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县长表现很好”中的县长指哪一个

    1927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中称：“后得该区九月二号之报告称：通城因新县长到任，我们就以保留旧县长为名，拒绝其就职。现新县长号召民团围城攻打我们农军甚急。闻新县长又向省请兵。同日之报告，又称：通城己取得政权，县长表现很好。”⑨文中既没有说明“县长”是红色县长，也没有说明“县长”是白色县长，通城专家也没有肯定说此“县长”即“劳农政府”县长朱春山。笔者认为，此“县长”应指通城县国民政府县长王武扬。理由如下。

    1、《报告》的逻辑说明县长即旧县长王武扬

    通城暴动成功后，省国民政府得知县长王武扬是暴动组织者，就委任就近的通城籍人士毕振英为通城县长。毕振英赴任，通城共产党组织就“以保留旧县长为名，拒绝其就职”。共产党既然选举朱春山为通城县“劳农政府”主席了，面对反攻的敌人就不会打软口说“保留旧县长”王武扬了。可见是没有成立“劳农政府”。或许当初不成立红色政权，正是考虑到了这样的时刻有一件“外衣”的用处。反正换不换县长，政权都由共产党掌握。通城暴动不存在打倒国民政府县长的问题，县长本身就是共产党员王武扬。也就是说，消灭了刘秀波，即标志“通城已取得政权”，这与通山暴动是不同的。通山暴动只有消灭了敌人的武装力量，同时又抓住了国民县长，才算成功，才算取得政权。消灭了刘秀波，等于暴动成功，县长王武扬当然“表现很好”。

    2、通城没有成立红色政权有其主观因素

    通城暴动成功后没有成立红色政权，有它的主观因素。首先，利用合法性。通城八二○暴动之前，有过一次暴动，没有成功。八二○暴动时，也只有500人的队伍，没有优势。所以，暴动成功也不成立红色政权，以免失去“保护色”，失去“合法性”，避免遇到毕振英新县长进攻之类问题时没有“挡箭牌”。当时，共产党在百姓中的口碑很好，利用“保留旧县长”王武扬的合法性，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甚至会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

    其次，考虑合理性。农民暴动的目的是推翻反动的国民政府，以红色政权取代之。如果身为共产党员的国民政府县长王武扬要被共产党自己通过暴动解除县长职务，则说明王武扬不能胜任县长之职，进而说明共产党没有执政能力。如果换掉王武扬，就等于授予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他们就会说王武扬不配当国民政府县长，共产党没有执政能力；既然共产党员无执政能力，就应该由国民党员执政，怎么能走了共产党员王武扬，又来了共产党员朱春山呢？暴动目的是夺取政权，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又为什么要换人呢？所以，把王武扬换下来有害无益。基于这两点，通城县委就不想把王武扬换下来。

    3、通城没有成立红色政权有其客观因素

    一个客观因素是通城党组织较松散。1927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中称：“通城有同志二百四十人，书记系外县人，为本地同志所不容，与c.y.亦不能发生关系，并互争特派员。”①当时的通城县委不团结、排外、争权情况相当严重，有同一报告的资料为证。《报告》的开头就有一份“五月份之统计”，现摘录通山、崇阳、通城三县情况：⑩

    说通城党组织较松散是客气话，上表说明5月的通城根本找不到党组织。当然，罗荣桓同志到了通城，他工作有责任心，工作能力强，工作方法得当，经过努力，通城县委的工作面貌大为改观。但是，要使一个几于瘫痪的县委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很有战斗力也是有难度的，通城县委能在八二○举行暴动并取得成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县委只求“骚动”，可能没有考虑太多，没有考虑建立红色政权的问题。如果说共产党自己把王武扬换成了朱春山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来个改头换面，把通城县国民政府县长王武扬换成通城县劳农政府主席却是轻易而又绝妙之策，人还是那个人，但政权性质己彻底改变，让人无懈可击。可惜，通城县委没有这样做，失去了通城县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机会。

    另外一个客观因素，即鄂南特委或者是到通城传达八七会议和省委关于举行鄂南暴动精神的同志没有传达暴动成功成立红色政权的指示。这虽然是分析推测，但是，有旁证，符合逻辑。《通城县志》也载“罗荣桓、王武扬、汪玉棠、叶重开率通城、崇阳两县农民自卫军智取通城县城。当天下午，两县农民自卫军合并”。“合并”说明仍然是农民自卫军。而省委《鄂南农民暴动计划》要求“暴动组织在革命委员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用农民革命军鄂南总司令名义。”【11】众所周知，农民自卫军与农民革命军有本质的不同，虽说两者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农民自卫军毕竟是国民政府名义下的武装组织，任务是维护地方社会自安、打击斗争土豪劣绅，最终目的还是维护国民党统治。农民革命军则绝然不同，根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政权。通城在暴动成功后不晓得成立农民革命军而只是成立通崇农民自卫军，说明可能是上级没有传达，没有要求通城成立农民革命军。因为，通城在南三县来说，基础相对差些，如果既要求通城提前“骚动”，又要求他成立农民革命军、成立红色政权，会给他们太大的压力。这可能是上级的考虑，也许是传达者的疏忽或自作主张。当时，上级最迫切需要的也确实是鄂南南三县的“骚动”，给敌人造成不稳定的局势，以利全面暴动。成立农民革命军与成立农民自卫军一样容易，建立红色政权也只需给王武扬换顶帽子，而通城没有这样做，说明上级精神没有完全传达。

    通城没有成立“劳农政府”，不外乎前面说的两个主观因素和两个客观因素。四个因素具备其中的一个，通城就成立不了“劳农政府”。

    对通城没有建立红色政权原因的分析，为一家之言，希方家批评赐教。

    ①《中国共产党鄂南历史》第111页，中共咸宁地委党史研究室著， 1999年2月岀版，中共党史岀版社岀版发行。
    ②《中国共产党鄂南历史》第112页。
    ③《党在鄂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史》第21页，中共咸宁地委党史研究室鄂东南党史编写小组著， 1986年1月岀版，内部发行。
    ④《党在鄂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史》第22页。
    ⑤《通城县志》第11页，通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85年12月岀版，内部资料。
    ⑥《通城县志》第472页。
    ⑦《通山县志》第12页，通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1年12月岀版，中国文史岀版社岀版。
    ⑧《通山县志》第364页。
    ⑨《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55页，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87年9月，内部发行。
    ⑩《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30页。
    【11】《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