民打仗，为革命牺牲，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要坚决地留下来，要下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后面，红一军正在日夜兼程地往回赶呢！”

    有根有据的分析，入情入理的动员，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然而，最初的战斗却是出乎意料的艰难。曾中生在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用一段文字，实录了这段艰苦的历程：

    （红军）最主要的战略，是集中我军最精锐的力量，来突破敌人的弱点，以转变全部的战局――新的局面。此时，蔡申熙同志恰恰带领黄广的红十五军过光山来找一军，到了黄麻赤区的地界，他有千枪左右。我们认为这一力量的到来，是完成我们打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主力，能使我们整个计划充分实现。不料十五军之来，原来是找红一军要补充的，内部异常不健全，上下都笼罩了失败的情绪，子弹每枪不过三弹，大部分还无棉衣，一见即知不能执行突击敌人的任务。经过中生亲去部队中，从政治上、军事上帮助蔡申熙切实整理，特别是动员赤区广大群众作热烈的欢迎与政治鼓动，士气为之一振，由兵士大会作出一个共同决议，不打一枪去冲入河口（敌人一团以上的兵力），缴河口敌人的械，河口一下，十五军即可得军事补充，赤区必然转变新的局面。可是这一仗，十五军的确做到冲入河口的任务，徒以补充军却不能配合，从右翼退下来，牵连十五军也退下来。这一战争事实上已给了敌人严重打击，使南部包围的弧形阵地转为守势，这是政治上的成功。然而从此十五军子弹每枪不满一颗，即放哨的红军也要借三颗子弹，失败情绪自然更增长，加之吉（鸿昌）匪两路正来的猛烈，南部敌人虽取守势，而北部敌人却突冒进。当然中生又亲到十五军做整理工作，仍将十五军全部开去，阻击吉匪罗山的一路，同时准备突击敌人包围的弧形以外，使敌人转变另一包围的企图，经过两日夜的持久战……敌人无法应付，更不敢随便分散，怕为我所乘，我们晚上常去打岗打哨，到敌人后方去杀土豪劣绅，散发传单标语。这样一来，无论敌人怎样凶焰，仍然保持敌占城市、我占乡村的均衡局势。

    1930年12月下旬，敌人重兵突入根据地中心区，侵占特委所在地――黄安七里坪，同时分路大举烧杀抢掠，红十五军不仅势单力薄，而且粮食供应也发生严重困难。这时，部队领导层出现两种强烈的呼声：
一种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以口就粮。

    另外一种不同意分散部队，而主张跳出敌人的铁桶阵，打到别的根据地去。

    红十五军生死系于一线，干部、战士焦急地等待着军部的决断。蔡申熙与曾中生、陈奇商量后，召开全军兵士大会：“以口就粮，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但是保不着我们的脑袋，分散游击正中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诡计；脱离现有根据地，可以保着我们的脑袋，但丢掉了我们红军的灵魂，我们决不做贪生怕死之辈。我们走第三条路，突破敌人的重围，到皖西与红一军会合，然后一齐杀回来！”

    经过三天整顿，红十五军官兵统一了认识，东进至鄂东北福田河时，遇到敌军一个团的堵击。蔡申熙在绝大多数指战员有枪无弹的情况下，毅然下令吹“冲锋”号。他的口号是：“接近敌人就是胜利！”指战员都明白陷入了绝境，如果不能尽快冲入敌阵，就会在开阔地带变成敌人射击的活靶，于是拼命地迎着敌人的枪口奔跑。一批批战士在通过旷野时被敌弹撩倒，但是密集的火力和大量的伤亡并没有迟滞他们奔跑的速度。敌军指挥官愣住了，惊呼：“哪有拿着脑袋往刺刀上撞的打法！”红军战士骠悍的作风和无畏的精神终于压垮了敌人，他们冲破数道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终全歼该团数百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解决了一直困扰部队的弹药问题。

    1931年1月上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两军移驻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由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原红十五军改编为红十师，蔡申熙任师长；原红一军改编为红十一师，许继慎任师长。全军共约一万二千余人。

    （四）创新战术显神威

    主力红军回师鄂豫边，迫使敌军处于守势。侵入根据地敌军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动辄修筑四、五道战壕，然后固守不出。战士们嘲讽为“乌龟战术”。由于红军部队缺少重武器，同时缺乏攻坚经验，一时间，还拿“乌龟战术”没有办法。

    红四军军部有曾中生、徐向前、蔡申熙、许继慎四位黄埔高材生。经过几天琢磨，他们想出了围点打援、坑道爆破和飘忽战术三种破敌之法，并将率部试阵的任务交给了蔡申熙。

    试阵的第一仗是围攻磨角楼。磨角楼位于麻城以北，驻军只有国民党第三十师夏斗寅部一个营，但筑建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按照计划，蔡申熙率领红十师主力向磨角楼发起攻击，作出强攻的姿态，迫使守敌向后方求援。夏斗寅不知是计，派四个团紧急驰援，结果被等候已久的徐向前逮个正着。他指挥红十一师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击溃援兵。敌人援兵一退，磨角楼守敌见大势已去，也放弃抵抗。

    磨角楼一仗，虽然歼敌只有数百人，但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围点打援的先河，从此这个战术成为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

    试阵的第二仗是强攻新集。新集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城墙高两丈有余，城池碉堡全部用长方岩石灌以糯米浆砌成，异常坚固，机枪“嘟嘟嘟”一梭子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串麻点，即使是用迫击炮轰，也只能敲去半个角。蔡申熙率红十师进攻新集，打了一个星期，进展不大。驻守在镇内的地主武装站在城墙上，一边悠闲地解开裤带，向下撒尿，一边喊道：“再打一个月也是一样！”蔡申熙不动声色，每天照样发动佯攻，暗底里却利用城北一家小店作掩护，悄悄地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一直穿到城墙底下，然后将数百斤烈性炸药塞进棺材里，推到坑道尽头。

    点火前，蔡申熙问战士：“城墙上还有没有敌人撒尿？”

    “多着呢，成排的站在墙垛上。”战士回答。

    “好，让他们到天上去撒！”蔡申熙吩咐“点火”。几分钟后，突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十几个站在城墙上的团丁一齐飞上天，红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镇内，干净利落全歼守敌一千余人。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进行坑道作业的战例。

    攻克新集，在战略上意义更大。此仗一举拔除了长期横梗在根据地内的心腹大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和首府。

    双桥镇大战是试阵的第三仗。红四军为扩大战果，主动向平汉路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还冒雪截获一列军车，毙俘敌军二千余人。红军的袭扰，使北部交通大动脉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令孝感驻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前往解围。红四军侦知岳部动向，于3月上旬从五十里外奔袭敌人。战斗在孝感双桥镇打响。蔡申熙与许继慎分别率领红十师、红十一师，从两岸展开进攻。

    这是一场有悖常理的战役。兵法曰：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岳维峻部拥有超过六个团的兵力，红军参战部队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六个团，兵力略处下风。按照常规，这只能打场击溃战，但是，由于蔡申熙等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竟然打成了歼灭战。对于这场战斗，时任军参谋长的徐向前有一段精彩的回顾：

    九日拂晓，我东西两岸的突击部队发起攻击，迂回部队翻山越岭，向敌后猛插。敌遭到突然攻击后，仓皇组织反击，我三十团、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争夺制高点的激战。上午十时左右，我迂回部队第二十九团占领双桥镇西南尖鸡岗，罗山独立团亦抵东南的小葵山一带，敌三十四师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拿着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参战，呐喊声响彻两岸，场面极为壮观。岳维峻“狗急跳墙”，亲自带着两团人出镇反扑。敌人仗着飞机、大炮掩护，与我争夺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窜。

    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是个硬仗，鏖战了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过七个小时，我军毙敌上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多支。

    这是红四军第一次通过飘忽作战（运动战）取得歼敌一个师的空前大捷。这场胜利，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带领部队摸索和实践新战法的蔡申熙成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开创者之一。

    （五）主持公道“救战友”

    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废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他曾经十分信赖“张主席”，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此人心毒如蝎，机深似海，于是他竭尽所能，尽量帮助处在危机之中的战友。

    在双桥镇战斗中，蔡申熙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由于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臂残废。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手脚伤残意味着军事生涯的结束。蔡申熙也有过消沉和怅惘，他深恨自己不能像以前一样身手敏捷，同战友们并肩战斗，他依恋弥漫着硝烟的战场，渴望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斗。壮志未酬身先残，他不甘心。

    在既成的事实面前，他逐渐平静下来，找到组织：“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分配我一点工作。” 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

    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他在军校主持了四期训练，培养了一千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在办校期间，中央派张国焘来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对张国焘，根据地干部开始都非常尊重，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到过苏联，这样的“大人物”来担任领导工作，说明中央对根据地的重视。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人如此凶煞，来了以后就扣帽子、打棍子，轻则大会批评，重则开除党籍。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个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张国焘对两人信任有加。根据他的提议，徐向前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和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蔡申熙被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还曾经代理过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希望用破格提升和重用来换取两位军事将领的忠诚，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两个人虽然为人谦和，但原则性很强，在事关党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打半点折扣。

    他们的“蜜月”持续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降温。蔡申熙对张国焘排斥异己的野心产生警觉，开始抵制他的宗派主义和罚办主义政策。他曾经三次向处于困窘之中的战友伸出援助之手：

    第一次是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在“彻底把过去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的幌子下，向抵制“左”倾政策的根据地领导人开火，指责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执行“调和主义”，指责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仍然迷恋“立三主义残余”，指责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有“军阀土匪倾向”，企图将他们一股脑地清除出领导层。在张国焘的组织下，会议开成了对曾中生等人“声讨”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这个时候，蔡申熙出来讲话了：“大家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有的我赞同，有的我不赞同。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或者说过去的错误未能及早纠正，并不是一两人的责任，大家都投过赞成票，都有责任，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许继慎，还有遭到点名批评的其他同志，与我们相处不止一日。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好同志，是披荆斩棘、开拓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他的话，像一股清凉的风，轻轻地拂过会场，让一度狂热的气氛平静下来。一些正直的负责任的干部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在他们的坚持下，张国焘有所收敛，同意让曾中生等人继续担任军队的要职。

    第二次是在红四军南下蕲黄广之后。为了援助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曾中生、徐向前等四军领导人毅然改变张国焘出潜（山）太（湖）、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根据实际情况率部南下，在蕲春、黄梅、广济等老区连战连捷，取得辉煌胜利。报告送到新集，张国焘非常恼怒，认为曾中生等人的行为不仅是对他威信的挑战，还是与中央分局公然对抗。这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密报，毫无根据地说红四军准备渡过长江。

    蔡申熙闻言大惊。时值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江面平阔，水势汪洋。在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上，他说：“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行为，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以展开，到那时再想渡江北返，就会更加困难。如果红四军真有南渡的打算，一定要向他们说明利害，劝告他们返回苏区。”

    张国焘同意蔡申熙的意见，他别有用心地提出：“红四军一向对分局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次发展到公开造事的地步，主要责任要由曾中生、许继慎承担。这两个人都是你保荐的，现在也应该由你收拾残局。我提议，由你赶赴前线，取代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委，立即从‘肃反’入手，采取铁腕措施整肃部队。”

    与会者也认为蔡申熙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起到驾轻就熟之效。

    蔡申熙察觉到张国焘人事安排后面隐藏着打击曾中生、许继慎等反对派的用心，不愿意为虎作伥，以身体残废、体力不支为理由，婉言推辞。

    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不好勉强，决定改派陈昌浩前去接任。曾中生回到新集后，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许多熟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慑于张国焘的淫威，不敢跟他打招呼、说话，走路躲着他，避免唯恐不及。蔡申熙不躲不避，经常看望老战友，还向组织提出由曾中生接替自己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上级拒绝了他的建议，派曾中生到基层接受考察。

    第三次是霍邱失守之后。1932年7月，鄂豫皖根据地分为东西两线抗御敌军。西线由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红四军保卫鄂豫边，东线由旷继勋指挥红二十五军保卫皖西。一天，旷继勋打来电话，称他们正在霍邱县城坚守，准备以城攻城，与敌决战。

    “什么叫以城攻城？”张国焘拿出电报，迷惑不解地来找蔡申熙、徐向前。

    “哎呀，糟了，这是要与敌人硬拼啊！”蔡申熙看完电报，忍不住大叫。

    “综合敌我情报，霍邱我军仅有军部和警卫营、县独立团，拥有二千多人，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六千人，如果不及时突围，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徐向前忧心忡忡。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由蔡申熙星夜赶往皖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新集到皖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在蔡申熙赶到之前，红二十五军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外，守城部队牺牲千余人，被俘千余人，县城陷落。

    蔡申熙抵达皖西后立即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四处召集余部，整理部队，重新编组了第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使全军人数聚集到一万余人。

    当时，皖西处于被敌分割突进的被动状态。我军原先占领的县城和集镇纷纷失陷，各物资储备据点丢失，各县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各自为战中被打散，数以百计的指战员被敌俘获。由于缺少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援，红二十五军经常处于断炊的困境。蔡申熙负过重伤，加上不分昼夜地操劳，身子瘦成了皮包骨。军部特务班的战士煮了一碗稀饭，给他端去。

    “咦，搞到粮食了？”蔡申熙兴奋地问。

    “哪里搞得到粮食！现在能有野菜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战士回答。

    “那你把稀饭端回去。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

    战士解释道：“你有伤在身，应该优先照顾。凡是伤员，部队都想方设法挤出粮食给他们补养身体。”

    “感谢同志们的关心。”蔡申熙坚持道：“我的身体早好了，谁说我有伤？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

    正是以蔡申熙为首的指挥员与战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才赢得了广大士兵的拥戴，使这支遭受新败的部队危而不溃、颠而不覆，保存着旺盛的复仇意志。靠着这股顽强的斗志，蔡申熙带领红二十五军在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的广大地区，与各路进攻之敌展开激战，并在苦苦支撑中捕捉到转机。一日，红军获悉国民党第七师两个团押解着大批战俘进驻六安郭店子，蔡申熙率部突袭郭店子，与驻敌展开肉搏战，杀死敌副团长桂华峰以下六百余人，夺回被敌俘获的伤员数百名，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一举挽回逆势，初步稳定了皖西岌岌可危的局势。

    霍邱兵败，引起全军震怒。张国焘提出要严惩旷继勋，他认为旷继勋一向与中央分局离心离德，这次采取以城攻城的战术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破坏革命，起的是内奸的作用，应该绳之军法。不少负责同志痛感皖西被敌摧残，情绪激动，要求追究旷继勋的责任。

    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下，蔡申熙提出：“霍邱失守是策略上的错误，不应因此怀疑旷继勋同志的革命立场和过去所立下的赫赫功绩。”

    他的意见促使偏激的情绪冷静下来。在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下，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只对旷继勋作出了撤职的处分，拒绝了张国焘严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