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接受组织考验 红心向党永远不变

注：此照片第二排右边第八位是本文口述者：贺荣洲同志

注：这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自治区党委老书记王恩茂将军在1991年八一节，为江西永新学生队参军进疆40周年的题词。

    记得，早在我参军进疆后，就写过入党申请。后来，又申请过多次，次次申请都是石沉大海。但是我从未灰心，决心要：长期接受组织考验，红心向党永远不变。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从三年自然灾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这里面的故事可真不少呢！但我这里就不详述了。我只讲些与本人有直接关系的故事。

    一、我被视为“控制使用人员”的故事

    1959年时，农七师的《跃进之声》报社，把我列入了优秀通讯员中的头面人物。每逢重大节日或生产季节刚开始时，如“三.八”、“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等和春播、夏收、田间管理、秋收、冬季备耕等农时季节，都写信或来电话向我约稿。而我总是有求必应，尽量满足报社的要求。有时来不及写在稿纸上，就用电话口述稿件。几天后，我的口述稿件也见报了。宣教股长出身的政委冯化礼，特别重视新闻报道工作。他只要在近期的《跃进之声》报上没有看到本团的报道文章，就马上打电话对我说：“老贺呀，这两期报纸怎么没有我团的消息，没有稿件反映我团的报道了？”他还告诉我哪个单位有好人好事可以写，并提供采访线索，让我快去采访办理。这也许是我稿子写得多、刊登率高（利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因之一吧。

    由于我的稿件，在新疆的一些报纸、刊物上刊发的多了，知名度也高了。《生产战线》报社看我年轻、有干劲、热爱党报的新闻事业，想培养我走上专业道路，做专业记者。曾向21团党委政治处发函，商调我到《生产战线》报社去当记者或搞编辑工作，发函来争求意见，看是否同意放人。21团政治处回函说：“贺荣洲同志由于一些原因，是控制使用人员，不宜培养重用。我们只同意他当个报社的编外通讯员，写写稿件，而不同意他调到贵报去当记者或编辑。”既是这种情况，那以后上级新闻单位就没有再来函“打我的主意”。我就这样失去了一次提拔重用的机会，而一直在团里当新闻干事。

    “控制使用人员”这句话，在公开的报刊、电台上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那是当时党的政治机关内部掌握的一项用人的原则，也是纯洁党的机体的重要举措之一。控制使用有没有时间限制？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是没有时间限期的。那就是遥遥无期、长期使用“人”的政策。控制（即压制的意思）一生到死为止。与刑法上讲的“无期徒刑”有点相似。谁头上套上了这个“紧箍咒”，谁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机密、内部掌握的情况，作为你这个被“控制使用”的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一情况的呢？当然事出有因了。纯属是偶然之间所得知的。那时，上级新闻单位，如报社、电台、杂志社写信退稿，都是用统一印制好的信封。也许是上级报社的疏忽。他们把21团政治处的说我是“控制使用人员”的便函，又装入信内退寄回了21团政治处。而21团收发室工作人员，凡写有新闻单位，如报社、电台的信函，即使写21团政治处，也统统送到宣教股。我在宣教股是专职搞新闻报道的，所以宣教股的领导，也总是交给我拆开先看，再作处理。结果，我拆开一看，就知道了组织上已将我列入了“控制使用人员”。当时，我真有“天打五雷轰”的感觉。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完了！就是全身都长翅膀，也别想能飞起来了。但这件事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连妻子我也未敢告诉。这就是几十年前，我一直是一个“控制使用人员”的情况。如果，我的回忆录中删去了这一段，不写进去，那么我的回忆录就是残缺不全。对极“左”路线就缺少一点有力的证据。我觉得现在如实地写出来，对任何人都不会有所伤害，反而能教育下一代人。那种极“左”路线，不能让它重演了！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充满着矛盾。而矛盾着的人和事，又互相转化，创造了推动事物发展和人进步的条件。例如因祸得福、失财免灾。一个组织对一个人的使用，特别是有争议的那类人，若大胆地使用吧，又明知棘手，怕连累自己，反落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自己乌纱帽也有保不住的危险。若把他一脚踢开吧，又舍不得，因那人确实有一技之长，身上有潜力可挖、有油水可捞。离开了他，工作就展不开、做不好，或者说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就会带来损失和危害。于是就采取既不重用、也不放弃的态度。运动来了，就当活靶子，放下去，名曰：干部下放，人人有份。运动过后，再把他提上来，充分利用，又名曰：工作需要嘛。我是个有这种经历的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就是铁的纪律。哪里艰苦，哪里安家，哪里需要，去哪里。既不敢发牢骚，又不敢讲怪话，千言万语都吞进自己的肚子，当作营养品。每次下放，都给了我接近群众、联系实际、多流汗水、多吃些苦的机会，锻炼身体和意志，成了名符其实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好干部。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行。那毕竟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二、我被下放连队的故事

    1969年，团里来了一些现役军官当头头。王爱国任团长、梅引任副政委等。21团也改为：农七师121团。那时，我原在十八连下放劳动。长期下放劳动也不符合党的政策。于是团党委就决定把我调到良种连去当统计，把我妻子调到良种连学校当教师。当时良种连的连长蔡化光，是我以前培养起来的党报通讯员之一。他写的很多搞子，都是经我修改后才见报的。从感情上讲：我原在团机关当宣传干事时，他对我很尊敬，把我当作他的老师。由于有这么一段私交关系。“文革”后期，他同意把我调来，做他的下级——连队统计。从各方面，还给了我很多方便，从没有批评过我。讲什么，都是用商量的口气和我讲话，使我很感动。指导员李玉连，是1964年转业进疆的复员军人，文化虽只有高小程度，年龄比我要小十几岁，但人很聪明，也很开朗，并能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我的到来持欢迎态度，并希望我能做他的助手，做些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我呢，觉得连长、指导员，他俩对我看德为重，很有眼力，不说慧眼识珠，也可说是知人善任吧。心想：我一定要支持连长、指导员的工作。我就向连领导提出：“文教、统计，两个人的工作，我可以一个人全部担负起来（因当时连里也缺文教），而且保证做好两项工作，两不耽误”。这样，蔡连长、李指导员为我有这样的思想和实际行动，都感到很满意和高兴。

    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自报奋勇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业务工作。这不是出什么风头，也不是傻得出奇、自找苦吃，而是能挑一百斤，就决不挑99。那时，一个人干双份工作，既不拿双份工资，也没有分文奖金。然而，我是心甘情愿，想多做点事情。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天晚上，连队开大会，我就要早半小时去点燃煤气灯，等人到齐后，我就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召开班、排长会议，我就做记录，黑板报一星期必出两期，反映连队新貌、表扬好人好事，田管、秋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劳动竞赛。晚上，我又认真填写生产报表，向团里上报我连的生产进度，战报准确及时。季度、年度的有关统计报表，我也准时按时上报。那时，进行过一次全团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检查评比，我曾代替李指导员做全面汇报，良种连的思想政治工作，排在炮台区（又称东区）的榜首，在全团也属上游单位。团政委多次表扬了良种连，其中也指出我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良种连的广大军垦战士对我也很尊敬。班、排长还经常主动向我汇报好人好事。希望我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和渠道，在大、小会上、黑板上、广播上，表扬他们。说句实话，我那时在连里的威信，大大超过了副指导员倪尔必，经常和连长、指导员在一起研究工作，像召开核心“常委会”似的。在良种连的几年里，我虽说辛苦繁忙，但很有效益。我的心情是很舒畅愉快的。

    到1971年底或1972年初，良种连领导看我身兼两职太辛苦，于心不忍、过意不去。同时，也考虑到像我这样的“老机关”能写善讲，又踏实肯干，长期下放在连队，也实在可惜。是人才，连队这个“小庙”是留不住的。一旦上面来个调令回机关，连里既无文教、也没有统计，好些业务就无法运转。于是党支部研究决定：由保管员李启明担任统计，和会计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而我一个人在文教办公室办公。工作量减少了一半，我也轻松了。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看报，特别是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使我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日益提高，对要求加入共产党、做一名合格的党员，象一把干柴被火点燃在胸中，熊熊燃烧重新而起，我想：党组织是不会把我这个“控制使用人员”，老拒之党的门外吧！于是我还是向良种连党支部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希望党组织考验我，给我开门，让我进去，以实现我终生的心愿。

    连里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尤其是党支部书记——李玉连指导员，对我的申请表示了欢迎。他们认为我已经具备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当时，基层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先要将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名单，事先向团党委的组织部门报告，经党委审查批准，同意了方可发展入党；若不同意，则不能列入发展对象。李指导员将我要求入党、连党支部基本同意的情况，向团里上报了。但很长时间没有批下来，李指导员就专门到团部询问团党委常委、副团长（原政治处主任）张地。李指导员说：“老贺申请入党的心情很迫切，工作表现很积极，党支部多次讨论都认为可以。不足之处就是控制使用人员。那是属于历史问题嘛。团党委的意见怎么样？”张地副团长原是文革期间的革委会副主任，他是在文革期间从基层连队指导员、教导员，一跃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团场职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张哈哈。张地说：“再考验考验吧”。就这样，我在良种连要求入党的事，就又一次“泡汤”了。像这样被左倾思想干扰而使我入党“泡汤”的次数，也有四、五次吧，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三、我在团五七干校做理论教员的故事

    1973年上半年，我由良种连调出，调到团“五.七”干校当理论教员，又给了我出头的好机会。刚开始，在“五.七”干校里，魏善标是行政负责人。上课辅导，则由我一人承包。因为我是“老宣教”，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了不少，作辅导性的报告，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太难。由于我能认真备课，理论联系实际。讲课时，还能做到深入浅出，尽量因材施教，很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授课。我这样做的结果是：团场的营、连干部和党、团骨干都说我讲课听得懂、记得住、有风趣、不枯燥。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说：“学有所获，学与不学、学习前、后大不一样。”有的还说：“我们是‘空’而来，满载而归”。总之，对我的讲课评价很高。我为什么对讲课那样认真细致呢？有时备课弄到深更半夜。我还经常到兵团宣传部、农七师宣传科和有关党校、干校去索取参考资料。还写信到湖北华中理工学院——我小学同学李秀玉的丈夫——黄健教授求援。黄教授热情地给我邮寄很多有价值的书籍和资料，弥补了我知识方面的不足之处。叫我当“五.七”干校的理论教员，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很害怕。高兴的是，天生我的才，又要使用了。我能为提高全团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出力作贡献，我感到光荣和自豪。害怕的是，万一备课不周、举例不当，就要给我扣帽子、打棍子、装袋子（即写材料，装入档案袋）的，叫我吃不了兜着走。那就要重新“回炉”、再次下放。幸亏我一丝不苟、滴水不漏，在那个年代里，没有出任何问题。平平安安地完成团党委交给我的讲课任务。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有高兴的事，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在给干部党员讲课时，我自己也在受教育。理论水平、政策策水平、文化水平，也都在水涨船高。温故而知新，学员们每人只听一次，而我可能要讲八次、十次。有的还讲得滚瓜烂熟。如讲《共产党宣言》，从开始讲：“一个幽灵……徘徊，”到最后的两个“决裂”，像背“老三篇”一样，能熟练背颂。特别是在准备讲《哥达纲领批判》时，当时的团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徐学成，他也到“五.七”干校，和我一起备课，他起草的讲稿，让我重抄一遍，还让我提出意见。他理论水平比我高，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五.七”干校的每期学习班，开学和结业典礼时，团里的领导、政委或团长、政治处主任、宣传部门的科室领导，都要来参加动员，听总结报告，了解学习的收获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拍板解决。

    从1973年7月开始，到1975年11月底，在“五.七”干校共举办各级、各类干部和党团骨干读书理论学习班共办了26期，有1230人次参加，连以上干部占百分之七十、党团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妇女干部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参加过学习。读书学习的内容：马列、毛主席著作居多，中央的红头文件的学习和传达等等。在学习时间上，有长有短。在参加人员上，有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组织、宣传、保卫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财会人员（包括会计、统计、事务长、出纳人员）。还举办过理论骨干学习班、民兵队长训练班、妇女主任学习班、工宣队队员培训班等。我的学生，还真不少呢，我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可以说学生满121团吧，这一点使我感到高兴。

    在“五.七”干校我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当我给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课时，我还是个群众，怎么能给他们上课呢？讲《共产党宣言》、讲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时，我就心跳脸红，觉得不好意思。心想：自己连个党员都不是，还有什么资格当政治教员呢？因此，在每次政治辅导课结束时，我总要讲上几句：“大家一定要以原著为主，我的辅导，只作参考。讲得对的、正确的，那是领袖的思想；讲得不对的，我当然要负责，就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就是批判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