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学特征。《黄帝内经》指出：“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肖纲《劝医论》写道：“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张景岳在《类经图翼•自序》中论及：“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诚不可猜摸尝试，以误生灵……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人参两间，惟生而已，生而不有，他何计焉？”这些名医大家都反复强调了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对人、对生命高度尊重和倍加珍惜，须知人命关天和责任重大，决不可草率从事和等闲视之。与此同时，他们还特别提出，要对所有的人予以关爱和尊重，“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老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表现了“普同一等、同仁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

    仁善立业

    医德属于伦理学范畴。在我国古代，名医大家们首先将医学定位为“仁术”，赋予医学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强化了医生职业的神圣与高尚。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即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明代裴一中在《言医》中也指出：“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源，通物我于无间也。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

    其次，他们还将医生良好的德性称为“仁心”，鼓励、鞭策医者以仁爱之心尊重生命、善待患者、博爱群生。如明代医家龚廷贤《医家十要》的“第一要”便是：“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书中也从职业角度对医者以“仁心”立术立业进行了系统论述，并提出：对病人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华夷愚智”，都要一视同仁。

    第三，将“德性”好的人或医德好的医生称为“仁人”，把“仁”作为评判医生资格及道德操守的基本标准。如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中也认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隋，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此可见，“仁心”“仁人”“仁术”是中医传统医德仁学内涵的三大要素，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救人的“仁术”。

    师道传承

    师承授受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中医药学发展演进的重要方式。中医医德作为一种伴生于中医药学术的道德文化，同样具有明显的师道传承特征。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它才能前后承继不衰、不断发扬光大。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很多名医在收徒授业时首先要考察学生的德性，认为“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在收徒后，他们还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使自己的学生最终成为“即有善艺，又有仁心”的“真良医”。如元代著名医家李杲就曾问弃儒学前来拜师求学的罗天益：“汝来学觅钱行医乎？学传道医人乎？”罗天益毫不犹豫地回答：“亦传道耳”。李杲遂欣然收其为弟子。此后10年，罗天益既学到了李杲良好的医德，又得到了其医术真传。

    贵义贱利

    贵义贱利是孟子性善论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是儒家的经典思想之一，对中医医德的形成与完善具有深刻的影响。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清代《吴鞠通行医记》中亦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清代名医费伯雄亦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之父母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我之妻子儿女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此外，许多医家还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如扁鹊活虢国太子而不受金帛绘彩之赠；明代医家范彬遇到贫苦的患者就接到家中免费治疗，还供给饮食;清代医家于省三“遇贫无力者贳之”，累积数千金之多等，都表现了古今良医重义贱利、一心救民病苦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