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37]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第二个十条是有意见的。他认为第二个十条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了。他在讲话中对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发生了质疑，这种质疑表明他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及他在讲话中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成为此后他修改《后十条》的指导思想。会后，他又到外地视察，并主持《后十条》的修改工作。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38]

    我们看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有不同意见的。从文献资料中看到，在修改《后十条》的时候，刘少奇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仍然把自己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判断写进了《后十条》。

    《后十条》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39]

    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所以才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这导致了后来“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急剧发展，给基层干部造成了严重打击。

    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进行的批评中来进一步看到他们在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不同意见。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反‘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40]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批评了“四清”运动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批评了刘少奇“完全否定一切”的倾向，说农村“不是一片漆黑”，这就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分歧。他从王光美蹲点期间对桃园大队干部实际情况的调查出发，说在桃园大队贪污的干部中，几百元以下的是多数，千元以上的只有四个人，以此来说明百分之七、八十的干部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从这里可以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也表现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不同意见。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上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六、七月份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后来回到北京在八月一日发表的讲话上表现了出来，八月四日田家英就修改《后十条》向毛泽东请示的谈话中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就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多数通过教育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而刘少奇却对基层干部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出现了“反革命两面政权”，因而要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打击，这在他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中表现了出来。

    从中看到，毛泽东并不赞成刘少奇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判断。这不仅体现在他八月四日与田家英的谈话的指示上，而且也在他一月五日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毛、刘之间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上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是不是三分之一的估计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对这三分之一的组织和干部性质的认定（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否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及采取的措施上（是以教育还是以打击为主）。

    2、关于依靠对象上的分歧。

    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应当依靠基层群众和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多数干部）来进行运动，工作队不过是起一个指导作用。而刘少奇认为在没有弄清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情况之前，应当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虽然刘少奇在讲话中也谈到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但是他只不过是抽象地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于具体行动。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也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毛泽东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毛泽东说：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农村也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不行。当汇报到在农村组织阶级队伍，搞贫下中农委员会时，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阶级队伍。人要分左、中、右，如地富反坏叫右派的话，中农、富裕中农就是中间派，贫农、下中农就是左派，这是一般地讲，个别的也还有右的。[41]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上批示道：“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时，他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他还说：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42]

    从中看到，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发动群众，这是运动的根本路线。靠上面派出的工作队不见得把问题搞出来，发动群众才能搞出来。在工作队和群众之间，他显然是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而贫下中农是农民的主体，因而才主张要在农村组织以贫下中农为基础的阶级队伍来开展运动。这就是我们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要依靠贫下中农，将他们组织起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来进行运动。只有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搞了阶级斗争，搞了“五反”、“四清”以后，才有可能将党整好，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43]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将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依靠群众和广大干部，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进行“四清”运动，而不是由上级机关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这是基本的方法。

    就是在随后制定的《后十条》中，也没有改变运动的依靠对象。

    《后十条》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44]

    从中看到，在《后十条》中仍然是主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来进行运动，而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而不是包办代替来领导运动。

    此后，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主张依靠干部和群众来进行“四清”运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

    五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人听取李富春等人的工作汇报。在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帐。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他嘱咐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再次强调运动要依靠和组织贫下中农，干部和群众密切结合起来进行运动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依靠对象的认识上却发生了变化。

    八月一日，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46]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基层组织和干部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基层组织和干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就不能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去进行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大工作队的职权，由工作队去领导整个运动。他在讲话中虽然提出要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来开展运动，但却主张采用扎根串联而不是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这样就实际上离开了广大群众，抛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而使工作队成为运动的主要依靠对象。

    在刘少奇主持下修改后的第二个《后十条》同第一个《后十条》相比，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文件提出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强调要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个《后十条》的发布，使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做法有了政策依据，使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左”的错误。[47]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有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48]

    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所以才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来领导整个运动。这导致了后来“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急剧发展，给基层干部造成了严重打击。《后十条》（修正草案）虽然承认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后的群众，但这只是抽象地在文件中提了出来，而没有真正见之于实际的行动，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发动起来，而由工作队独揽了整个运动的领导权。这是对群众运动抽象肯定而实质上否定的做法。这样工作队就成为“四清”运动的主要依靠对象。

    这种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后来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来开展运动的做法。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毛泽东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他还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创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他又说：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49]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而不是依靠群众来开展运动的做法。他认为过去都是依靠群众来搞运动，现在却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我们过去不是这样来进行革命的。虽然群众中有坏人，但是绝大多数群众还是好的。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只要十几个人的工作队就行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直接谈到了运动的依靠对象问题。他说：“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49]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运动的依靠对象是群众、干部和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来进行运动。这实际上就指明了“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依靠群众特别是依靠贫下中农来进行运动，只有少数的工作队员在运动中起指导作用。而刘少奇主张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在运动期间由工作队接管所在县的权力，这样就把基层组织和干部从运动中撇开了。虽然刘少奇在讲话中也提出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前提，但是他只是抽象地来讲这个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却依靠工作队，使群众成为工作队的附属物，客观上否定了群众在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

    3、关于运动具体做法上的分歧。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他主张社教运动要进行试点，干部要进行蹲点，采取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分期分批地进行，对干部要以教育为主，洗温水澡，保护大多数干部，不要赶时间。而刘少奇在运动中却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张运动期间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开展秘密工作，依靠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我们先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50]

    他还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的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5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主张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通过党内整风，在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来开展社教运动。他满怀信心地说，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就是对牛鬼蛇神，也不光是进行打击，还要采取打击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

    关于社教运动从何着手的问题，毛泽东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52]

    在社教运动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处理上，毛泽东主张社教运动要先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着手，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当然，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矛盾问题了。

    四月八日，毛泽东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当汇报到农村“四清”的情况时，毛泽东反复讲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表示这么做是对的。他特别问到“四清”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当汇报到保定地委指定干部进行蹲点时，毛泽东说：这样好，你们要搞个制度。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哪能都搞得过来，搞一两个点就清楚了。[53]

    我们看到，毛泽东肯定社教运动要进行“四清”，还要进行试点、蹲点和调查研究。他还关切地询问社教运动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担心运动会出现极端行为。

    四月九日，毛泽东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汇报山东工作。在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54]

    从中看到，毛泽东主张在社教运动中，“五反”主要在党内进行，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要对干部洗温水澡，使绝大多数干部心情愉快。对群众揭发的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忙于做出结论。

    五月二日，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55]

    毛泽东肯定了宋任穷的做法，并向全党予以推荐，他主张采取较为稳健的方针，注意步骤和方法，进行试点，执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

    毛泽东说：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他还说：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56]

    从这里看到，毛泽东认为“四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四清”运动要进行试点，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通过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干部参加劳动，是消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的重要手段。不能脱离生产搞社教，而要与生产结合起来，进行社教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生产。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57]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主张通过说服教育，发动贫下中农，使干部洗手洗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打击地富反坏和投机倒把分子，避免修正主义的有力手段。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他强调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58]

    从中可以看到，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主张“四清”运动要进行试点，分期分批地来搞，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可以有所不同。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人民内部矛盾是长期的，普遍的，还要搞多少年才能解决掉。

    在《前十条》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的时候，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没有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子。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打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59]

    从中看到，毛泽东实际上是把前一个时期关于“四清”运动的观点几乎又重复了一遍。鉴于过去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出现扩大化的教训，这一次毛泽东反复告诫与会人员，要谨慎，不要着急，准备一、两年搞完运动。要搞好运动，不要出乱子，不要伤人，不要搞过了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进行说服教育，还要依靠贫下中农来对顽固的人进行说服教育。他要求各中央局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加强对“四清”运动的领导。尽管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要求，但是却事与愿违，在运动中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

    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这些观点，后来他还一再重申和强调。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以生产好坏衡量社教运动之成败，这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6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反复强调社教要从“四清”入手，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不要走过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结合，经常整顿工作队，干部参加劳动，将坏人清出来。通过“四清”运动，使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同时，在“四清”运动时间的设定上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慎重态度。

    为了搞好运动，防止走过场，毛泽东没有为“四清”运动限定时间，反复说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后年再搞，以使运动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61]。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他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抢着搞，认识不了的，落后半年一年，有什么要紧，决不要一哄而起，一定要分期分批地搞。[62]

    由此看来，在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四清”运动的时间上予以了灵活处置，希望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来规定完成“四清”运动的时间，不要为赶时间和进度去匆忙结束运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邯郸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

    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到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那不能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6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运动时间的规定上，毛泽东对“四清”运动是慎重的。他主张运动要紧密联系生产，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反复说明运动以搞好为主，要搞彻底，防止急躁，不要赶时间，防止走过场，要用三、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运动。这是为了防止片面追求进度，贪多求快，致使出现偏差或者走过场结局的出现。他从调查研究出发，在讲话和谈话中谨慎地指导着“四清”运动的发展，以求取得运动的实效，防止出现混乱的局面。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关于社教具体做法上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可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社教具体做法上的观点出现了分歧。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一日，刘少奇召开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说：“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64]

    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认为敌人现在采取合法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和政策，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来篡夺领导权。这些人上下左右都有根子，已经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鉴于此，现在采用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不行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四清”，就要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才能将情况摸清楚。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刘少奇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四清”运动具体做法上的主要观点，这成为刘少奇对《后十条》进行修改的指导思想。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这表现在八月四日田家英就《后十条》的修改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告诉他说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飞机上，田家英把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转告了刘少奇。[65]

    但是，毛泽东这个意见并没有引起刘少奇的注意。刘少奇在南下视察途中，仍然坚持集中工作队来进行“四清”运动的做法。这在刘少奇八月十六日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件上表现了出来。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66]

    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信件中，提出了改变过去社教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集中领导下搞一个县的做法。他在信中还进一步阐述了这样做的原因。这是因为有一部分县委缺乏决心，缺少办法，一部分社队的问题又牵涉到区、县机关的某些人员，因而以县委领导为主进行社教就很难搞深扩透。刘少奇在信中表示他的意见已经获得湖北、湖南省委和中南局的赞成。

    从刘少奇在信中提出的做法看，他并没有接受八月四日毛泽东对田家英谈到的不要将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的意见。尽管这样，毛泽东不仅没有对刘少奇提出批评，反而却赞成了刘少奇的意见。我们分析后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刘少奇在信中提出的原因还是有着事实根据的，同时也由于中央决定刘少奇在“五反”、“四清”运动中挂帅，毛泽东虽然对此有不同认识，但是从组织原则出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个判断可以从刘少奇的信印发后，当毛泽东了解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有不同意见，就迅速建议停发刘少奇的信件，重新召开会议进行商议，以及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出来。[67]

    会议期间，刘少奇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李雪峰作了检讨性发言。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最终还是写入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提出“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有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68]

    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扩大了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打击面，给“四清”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反映到中央以后，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后来毛泽东对扎根串联、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的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变。”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从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69]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倡导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了要改变运动的方法。他认为真正的领导人是从斗争中而不是在访贫问苦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真正深入到斗争实践中，通过召开地、县、社三级大会来进行斗争，而不是用大量时间开会读文件，说是依靠群众，而实际上则是依靠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方式来进行运动。

    在“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反‘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70]

    从中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四清”运动中的怕右倾思想，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当时在刘少奇具体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犯了“左”的错误。他引用江苏的话是旨在说明，在运动中要具体分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不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他指出工作队“按兵不动”，搞“人海战术”，这实际上是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的批评。

    一月十四日下午，《二十三条》制定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好多怕。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联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7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他对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蹲点予以了肯定，但是仍然对在刘少奇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四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二十三条》，取消了刘少奇主张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秘密工作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主张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中活动，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7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重要分歧。毛泽东主张采取群众、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要进行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在运动中要采取稳健的方针。对干部重在教育，洗温水澡，干部参加劳动。刘少奇主张依靠工作队进行运动，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和集中力量批歼灭战的做法，这样在运动中就撇开了基层组织和干部，出现了严重的“左”的错误。

    4、对干部处理问题上的分歧。

    在“四清”运动中对干部的处理方面，毛泽东认为应该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干部要进行退赔，但也要合情合理，尽量少伤人，使干部洗温水澡，在教育与惩治相结合中搞好“四清”运动。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汇报山东工作。毛泽东在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73]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上批示：“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在谈到退赔问题时说：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

    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在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74]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前十条》的草案改好后，召开会议。他还说：可以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当林铁说华北局已定了贪污一百元以下，坦白好，基本退了赃，群众也通得过，就可以不处分。但一百元以上到二百元的还未定。毛泽东说：还可以宽点，考虑四百元或五百元。不管多少，坦白就好。对林铁提出的有一个干部贪污八千元，他自动坦白了，并积极退赔，是否要坐牢或劳改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坐牢了，也不要劳动教养了，还是给他工作，但要把工作调换一下，治病救人嘛！[75]

    由此看到，毛泽东主张教育为主，惩治为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处分的干部到百分之五也多了，要控制到百分之一左右。干部认识错误以后，可以从宽处理。在谈到退赔问题时，他认为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一时退不起的，还可以分期退赔。情节较轻，本人认识错误态度也好，家庭生活又比较困难的，经过群众讨论，还可以免于退赔。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

    在“四清”运动中关于干部和群众的处理方面，毛泽东仍然非常谨慎，担心扩大化，对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不满意。在对《后十条》（修正草案）进行修改，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谈了对干部和群众处理上的一些看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76]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谈了对干部的处理问题。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他还说：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是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77]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谈到了群众和干部处理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他对运动中处理的户数和人数做出了限制，防止打击面过宽，出现扩大化。在对干部的处理上，将贪污一、二百块钱以下的干部予以解放，这样就将百分之八十的贪污干部解放了出来。坦白退赔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这样就争取了多数，将矛头对准了大的。就是反革命分子，也整最坏最厉害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在“四清”运动中对干部采取教育和惩治相结合的办法，以教育为主，惩治为辅，讲究政策和策略，将犯错误干部中的绝大多数解放出来，将矛头对准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悔改的干部，从而保证“四清”运动的健康发展。但是，刘少奇在具体领导“四清”运动期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左”的错误，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了打击。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成为他们在运动方法上的重要分歧之一。

    由此我们看到，在“四清”运动的方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是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确切说来，是在会后刘少奇离京南下到外地视察，回京后八月一日在驻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表现了出来，以后又进一步加深。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具体做法及对干部的处理等问题上。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有不同意见，也通过田家英表达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当刘少奇仍然坚持个人的意见时，从大局出发，毛泽东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只不过后来当他们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毛泽东才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主张的运动方法。

    五、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最后以《十七条》乃至《二十三条》的制定而暂时予以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在对这种分歧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先来分析社教运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状况。

    1、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反映出城乡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随着社教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发现了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7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做出了三分之一的权力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又一次重申了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还特别指出一旦出现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毛泽东做出这样的论断，并非是他的主观臆断，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

    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是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已经搞了修正主义，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当时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推行“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任部长的中联部推行“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李维汉任部长的统战部在统战工作中，抹杀阶级阵线，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79]因而毛泽东认为这三个部搞了修正主义，对他们进行了批评，结果这三位部长的职务先后被撤销，农村工作部被解散。

    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他说：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百分之五、不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都是别人告诉我的。[80]

    毛泽东在谈话中坦率地说，他提出的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主持制定的《前十条》，都是在调查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这里说的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和一般的多吃多占，而是指站在百分之五的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一边的干部。这个估计到底怎么样，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对中央的人也要一分为二，主张地方要批评中央，这样就可以创造适宜的民主氛围，推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以便于反修防修。真理存在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实践中，因而就要向工农兵寻找真理。

    这个时候，毛泽东批阅的一批报告也反映出了工厂和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后，做出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81]

    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管理的八种表现在其他厂矿企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而毛泽东才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在我们工业中到底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还是更多的问题。他要求进行清查改造。这就要政治挂帅，改善管理，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法，来探索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的是来自于上边，上行下效，主管部门疏于管理造成的。

    十二月十日，毛泽东阅刘少奇十二月九日报送的陶铸十二月一日关于在广东省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情况的报告、十二月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做到搞深搞透的一些意见给刘少奇的信。毛泽东在陶铸报告第五页谈到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批注：“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次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做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而不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82]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干部队伍官僚主义严重，没有到社会实践中去掌握丰富而生动的素材，对当前存在的阶级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样也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一些人就是去了，也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和富农家里，没有去接近贫下中农，不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样就离开了贫下中农，动摇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