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6年2月17日电（郭建波）

    编者按：文革前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得到了暂时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背景。郭建波同志的这篇文章就是从思想战线的角度对毛、刘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进行的历史考察。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现在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在这里发表，以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

    目录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左”反右中前进。
    1、《前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2、《后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3、《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如何形成的呢？
    4、《十七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5、《二十三条》是如何形成的？
    四、关于“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1、关于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
    2、关于依靠对象上的分歧。
    3、关于运动具体做法上的分歧。
    4、对干部处理问题上的分歧。
    五、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1、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反映出城乡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2、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更进一步透射出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四：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巩固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决定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的产生又一次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到思想战线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 作者手记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通过整风整社和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始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整风整社和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表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迎接挑战，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将它作为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领导全党先后经过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拨正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应该如何看待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出现的这些错误到底是因为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还是因为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在纠“左”反右以后，这就又一次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有人可能会说，“一五”计划期间，在工业化建设方面，我们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经济顺利发展，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波折。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却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不就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如果从现象上看来，似乎是这样，可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话，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毛泽东在领导纠“左”反右的过程中，在不同级别的会议上多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这种分析集中体现在一九六○年六月他写的《十年总结》和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在文章、讲话和谈话中说明，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既不能教条化地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也不能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而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还由于没有经验，因而出现一些挫折，走一些弯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分析，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从两次纠“左”反右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全党是没有经验的。同时在整风整社和纠“左”反右中也暴露出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修改《前十条》的时候写道：“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反映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党内不少党员干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在日常工作中，他们不是用辩证唯物论，而是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调查研究问题。因而就要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希望通过这次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但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

    这对于全党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课题。毛泽东领导全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活动。这种探索的初步思想结晶体现在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

    在这个文件的前言中，毛泽东写下一段文字，谈到了这个文件的形成过程。他写道：“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指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2]

    毛泽东在前言中明确说明了这个文件是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以来的实践经验以后才制定的。这是对过去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这个总结不是从头脑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毛泽东在《前十条》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河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3]

    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决定既不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或外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搬过来的，而是来源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活动。这个决定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对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生动丰富的素材，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抽象，才最终产生出来的。

    为了使全党同志对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切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毛泽东在文件的前言中还专门写了一段文字，用简洁的语言，通俗的文字，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真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4]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5]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为了总结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深挖抗战以前我们党所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出发，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不仅鼓舞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斗志，而且成为他们认识中国革命斗争规律的思想武器。

    现在毛泽东总结了建国后十三年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后，再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作了一个更为简明的概括，这就是关于认识论的又一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被称为《实践论》的姊妹篇，既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发问，既否定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否定了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在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以后，笔锋一转，顺势得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具体说来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的结论。

    随后，毛泽东阐述了认识过程中出现的两次飞跃：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又从精神到物质，从存在到思想，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在实践的基础上，如果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世界的话，那么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就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够检验认识的正确与错误。因而这后一个飞跃比起前一个来更加伟大。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

    最后，毛泽东在文章中点明我们党内现在还有不少同志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而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使他们掌握这一思想武器，以此来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奋斗。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我们党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这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我们还处在必然王国阶段。既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曲折，走一些弯路，甚至出现重大的波折和动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不能因为走了一些弯路，就质疑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照搬苏联发展模式一时顺利，就忽视这种发展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所存在的严重隐患，而要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来武装全党，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形成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坚定性和科学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表明，当时有不少干部和群众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存在着模糊的认识。鉴于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鼓舞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使他们认识到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便于从思想上逐步地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于是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经验和教训，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在头脑中树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如何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无疑是我们党进行这种探索的思想认识工具。掌握了这一认识工具，不仅可以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使之成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而且还可以正确看待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地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一个人要确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才能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哲学就是认识论”[6]，因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无产阶级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无产阶级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武装头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彻底的世界观。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人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够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规律，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形成正确的世界观。由此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要条件。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思想认识工具，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这样的思想武器。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要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方针政策，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在成功与失败的多次反复中，逐步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在人的思想深处进行革命，使唯物论战胜唯心论，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这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正是因为这样，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是指导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规律，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的思想武器。运用这一思想武器，不仅可以坚定信念，树立信心，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增强对事物发展的洞察力，提高判断认识问题的能力。

    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思想武器，还可以正确处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从必然王国逐渐进入到自由王国。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处在必然王国阶段，人们还没有掌握客观规律，要求不出现错误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人类认识规律的。因而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走一些弯路，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这里注意的是少犯错误，尽量避免犯大的错误，尤其力戒犯同样的错误，谨慎从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发现了错误，就迅速找到致弊之因，立即纠正。从对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汲取中，逐渐认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够正确认识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保持必要的警惕，一旦遇到惊涛骇浪，才能够触变不惊，从容应对，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奠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掌握了这一思想武器，就可以正确对待和处理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和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可以增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逐步认识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而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工业部门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决定的，而后又扩展到商业、农业等其它部门中，成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正确地处理了思想、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在人民军队创建的初期，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决议》中就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制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以及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成为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论述了思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在为《严重的教训》一文写的按语中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7]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8]

    毛泽东在这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将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精辟阐述了政治和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辩证统一问题。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是政治统帅经济。在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关系中，是思想政治工作决定经济技术工作。这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体现，抓好了政治，做好了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保证经济技术工作的正确方向。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鲜明地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要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要想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思想政治工作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而加强政治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确保生产力前进方向，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在经济部门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最初是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呈递的一个报告引发的。

    王鹤寿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就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今年我们在企业里，除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增产节约、“五反”运动以外，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开始“经济活动分析”，一是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济活动分析是一个企业或班组里，拿它这一个月的各种经济指标（产量、质量、成本、品种、消耗、回收率、劳动生产率等）与上月比，与最好的季度比，与别人企业、班组比，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从这种比较中找出差距以及产生差距的原因。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就是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的方法，发扬主席过去所批示的《鞍钢宪法》精神。这不仅使我们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效果是显著的。

    毛泽东阅后，敏锐地发现这是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契机，十二月十一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做出批示：“薄一波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9]

    从批示中看到，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不仅肯定了石油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做法，而且主张要调一批解放军好的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部门去，还要薄一波查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

    这个时候，群众来信中也提出了在农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上登载了《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该文是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十一月来信的摘要。来信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到基层。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落实到生产队的原因是：（一）认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二）上面有的机构设置不当，使一些职能部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却把下面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牵扯在行政事务圈子里拔不出来。（三）生产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因此建议：（一）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的重叠机构。（二）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10]

    我们看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在信中分析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落实的原因：认识问题、机构设置不当和缺乏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而后他又提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撤销重叠机构和在生产队设置政治工作干部。毛泽东认为这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同意在生产队设立政治工作人员，以此来将几亿农村人口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抓起来。他还表示城市工业、商业、居民也可以依照军队的方式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和人员。他将这个摘要批转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建议书记处先议一下，而后中央常委再开会商议。

    薄一波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以后，迅速地开展了调查工作。鉴于上交调查工作报告还需要几天时间，十二月十五日薄一波就批示的落实情况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你十二月十一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十三日收读。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部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11]

    我们看到，薄一波在信中报告说，他们正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石油工业部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进行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学习石油部的经验，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去工作，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办法。

    毛泽东收到薄一波的信后，看到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在石油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水利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调一批好的军队政工干部充实到工业部门中，十二月十六日他给具体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肖华写了一封信，还将薄一波的信件附在信后。他在信中写道：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到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2]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四个第一，是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是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三八作风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来的。四个第一，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提出来的。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制定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创立四好连队，评比五好战士，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信中看，毛泽东对此是肯定和赞赏的。

    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在工业部门设立政治部、处、指导员的做法，他认为这样可以振奋起工业部门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精神。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提议几年内每年要调一批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部门去工作，以后还要向商业、农业部门中调动干部。关于政治干部的来源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四个办法：一是从军队抽调干部；二是工、农、商业部门派人到部队学习如何做政治工作；三是军队院校培训地方政工干部；四是参照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制定本部门的政治工作办法。毛泽东指出第四种办法是主要的，因为军队不可能抽调很多干部，现在已经有四个部这样做了。

    毛泽东在信中就调动军队政工干部问题，向几位主管军队的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告诉他们随后几位中央常委要和他们谈一下，以便确定工作方针。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了几年了，而今工业部门主动提出要向军队学习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况且又有石油部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后取得的伟大成绩作为说服力，现在是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早就考虑如何在经济部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振奋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问题了。因而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当收到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报告时，毛泽东不仅同意在工业部门设立政治部、处、指导员，还提议要调一批军队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为此还专门向军队具体负责同志征求意见，并由中央讨论来确定工作方针，还要推广到其他经济部门中去。这表明了毛泽东对在经济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说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13]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在对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了调查以后，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草了《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为了送审这个报告，薄一波十二月二十日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

    薄一波在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根据你十二月十一日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真地抓了，确实抓起来了。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另一类是抓了一些，但是抓得不够经常，不够系统，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于本部门情况的办法，因而成绩不大。石油工业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抓得比较好，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结合石油工业的具体情况，成功地运用了解放军的成套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

    为落实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指示，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二）拟出一个工业、交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三）从中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所属的企业中，选拨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四）目前，先从军队抽调三百名到五百名熟悉政治工作的干部，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和重要的企业担任政治工作。（五）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以后，似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部门政治工作的机构。[14]

    我们看到，薄一波在报告中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业、交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情况：一类是抓得比较好，根据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确实搞出了一套适合本部门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办法；另一类是抓得不够好，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本部门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薄一波在报告中又分析了石油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具体方法，就是要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随后，他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工业、交通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建设，设立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的管理工业、交通部门的政治工作机构，建立并进一步完善政治工作系统，制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抽调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一波同志：报告已看过。请你考虑，可否印发到会同志研究，并加以讨论。”[15]

    从中看到，毛泽东是希望将薄一波的报告印发会议研究、讨论，然后在工业、交通部门实行，进一步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和条例的制定等方面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后，各工业部门从机关到企业纷纷设立政治部。这一做法迅速扩大到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政治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产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机构得到了很大加强，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振奋人们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发展的组织保证。[16]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如何加强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几年时间。当他收到王鹤寿关于冶金工业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同时也获悉了石油工业部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推动生产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以后，才决定要调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到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部门工作，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加强这些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在革命队伍中清除官僚主义作风，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为了创造一个适宜的氛围，毛泽东还要求在党内活动和起草的文件中要以同志相称，而不要称呼职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审阅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给肖华、林彪、罗瑞卿的报告后，做出批示：“此件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17]

    其实，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作过这样的规定。[18]但是几年来，党内的活动及行文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作，而是仍然积习如故，这就极易滋生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和干部群众之间的某些隔阂，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因而毛泽东才主张坚决地改过来。

    为了进一步清除官僚主义，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在社教运动期间毛泽东以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例，反复要求干部要参加劳动，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确实保证。后来他又将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作为社教运动是否搞好的标准之一。[19]

    思想政治工作要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会削弱生产，而且是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