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保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决不是空洞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抽象而又孤立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立起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必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决不是削弱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思想政治工作就失败了。那种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割裂开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时，鲜明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20]

    由此可见，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过程中，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在纠“左”反右过程中运动冲击生产的沉痛教训，毛泽东在社教运动中，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始终紧紧抓住社教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多次强调进行社教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促进生产，而不能削弱生产，并将生产是否发展问题作为社教运动及思想政治工作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准。[21]

    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一段时间，要进行扎实的工作，关键是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思想作风。要在探索中逐渐形成适合本部门实际情况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时说：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三四年，四五年，才能学到手，也不能急，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五月十三日在听取汇报时，当毛泽东得知搞了九个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他说：提交会议讨论，先试行嘛，不灵，再改。[2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工业、商业、农业等经济部门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是在社教运动中产生的。本来，毛泽东从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几年来是一直在考虑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个时候，王鹤寿关于冶金工业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上登载的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成为毛泽东在经济部门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契机。于是他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调军队干部到工业、商业、农业等经济部门去工作，大力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加强经济部门及其他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这是在思想路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左”反右中前进。

    我们知道，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指导我党今后工作的指针。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因而社教运动是从宣讲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开始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称为“五反”运动，在农村称为“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分为大“四清”和小“四清”。小“四清”是一九六三年四月保定地委在致河北省委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其内容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毛泽东将它写入了《前十条》。大“四清”是一九六四十一月王任重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毛泽东将它写入了《十七条》和《二十三条》。后来在制定《十七条》的时候，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23]

    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五个有关社教运动的文件。这就是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一九六四年八月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草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24]

    在社教运动中，这五个文件是怎样形成的呢？运动的基本状况又如何呢？

    1、《前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十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一下。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工作的部署。

    毛泽东将在社教运动中地方上报的典型材料加写按语批转全党参考的同时，还对这些社教运动中的生动、丰富的材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初步总结了社教运动的经验。为了进一步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办法、政策，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负责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工作意见。这些批评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商讨社教文件的起草问题。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提议这个文件要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还让彭真带着这个文件到南方几个省去征求意见。他还就社教运动的做法、依靠的对象、适用范围等问题讲了话。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2、《后十条》是如何形成的？

    前文我们介绍了《前十条》制定的基本情况，那么《后十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注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在十月五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带着《后十条》，于十月十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

    随后于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主张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毛泽东从各省得到的消息，宣讲工作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军队方面还没有什么动静。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林彪的复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军队如能照地方的做法办理，也一定会好的，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由团、营合组宣传队伍，向连队宣讲。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肖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同志，也应选择一二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

    毛泽东这封复信，不仅推动了军队的宣讲工作，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的宣讲工作。

    3、《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如何形成的呢？

    前文我们介绍了《后十条》的制定情况，那么《后十条（修正草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两个十条在全国开始宣讲以后，毛泽东仍然在密切注视着社教运动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导着社教运动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情况，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作调查研究。

    三月二十八日，途经邯郸，毛泽东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主要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社教汇报。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社教汇报。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社教汇报。
四月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王任重随行。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的社教汇报。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的社教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晨，毛泽东到达杭州。二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的社教汇报。

    五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地听取李富春等人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还谈到了一些社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毛泽东这几天谈话的意见，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思想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还谈到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才逐步显现的。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下去蹲点，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他认为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他们现在是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和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来篡夺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要追根子，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

    他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采用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要发动群众，进行扎根串联，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

    他还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针对《后十条》规定，工作队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提出了与以前不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他在发表讲话前到地方调研后才形成的。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

    从中看到，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信中提出的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显然与毛泽东八月四日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的主张不合。这表明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觉得很好，完全赞成。看来是刘少奇提出自己的主张后，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请主席和中央审核修正草案，并建议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以便在十月会议时定稿。信中表示他将这个修正草案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去征求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

    八月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提议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党，并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核批准。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是刘少奇社教观点的具体实践，是体现刘少奇社教主张的一个标本，因而刘少奇说这个报告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他希望通过转发这个报告，将“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开来，使自己的主张贯彻到整个社教运动中。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从李雪峰和陶鲁笳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们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出批示，此件经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同意后，再发到全国去。还在批示中表示他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同时，还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发言。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说这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办法问题。他还说，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从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做法是有意见的。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指示。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有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来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25]

    从文献资料还可以看到，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认为多数地方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反映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十月，华北局致信刘少奇，反映山西、河北等省的县级领导干部在农村社教中有抵触情绪等思想动态。刘少奇当即代中央起草批语，并经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意，于十月十六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批语要求及时向地、县两级领导干部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克服“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倾向。”

    从社教运动的实践来看，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开，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后十条（修正草案）》的下发，“反对右倾”问题的提出，使得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和严重的发展。[26]

    我们看到，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出现了“左”的错误，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严重打击。这种“左”的错误是在刘少奇主持社教运动，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后才发生的。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是有不同意见的。在他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支持了刘少奇，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4、《十七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前文我们介绍了《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制定情况，那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上又出现了严重分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这几天，毛泽东还批示将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印发会议，这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刘少奇认为当前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认为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对此表示异议，否认走资派的存在。[27]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当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

    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分歧，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之间争论的焦点。虽然他们的观点都写入了文件，但是文件肯定了毛泽东的判断，否定了刘少奇的判断，对于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做出了结论。

    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重点上的分歧，从根本上反映了他们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上的不同。这表明刘少奇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否则的话，以解决这个矛盾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性质和主要矛盾又怎么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呢？这当然是一种右倾的观点。《十七条》否定了刘少奇的观点，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错误。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刘少奇关于主要矛盾和性质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毛泽东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28]

    这是因为《十七条》只是解决了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还没有解决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运动的方法问题。因而这个文件还是有缺陷的，还要修改。

    5、《二十三条》是如何形成的？

    前文我们介绍了《十七条》的制定情况，那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做法，同时还提出了进行社教运动的方法。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十七条》的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农村一度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了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这就使“四清”运动步入正确的轨道。[2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导下，为了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开展起来的。在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社教运动出现了“左”的错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刘少奇又犯了右的错误。毛泽东首先通过制定《十七条》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右的错误，又通过制定《二十三条》进一步纠正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所犯的“左”的错误。由此看来，社教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集中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那么，在这些方面他们又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分歧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四、关于“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措施及对干部的处理等方面。而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则是他们在运动方法问题上分歧的起点。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关于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干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造成的，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因而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转变过来，只对少数人进行必要的处理。而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要比毛泽东严重得多。当然，刘少奇的这种认识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不同就成为他们在“四清”运动方法问题上的分歧的起点。

    我们先看毛泽东对基层干部的估计。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30]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的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当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3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要用“六十条”和十中全会公报来教育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干部，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放下包袱，使他们懂得如何搞社会主义。在制定的《前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同意写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

    不仅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在《后十条》中还是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32]

    《后十条》虽然是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33]，但是与《前十条》相比，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承认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表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估计上的变化是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

    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周恩来、彭真介绍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情况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判断，并且作了发挥。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34]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时，有些地方干部认为“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观点，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回到北京后，他在一个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是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的单位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刘少奇对干部中存在问题的这种估计，无疑会对他后来领导和部署“四清”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35]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地方干部对“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提出了异议，认为这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刘少奇批评了这种意见，还进一步说“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但是却没有对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在“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是一致的。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还更为严重一些。尽管如此，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认识表现在毛泽东说的这个“敌人”，多数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或者处于争取干部的目的，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刘少奇说的这个“敌人”往往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这种不同之处在当时没有表现出来，以后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歧才逐渐显现并趋于激化。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估计的变化，是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份他前往外地视察以后，回到北京发表的八月一日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36]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