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作出批注。

    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在信中谈到拖拉机厂的领导同志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处，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

    信中谈到“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毛泽东批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83]

    这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资料，既反映出当时在厂矿企业里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又反映了毛泽东社教运动思想的发展状况，对于我们研究社教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批注中不仅对企业管理干部参加劳动表示赞赏，还倡议他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参加生产劳动。他做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论断。劳动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和占农民主体的贫下中农，这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而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做官的人，掌握着管理权的人。但并不是一切做官的人，掌握管理权的人，都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只有那些养尊处优，欺压百姓，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去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却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福利的人，才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某种变化。

    针对陈正人在信中提出先搞社教后解决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将社教和管理对立起来的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管理也是社教，这样就将社教与管理统一起来，将社教落到了落处。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厂矿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管理人员要到车间、小组去搞“三同”，拜工人为师，学几门手艺，变成内行，才能搞好管理。这实际上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具体实践。不然的话，他们一辈子就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终会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批注中又一次点明了阶级斗争的具体存在形式。

    毛泽东在报告批注中指出，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已经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骑在工人头上为非作歹，拉屎拉尿，这些人已经变质了，成为革命的对象，因而社教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要依靠那些有革命精神的领导干部。这里反映出企业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从陈正人的信和报告以及毛泽东的这个批注中可以看出，当时企业管理干部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有一部分干部已经变质，还有不少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人已经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在厂矿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进行社教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到车间去，实行“三同”，和工人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否则的话，这些人就会被工人阶级打倒。

    在农村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状况。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阅张平化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请你酌定。”这封信在毛泽东建议下印发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张平化在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速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84]

    从张平化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深入农村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了湖南农村超过三分之一的基层组织被篡夺了领导权，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反映出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 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85]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他还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86]

    从与会同志的发言及地方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比较严峻。这到底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呢，还是在危言耸听？其实，自刘少奇八月一日在北京作了关于社教问题的讲话后，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下去了，这些材料是他们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材料存在不实之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反映的问题还是属实的。这是因为反映出来的问题本来就存在，不过是以前人们熟视无睹，不易察觉罢了。这些发言、报告和材料，对于以后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来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专门加了“形势”，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87]

    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反映出，不论是社会上还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臆造，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从宏观视野上来说，能不能正视这种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能不能处理好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影响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

    2、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

    随着社教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出来。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理性思考，对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作出分析和确定。就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88]

    刘少奇说：王任重说要清党，可以不讲清党这个话，恐怕有大批党员要清掉。毛泽东插话说：我是赞成的。我老早讲过，总要搞出几百万。他们不像样子，广大群众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嘛。[89]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少奇将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看得比较严重，而毛泽东并不太看重这些人。联系到后来毛泽东说的社教运动就是要整党、整干部队伍、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分析，他们这种认识的不同是意味深长的。这直接关系到社教运动的矛头所向。

    有些共产党员丧失革命斗志，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资格，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只能是败坏党的声誉，因而要清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由于对社教运动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存在分歧，因而就暂时中断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进行讨论，在高级领导层内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继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刘少奇从蹲点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90]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讨论农村当前主要矛盾的时候，会议是从富裕农民阶层与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地富反坏同蜕化变质的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开始的。陶铸等人赞成前一种提法。毛泽东赞成后一种提法，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当权派上来了。他明确指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坏干部是当权派。在地富反坏和当权派之间，毛泽东将矛头对准了当权派，各级党委内部的当权派。这个时候刘少奇一直是含含糊糊的，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在，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是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91]

    当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表示异议，他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他反问毛泽东：“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刘少奇不吭声了。[92]

    刘少奇明确提出了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其实这个提法早在十月十四日，他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代中央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中就出现过。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93]

    毛泽东显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豺狼当道，焉问狐狸？他引用杜甫的诗句，说明在斗争中要抓住主要对象，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却对此持否定态度，还质问毛泽东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社教主要矛盾和性质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还向参加会议的若干同志征求意见，与他们进行讨论，以便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陈伯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生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问题听取他的意见。[94]

    在征求若干同志的意见以后，毛泽东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观点写入了《十七条》。为了使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陈伯达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做过说明。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即《十七条》—引者注）。陈伯达发言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表达主席的思想，具体部署没有写上。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上有同志提出只写主要矛盾好不好？主席指出还是写上几种，便于比较。[95]

    “运动性质”列为《十七条》的第一条，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6]

    看来，有人主张只写主要矛盾，还是在毛泽东提议下才将社教运动中的不同观点一起写入《十七条》的。《十七条》不点名地列举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这可能是毛泽东为了既向党内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又不愿意公开他与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以便使全党通过对这几种观点的辨析，提高对社教运动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的缘故。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

    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7]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经过了几位常委和大区负责同志的讨论后，才在肯定第三种提法的基础上将它写入《十七条》的。

    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不仅对自己主张的社教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谈到当时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的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8]

    在修改《二十三条》的时候，在“运动性质”的问题上，毛泽东加大了批判力度，指出刘少奇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进一步写道：“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99]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二十三条》关于“运动性质”的表述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关于运动性质、主要矛盾上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批评是严厉的。如果与前文毛泽东说我们党内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来分析，刘少奇在这两派中的位置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更多的问题，阶级斗争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并且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这些分歧虽然最后以毛泽东关于社教问题上的观点写入《十七条》乃至《二十三条》而暂时予以平息，但是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更进一步透射出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通过前文的研究我们看到，在社教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运动的方法上，而后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又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最后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肯定了毛泽东的社教观点，否定了刘少奇的社教观点，对他们之间的分歧做出了结论。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呢？这些分歧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运动的方法上，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运动的依靠对象、运动的措施及对干部的处理等方面，这一系列分歧是由于他们对基层干部的估计上的不同引发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运动的方法上会产生这些分歧呢？

    在对基层干部问题的估计上，刘少奇显然比毛泽东要严重得多，以致于毛泽东通过田家英提醒刘少奇不要把基层组织和干部看得一团漆黑。毫无疑问，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毛泽东认为应该正确对待和辩证分析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既要看到基层组织和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又要看到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执行党中央巩固集体经济的政策，克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事实。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是与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努力分不开的。因而在《二十三条》中专门加了形势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100]正是因为这样，才应该重在教育，洗温水澡，对犯错误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处理上讲究政策和策略，教育、分化、瓦解犯错误的干部，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将他们中的多数解脱出来，将矛头集中对准少数人。

    刘少奇将基层组织和干部看得几乎一团漆黑，说明他在分析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时候，只看到了基层组织和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忽视了他们在农村克服困难摆脱困境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也没有注意到基层干部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因而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处理上，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措施和方法，政策和策略失当，对基层干部打击过重，出现了扩大化。这在“桃园经验”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对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估计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相似的地方，这表现在他们都认为基层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中。不过，刘少奇的估计比毛泽东更为严重罢了。但是对基层组织和干部在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认知上他们却有着分歧，在对干部处理的政策和策略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干部队伍估计及处理问题上的不同，反映出他们思想方法上的分歧。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说，还是因为是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进行分析，从而制定出适宜的政策和策略进行社教运动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是否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进行分析问题是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重要原因。

    对基层组织和干部估计的不同，决定着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差异。毛泽东主张依靠群众，采取群众、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开展群众运动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刘少奇却撇开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张依靠工作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采取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虽然刘少奇也多次说过要依靠群众，但是他只是抽象地来谈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却是依靠工作队，而将群众撇在了一边。

    依靠工作队来发动群众，进行群众运动，是过去的运动模式。但是刘少奇却没有用工作队来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而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采取了扎根串联的秘密工作方式，这样就背离了过去的运动模式。况且工作队是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如果上级党委出了修正主义，那么它派来的工作队又怎么能够来领导运动呢？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队的干部来开展运动，反映出他们是坚持奴隶史观还是英雄史观，是践行还是背离历史唯物论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时说的“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话了。[101]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实质上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大问题。那么，他们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波匈事件及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论断经过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后，又写入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102]在此基础上，八届十中全会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由于社教运动就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基本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解决的主要矛盾自然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教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既然社教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这个矛盾又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就其性质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共产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并非都是走资派，这里说的走资派是指那些在党内掌握权力而又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明确告诉与会同志，尽管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也是要整的，但是社教运动的重点不是他们，而是党内走资派。

    这是因为这些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或者被赎买，原先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业已失去，况且还被打击过一次，又是分散在各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根本性威胁。

    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真正有能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催毁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是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隐藏在共产党内，又掌握着权力，却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以党员干部的面目出现，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煽风点火，混淆视听，招摇撞骗，胡作非为，是瓦解共产党，复辟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毛泽东就将打击的重点对准了党内走资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这样分析问题的：在党内的党员和党外的地富反坏右和旧的资产阶级之间，毛泽东将党员作为运动的重点；在普通党员与党员干部之间，毛泽东将党员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在一般党员干部和党员领导干部之间，毛泽东将党员领导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即走资派）之间，毛泽东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作为运动的重点。

    从中看到，不论是做出阶级矛盾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还是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等问题，并非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坚持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原则，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对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行科学分析后所做出的判断。这个判断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因而如果否定了这一系列论断，也就离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泥潭。

    刘少奇认为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表的矛盾，性质是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他不赞成社教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否认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因而他们在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分歧的反映。

    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竟然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否定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如果我们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观点和作为，再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乃至一九四九年他在天津宣扬的“剥削有功”论和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合作社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103]就不能不说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必然性。这是关系到中国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毛泽东在斯诺后来问他什么时候决定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说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104]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是当他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刘少奇又坚持自己主张的时候，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社教运动在刘少奇的主持下犯了“左”的错误。但是当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少奇在社教的指导思想上犯了右的错误。在原则面前，他没有让步，而是果断斗争，先通过《十七条》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右的错误，而后又在《二十三条》中加大了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观点的批判力度，还从运动的方法上纠正了刘少奇的“左”的错误。

    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在运动的方法上的不同意见，不过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因而他采取了坦然处置的方式。但是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发生的分歧就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了。因而毛泽东才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批评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中犯了“‘左’而实右”的错误。[105]

    在社教运动过程中发现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而运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分析问题造成的。干部队伍中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迫切需要我们党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武装头脑，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逐渐发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这就进一步显示出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分歧，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实质上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大问题。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是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上的分歧的反映，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分歧不仅显示出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是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且更进一步表明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分析和认识问题。这些分歧的产生，归根结底，从思想根源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又一次说明党内高层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铲除修正主义产生的基础，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8]，第351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6]，第3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7]，第49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18]，第409。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1]，第305页；[2]，第299页；[3]，第301页至302页；[4]，第299页至301页；[9]，第432页至433页；[10]，第452页至453页；[11]，第456页；[12]，第454页至455页；[14]，第457页至458页；[15]，第457页；[17]，第463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99]，第281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105]，第90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104]，第173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02]，第722页，815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3]，第1333页至1334页；[16]，第1335页；[19]，第1312页，1320页，1344页；[21]，第1317页，1319页，1339页，1344页，1382页；[23]，1313页，1370页，1382页至1383页；[24]，第1314页至1328页，1329页，1332页至1333页，1352页至1357页，1368页至1383页；[25]，第1309页至1333页，1339页至1346页，1349页至1358页；[28]，第1366页至1375页；[29]，第1375页至1383页；[30]，第1311页；[31]，第1326页；[32]，第1329页；[33]，第1329页，1332页；[34]，第1345页；[36]，第1350页至1351页；[37]，第1351页；[38]，第1352页；[39]，第1353页至1354页；[40]，第1377页；[42]，第1316页，第1317页，第1318页，第1320页；[43]，第1327页；[44]，第1329页；[45]，第1342页至1344页；[46]，第1350页至1351 页；[48]，第1357页至1358页；[49]，第1375页至1377页；[49]，第1375页至1377页；[50]，第1311页；[51]，第1312页；[52]，第1341页；[55]，第1316页；[56]，第1317页至1318 页；[57]，1319页至1320页；[58]，第1325页至1327页；[59]，第1327页至1328页；[60]，第1342页至1343页；[61]，第1317页，1325页至1326页；[63]，第1339页至1340页，第1341页，第1342页至1343页，第1377页；[64]，第1350页；[65]，第1352页；[66]，第1352页至1353页；[67]，第1355页至1357页；[69]，第1375页至1377页；[70]，第1377页；[71]，第1380 页；[72]，第1381页至1380页；[74]，第1316页，第1317页至1318页，第1319页至1320页，第1327页；[76]，1369页至1370页；[77]，第1375页至1377页；[78]，1345页；[85]，第1367页；[86]，第1372页至1373页；[87]，第1381页；[88]，第1366页；[90]，第1368页至1369页；[91]，第1369页至1371页；[93]，第1357页；[96]，第1373页；[97]，第1373页至1374页；[98]，第1377页至1378页；[100]，第1381页；[101]，第1427 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5]，第396页；[20]，第328页至329页；[22]，第328页至329页，第350页；[41]，[53]，第206页至207页；[54]，第207页至208页；[62]，第232页至233页；[73]，第207页至208页；[75]，第226页，232页至233页；[80]，第405页至406页；[81]，第441页至442页；[82]，第442页至443页；[83]，第445页至446页；[84]，第447页到448页；[89]，第449页；[94]，第454页，456页，457页；[95]，第456页至457页。
    12、《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26]，第723页至724页，第722页；[79]，第724页至725页。
    13、《刘少奇传》（下），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35]，第953页；[47]，[68]，第960页至961页。
    1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103]，第39页，133页。
    15、《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27]，[92]，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