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8年9月参加革命的，49年9月奉命调任为新成立的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秘书。在那个非常时期，任务很重、工作很紧张。当时已经奉命到达北京的全国各地工业骨干和部门负责同志，专家，精英们被组成为新中国重工业考察团。这是一次首次为新中国工业“摸家底”的考察，团长刘鼎，副团长沈鸿。来到刘部长身边的当天我就开始了接待工作。也就在那次，我有幸结识了不少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包括东北地区的吕东、周建南、程明升、顾敬心等，华北的汪道涵、恽震、楮应璜，华东的郭栋材、崔中、汤毅等，中南的曾志等。刘鼎部长精力十分充沛，工作能力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头脑清晰，原则性强，一丝不苟。他很平易近人，从来不会强加于人，即便如此，工作在他身边还是不大容易的，那真是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紧张的工作中，虽然早已得知刘鼎部长有着不凡的革命经历，是资历很深的革命家，长征时期的老干部，老军工，但还是直到八十年代我参与了老军工们的“军工史发掘、抢救”工作，才真正全面、系统地了解了刘部长。

    （一）

    这是一位1924年由朱总司令在德国介绍转党的老党员，他勤工俭学的内容就是机电专业，发动机。

    1926年下半年又调往莫斯科，继续深造，进而学习了游击战术，军事工业和航空发动机，以及了解了苏联舰艇工业。在他于东方大学任教时期，担任中共总支的支部委员和学生支部的支部书记，政治课教员和野战训练营中文翻译，两期的野战训练使他成为指战员和好射手，直到二九年底奉命回国。

    他路经中苏边境，不期遇上“中东路事件”，于伯力一带，参加了刘伯承领导的“远东中国游击队”，任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并应刘伯成邀请担任了“武器”教官，日夜与刘伯承研究武器和军事。三个月的时间，两四川人互相学习，刘鼎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做好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接触到多种武器，特别是对各种型号的枪械构造、性能和使用方法，都做了认真的研究，探讨要制造出适合中国人打游击战的缩短枪身的新型步枪。在研究枪械的过程中，他练就成了一名出色的射手，百发百中。

    1930年初，“中东路事件”结束，党中央通知他回国，到上海周恩来处报道，被安排在中央特科，侦察情报科任副科长。这不足两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特科工作，他迂回在刀刃上，大智大勇，赤胆忠心，夜以继日，协助陈赓科长，为保卫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直到叛徒顾顺章出卖了特科，出卖了党，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刘鼎也因此被捕入狱。还好他和顾顺章并无直接工作关系，经组织营救返回上海。因他身分的暴露，组织的破坏，已经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1933年春他化名“戴良”，被派往中央苏区。

    （二）

    由两名交通员领路，一路前往江西瑞金。路经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正赶上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通往中央苏区的道路被封锁了。“戴良”等只好暂候于闽浙赣军区红十军司令部，横峰县，葛源镇。当他被方志敏要求留下时,他服从了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留了下来。

    戴良，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政委。除作部队的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要去红大第五分校去讲课。联系中外历史和现状，他向红军学员们讲“唯物辩证法” ，“社会发展史” ，由于结合实际很充分，文化水平不高的红军学员们都喜欢听他的讲课。军校从1932年正式改名为红军大学第五分校，到长征开始，共办了八期，为红军培养和输送了干部1500多人。

    一天，讲完了课回程路上的戴良（刘鼎）政委，路过一个开着门的仓库，战士们正往里放东西。当他得知仓库存放一些用不上的缴获品，又看到些电话线，电话机胡乱堆放在一起，就问管理仓库的红军战士“为什么不利用起来” ，战士说“有什么用？谁知道怎么用？”他就和方志敏同志谈了此事，建议：“利用战利品”。方志敏高兴地同意了他的建议。刘鼎主动承担起建立电话通信的意向。

    红大与分校成立了通讯班，经过短期的学习、培训，刘鼎亲手带出的，我党我军第一支通讯队出现了。他们不仅明原理，还能实际操作。在刘鼎的带领和指导下，架线，装机，接通，不仅在不长时间内，把葛源镇党政军机关和各方面部门都用电话联系上了，还延伸了方圆一百多里，第一个电话通信系统在赣东北苏区就这么形成了。

    刘鼎还研制出一种用手摇电话机，接上电线，再接上地雷，几里地之外，用手摇动电话机柄而引爆地雷，从而增加了地雷的使用灵活性，使地雷更大地发挥了作用。他还设计了旗语代替吹号来传播信息和命令，可以避免号角受音调简单的限制，发出后更改也难，而且很难保守军事秘密。他把旗语设计得像发电报一样复杂。为此红大五分校还办了旗语培训班，使之在司号员和参谋人员中得到很大的普及，在实战指挥中，发挥出良好效益。

    如此这般的军事技术上的革新和改进，得到了方志敏同志多次赞扬。

    1934年，国民党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采取的战术是“步步为营，碉堡推进”，前前后后筑起了5、6千个，使苏区范围越来越小，闽浙赣苏区情况也基本如此。如何能打破敌人的碉堡推进，成了反“围剿”的当务之急。方志敏找到刘鼎，对他说，“要想干掉敌人的碉堡，枪是不行的，我们要有自己的小钢炮。要制造能打掉敌人碉堡的小钢炮。” 刘鼎学过炮，也讲过炮，但是没造过炮，尤其是在这种敌人四面围剿，条件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就更是不可能了。但方志敏说：“我已考虑很久了，请你来领导制造小钢炮。你还见过炮嘛！只有你能胜任”。也就是从那时起，刘鼎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为打破碉堡占地，蚕食红区，开始了小钢炮的研制。

    那时洋源兵工厂已发展到800多职工，厂房全为茅棚，基本上全是手工操作。6个生产部门，生产出的产品品种不少，产量也满高的，仅步枪子弹一项每天就能复装约1000发，炸弹约300个。刘鼎到位后，除了熟悉情况，还帮助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如改进了地雷黑火药的配方；改进了迫击炮炮弹的引信；减小了手榴弹直径等。给他压力最大的就是“小钢炮”。没有设备条件，没有技工，他只好带领几名老工人，自己动手设计画图，自行设计制造了简易工装及简陋的翻砂设备，充分利用唯一的那台手摇车床，日夜奋战2～3个月，3门35毫米口径的小迫击炮和配套的迫击炮弹造了出来。刘鼎还从红大第五分校挑选学员，培训出了小炮兵队。他亲自带领小炮兵队，用自己造出来的小钢炮，打中了敌人的碉堡！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兵工史上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自己造出来的第一批火炮。现已展现于军博。

    方志敏就义前的遗著中写道：“……我们兵工厂的工友，他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是令人佩服！……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仅一台车床）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又居然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来。……”

    （三）

    刘鼎在1937年3月回延安前干了什么后面再提，现在继续讲为什么他被誉为“兵工泰斗”。

    西安事变后，刘鼎协助周总理处理了“2.2事件”之后，从西安返回延安，分析国共合作后，我们会得到援助，汽车、坦克，甚至飞机、军舰之类的。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光凭马列主义觉悟和无产阶级感情也还是没法对付这些机械设备，中央同意并批准他的建议，成立了“摩托学校”。从延安各单位抽调了一些有基础的技术力量，在延安清凉山下的简易机场几间破旧平房里白手起家干了起来。调来了傅江、沈丁祥和几位专职教员。学员们报到后先挖自己住的窑洞。教具主要是几部汽车，都是从中央军委拨调来的。教学以实际操作为主，理论学习为辅。摩托（Motor）英文简意为发动机，马达。实践课是让学员们从看开始，逐渐变成自己可以动手，拆汽车、发动机，再往回安装。理论课程都是刘鼎和几位教员自己动手编写的。深入浅出，结合实际。学员的学习劲头十分高涨，前后共培养了150名红军战士学员。一年半以后学校停办，50多名优秀学员分配去了新疆，再转到苏联学习飞机或坦克的修造。他们后来大多成为解放军建设技术兵种的骨干力量，建国后有些人成为空军和装甲兵等方面的领导干部。

    摩托学校停办后，刘鼎调往抗大担任政治主任教员，并兼任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员。他先后在以培养高级干部为主的二大队和培养专业技术干部的五大队任教，也常去中央党校高级班讲授马列主义理论。不少党政高级干部对刘部长都十分敬佩，直到文化大革命，听说他被关入秦城，都十分不理解，觉得十分痛心。

    1939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抗大总校为培养各根据地所需干部，到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几个主要根据地，办抗大分校。根据刘鼎的建议，在抗大开办的第六期，成立了“特科大队” ，专门培养从事参谋业务和特种兵的技术人才。由刘鼎担任特科大队长兼政委，下辖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在抗大总校训练部下面，设有一个兵器研究室，沈丁祥任主任，有四、五名干部。他们从延安兵工厂的库房中选了不同的机枪、步枪、手枪等轻武器，作为研究对象。刘部长参与并不断对兵器研究室的工作给予很多指导。通讯连的培养计划，刘鼎提出了许多创造性意见并得以了实施。养军鸽，发展军鸽通讯；养军犬，为部队侦察兵服务；旗语通讯的开展和训练；灯光通讯的开展。灯光通讯的灯箱，由刘鼎亲自设计画图，兵器研究室帮助制造。其结构是民间的马灯，制作了一个灯箱，箱前设有门，按钮操纵门的开关，以达到夜间通讯的目的。特科大队的灯光通讯仪，得到附近部队的实战应用，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特科大队以后从晋察冀地区迁址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驻地，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直到朱总司令点名要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特科大队才告结束。大部分干部随刘鼎调往了军工部。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的艰苦创业，辉煌业绩，正如太行老军工们所说，刘鼎任军工部部长那几年，是太行兵工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