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共通山县委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湖北省委和鄂南特委领导下，以农村包围城市，带领通山人民于8月底取得秋收暴动的胜利，并成立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随后又开辟了中国早期革命根据地之一的通山阳新边区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革命，特别是为湖北人民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7年7月11日至12日，通山在九宫山举办纪念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全国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在会上作《通山红色政权与湖北革命党史》的学术报告，他说：“在我看来，对于鄂南暴动和通山红色政权，目前至少可以讲这么几点：第一，这是当年秋收暴动最早的烽火。第二，通过目前已考证核实的档案文献看，通山秋收暴动建立的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是党在八七会议后建立的第一个全国县级红色政权。第三，鄂南秋暴和通山红色政权的建立，为掀起湖北全省革命风暴，建立起拥有‘3＋1’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五个苏区（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根基。八七会议后鄂南的秋收暴动和通山建立的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性质的红色政权，为湖北党史出现这个‘燎原’之势的奇迹，可谓是最初的‘星星之火’”。同年10月，石老在《党史天地》发表这篇文章时称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在全国建立的最早县级红色政权之一” 。石老还表示：“纪念秋收暴动后最早一批的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80周年，这不仅是通山县党史的大事，也是湖北党史乃至全国党史的大事。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大众传媒广为宣传这一党史信息。以后有机会再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一史实增补进去。”

    根据石老讲话的意思，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机，笔者对通山秋收暴动作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探讨，现讨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成功的秋收暴动

    1927年8月底，通山举行暴动，取得胜利，并成立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在县城坚持43天。1927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称：“鄂南工作，为湖北各区工作之冠。”[1] 又称“通山在我们手中时间很长。” [2] 省委对通山工作称道之情溢于言表。

    通山为什么能首先取得暴动胜利呢？客观上讲，通山距武汉较近，鄂南特委指示通山、崇阳、通城三县可先行“骚动”， 支持中心区暴动。其次，通山是山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利于开展暴动。

    但是，最根本的是主观因素。第一，党的领导。通山党组织建立较早。1925年6月，在武昌地委委员长陈潭秋关怀下，成立中共通山县镇南中学支部，是湖北省69个县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在武昌地委直属的75个党支部中排名第三，为鄂南第一。同年11月，成立中共通山县部委员会，通山的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产党帮助改组中国国民党通山县党部。在共产党推动下，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通山县农、工、商、青、妇各界相继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革命团体，大革命高潮迅速掀起。通山人民在大革命洪流中，意气风发，扬眉吐气，感受到了人民革命的力量，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更加信赖共产党，坚定了紧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

    第二，实事求是。1927年5月21日，县长鲁秉诚组织一伙反革命分子，在夏斗寅叛军的支持下，制造通山惨案，屠杀中共通山县委书记陈钟及省农运特派员黄中策等八位共产党干部。事后，董必武亲自派北伐军到通山平叛。6月，省委派李良材任通山县委书记。6月下旬，县委在山口铺召开会议，冷静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认真总结了五二一惨案与通山人民反夏倒鲁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将县委主要成员与革命团体负责人转移到农村各地，在农村发展党组织与革命武装，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到8月中旬, 通山县委己领导着拥有4万人的广大农村, 农民自卫军1000人, 共产党员发展到500余人。这是通山县委实事求是的表现之一。实事求是的表现之二是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8月底, 县暴委抓住通山驻军陈维汉团调走的机会, 令全县各地农军同时暴动，农军于28、29两天完全占领各地集镇, 控制了水陆交通要道。30日清晨, 各路农军兵临城下，附近数千农民高唱暴动歌, 前来助战, 把只有一条街的通山县城围得水泄不通。附近乡村的一伙青年妇女组成战地宣传队, 爬上城北白鹤山, 挥舞着用红绸被面做的红旗, 呐喊助威。整个场景, 排山倒海。在农军巨大压力下, 何雄飞于上午9时许出城投降，通山秋收暴动取得胜利。

    第三，依靠群众。《中共中央关于鄂湘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指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3] 通山秋收暴动依靠的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也借助了“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 王铁仙是九宫道观道长、哥老会会首，在九宫山占山为王，专门与土豪劣绅作对。他与许金门、程庆希（又名程运广，后任通山县委书记），友情甚笃。秋收暴动前，陈兆秀、许金门、程庆希等专程到九宫山，说服了王铁仙率部参加秋收暴动。通山秋收暴动借助 “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 关键把握了“接近农民” 四个字。实践证明王铁仙是靠得住的，他率部积极参加了秋收暴动。当年，依靠国民党旧军队暴动而失败的例子不少。如鄂北，是省委确定首先暴动的地区，其依赖的是地下党张兆丰指挥的建国军第五师。“及张师免职，遂觉靠山已去，便呈失望，不但没有实行斗争，并且不敢略存斗争之观念！”[4] 在应城县则“我们出现了向土匪投降的倾向。我们可以领导他们，也害怕他们。但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独立存在。”[5]在鄂南则有新店事件。蒲圻人民自卫军的大部分由土匪改编，团长刘步一。刘步一将敌十三军令其刺杀省委鄂南巡视员漆昌元的信交给漆昌元，取得特委信任。特委将精锐兵力集中于新店，与刘步一汇合。9月9日，刘步一杀害漆昌元等人，带去的部队全部被缴械。翌日，特委机关被刘步一打散。由此可见，在依靠人民群众方面，通山县委做得是比较好的。

    第四，艰苦奋斗。暴动前，通山 “有快枪二十五枝，手枪驳壳五枝”[6] 这支快枪队是由起义军改编的。夏斗寅叛军一团排长阚学增是通山人，在镇南中学读书时与叶金波是一个班，与叶金波同时加入中共。北伐军攻克武昌时，他放弃学业，前往武汉投军，在军事训练班学习3个月后毕业，被分配到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任职。1927年6月，夏部到通山，阚排驻板桥。一天，县委委员、农军司令叶金波深夜造访，策动阚学增率部30余人起义。叶金波将他们编为县农民自卫军快枪队，阚学增任队长。这就是通山农军的精锐部队了。与敌人的正规军相比，农军的武器装备确实差远了。但是，人民群众紧跟共产党，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扬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用大刀、长矛、斧头、角锄等原始武器，挑战拥有现代武器的敌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二、第一个红色政权

    《大纲》明确指出，暴动胜利后，“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7] 8月30日下午，中共通山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决定根据《大纲》精神成立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各地农军召开会议，分片酝酿、推选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8月31日上午，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召开，夏桂林任委员长，叶金波任副委员长兼军事部长，财政部长阚禹平，民政部长陈兆秀，教育部长涂宗夏。政府机关驻圣庙。

    通山县工农政府建立后，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严守四境，防止反动派对新生革命政权的破坏，维护境内社会秩序，使通山成为鄂南全面暴动的战略后方；从农民革命军中抽调骨干组成20支小分队，分别奔赴全县各区乡，协助当地农协会建立区乡革命政权；各区乡政权建立后，严惩了大革命失败后与人民为敌的土豪劣绅、“治安党”反动头目与坏分子100余人；县工农政府勒令豪绅巨富交粮交款，除解决各地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外，还积谷1000余担，资金1万元，以备战争之需；县工农政府组织民众抗租抗债，清算土豪劣绅财产，取消高利货，烧毁豪绅地主的帐单、帐本、借据与契约；各区乡将没收的大土豪劣绅与一部分由土豪劣绅控制的公会土地，分给无田或缺少田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全县接受千余名青年参加农军，将新、老战士编为两个团，一团由陈叔卿任团长，二团由叶金波兼任团长。全县农民革命军共有长短枪200余支、土枪1000余支、大刀梭标1000余把；县工农政府将有文化的同志组织起来，深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革命宣传，扩大武装斗争的影响；根据群众揭发反动县长何雄飞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犯罪事实，枪决了何雄飞及其心腹僚属9人，以告慰革命烈士之英灵；遵照省委和鄂南特委的指令，夏桂林、陈叔卿率一团农民革命军开赴咸宁，参加鄂南秋收暴动。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载：“通山于八月尾由县委与县长以同乡关系，说明政治概况，该县长即将政权让出，同时即将该县长幽禁，以县长名义向土豪劣绅募捐以稍安其心，同时即将交通断绝，并派农军严守四境，至九日即将该县长及各官吏枪毙，同时派农军二十队分赴各乡杀戮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产，计杀土豪劣绅一百余人。第二日即派农军帮助咸宁。”[8]

    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为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全国第一个具有苏维埃性质的县级红色政权，或者说是全国最早的县级红色政权之一，并行不悖。近代史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认为，由共产党领导、具有完备政府形态的政权才可以称得上“红色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通山确实是目前确定的最早的红色政权。”[9]建立通山红色政权的政治意义在于使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当家作主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它的经济意义在于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它的军事意义在于为鄂南暴动打造了一个战略后方。鄂南暴动失利，咸通农军能安全退入通山。

    三、开辟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24日，咸通军事委员会在通山县万家郭家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通过三项决议：1、加强五路布防，抵抗敌人的进攻。要求咸通两地县委抽调农军参加五路布防。2、咸通农军占领通山九宫山，建立根据地。要求通山工农政府组织横石、宝石等地民众积粮于九宫山，作好长期作战准备。3、切实做好通讯联络工作。派出联络人员，前往蒲圻、通城、崇阳等地与鄂南特委及各县县委取得联系。10月上旬，县委得知鄂南其他县秋暴失败，敌人将重点围攻通山，决定农军进入深山，与敌人开展持久的游击战。10日13日，通山农军分三路进入深山，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随军转移，在县城坚持43天。

    第一路农军由陈兆秀、陈叔卿等人带领，经宝石、高湖到九宫山活动。他们利用县工农政府储备的粮食作保障，壮大队伍，扩大游击区域，在高湖、宝石等地惩办土豪劣绅。11月，九宫山农军负责人陈叔卿带领3名战士前往江西武宁县箬田联系工作，途中被昔日同窗好友出卖而被捕牺牲。陈叔卿牺牲后，陈兆秀率九宫山农军于同月转移至沉水山，与夏桂林会合。

    第二路农军由夏桂林、许金门等人带领，经泉港、坳头铺，直上沉水山。沉水山位于富有、横石之间，方圆数十里。大革命前，这里有以造纸工人许金门为首的“红枪会”组织。鄂南秋收暴动失败后，夏桂林与许金门带一支农军来到沉水山，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他们在群众的帮助下，分散在各山村中，避开大股敌人的“清剿”，又多次出其不意地打击进山“清剿”的少数民团。他们扎根在群众之中，恢复了十几个村的农协会组织，并把县委、县农协、县农军指挥部建立在这里。农军由夏桂林、叶金波、陈兆秀任正副指挥。

    第三路农军由叶金波、阚禹平、阚学增等人带领，经板桥、祝家楼到周步山一带活动。第三路农军多次与“进剿”的五区团发生战斗，双方都有伤亡。为保存力量，叶金波、阚禹平等人将部队转移到阳通边境的消水山。不到一个月，消水山农军活动范围南边到了排楼附近，与沉水山的夏桂林、许金门等取得了联系。北边发展到板桥，帮助江福来、章继林等人在茶滩、矮山恢复了党组织、农协会。

    11月中旬，县委决定建立富有、板桥两个区委；将沉水、九宫、消水三支农军合编为县工农游击大队，叶金波任大队长；将县工农政府委员会与县农民协会合并改为县农民革命委员会，简称农委会，代行政府职权，主任叶金波。农委会下设经济委员会，组织群众抗租抗债，向土豪劣绅借粮筹款；继续派人找上级党组织，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年底，县委领导富有、板桥2区委，茶滩、消水、排楼、沉水、板桥等十几个支部、小组，党员113人，工农游击大队发展到200余人，还在板桥、茶滩、消水、沉水、排楼等地建立游击小组。青年、妇女工作由县委直接领导，先后建立了板桥妇女会与沉水山共青团支部。这样，在县委、县农委的领导下，在通山阳新边境形成了以沉水山为中心的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又叫赤色区域、苏区。省委在1927年8月5日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中指示：“最后如万不得已时，亦须至通山、通城一带上山。”[10]这块根据地虽然较小，却是根据上级指示建立的，为全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