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工作过的一位离退休老领导，在一份内部刊物上写过这样的批语：“李学坤同志是佳木斯民革市委的负责人，市政协副主席，他处处从全市的整体利益着想，从佳木斯市面临的经济困难出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事迹感人肺腑。而我们党内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全市经济困难面前养尊处优，铺张浪费，应深感惭愧。”

    爷爷去世的时候已经97岁高龄了。爷爷原名叫李济才，字学坤，所以又叫李学坤。他曾任黑龙江省人大七届常委、省政协七届常委、民革省委常委、民革佳木斯市委主委。离休后的爷爷还担任着黑龙江省黄埔同学会会长、佳木斯市黄埔同学会会长、民革市委名誉主委等职务，旨在为弘扬黄埔爱国革命精神、为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奉献余热。

    爷爷1940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后，曾任国军财政部税警总团上尉参谋，在一次陪同上级领导到前线视察过程中，遭遇日寇突袭，和日寇发生激战，腰部中弹负伤，后调军令部任职。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方当局妄图清除异己、一党独裁，竟然要将浴血抗战的共产党部队消灭掉，同时还策划将挑起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人的头上。毛泽东主席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和民主政治，揭露国方的阴谋诡计，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代表共方和国方进行了40多天的谈判斗争，并签下“双十协定”。

    为了执行“双十协定”，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恢复全国交通，整编国共军队，成立了国方以张治中将军为代表、共方以周恩来副主席为代表、美国以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最高三人小组，来领导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简称“三人小组”。1946年1月中旬，刚刚20出头的爷爷作为国方少校随国军的要员们由重庆飞抵北平，参与组建军调处执行部。月底，爷爷又随邓为仁少将由北平飞抵武汉，组建汉口三人小组。邓为国方首席代表，爷爷为代表。

    1946年8月，爷爷又随邓为仁调长春军调处分部工作。邓为分部主任，爷爷为分部组长，时任中校，爷爷在三人小组工作了14个月。就是在这段时间，爷爷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工作关系，爷爷接触了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还受到过周恩来的单独接见，交往最多的是李先念、王震、薛子正、伍修权等共产党人士。此间，爷爷目睹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同时他也看到了国方破坏停战协定和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爷爷老家在湖北红安县，他从小是在苦难中度过的。还在爷爷当小孩少不更事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就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而壮烈牺牲的，不久他的母亲，也就是我太奶奶也因病去世。无依无靠的爷爷由叔父带到河南息县后，将他送人做了养子。抗日战争中，武汉被日本军队占领后，作为流亡学生的爷爷怀着一腔报国之心，投笔从戎考上了黄埔军校，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抗日战争胜利后，爷爷看不惯那些大捞油水的腐败官僚，而且和国军里那种司空见惯的吃喝嫖赌格格不入。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时年轻的爷爷被国军军令部委以重任。

    爷爷一生坎坷，文革时期他受过没完没了的审查和不公正待遇，他还在北大荒农场劳改2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爷爷在友谊农场落实了政策，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恢复了干部身份。1985年，友谊农场恢复县制，爷爷任友谊县政协副主席。1986年，爷爷又调到佳木斯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民革主委。

    爷爷是个办事认真、公私分明、嫉恶如仇的人。无论是在顺境、逆境，还是落实政策后，都始终如一，艰苦朴素、廉洁自律，时时想到国家的困难。他在友谊农场一分场负责过商店、饭馆工作，抓过工副业生产，掌握过人、财、物实权，爷爷曾告诫家里人不许搞特殊，不许占公家便宜，买东西要和群众一样排队。我那时还很小，刚上小学一年级，一次，我在上学的路上路过豆浆馆，因口渴喝了一碗豆浆，服务员没有要钱。爷爷得知后对我大加责罚，让奶奶领着我亲自把钱送去。

    在友谊县，上级两次分给爷爷宽敞的住房，但都被他让给了没房住的职工了。当时我们和二姑他们家同住，有一天二姑不高兴地问：“爸，咱家也太挤了，为什么两次分房都不要？”我奶奶劝我二姑说：“你要理解你爸爸的心情啊，咱家就是再挤也总比没房住的人要强的多。”

    我们从友谊县搬家到佳木斯时，为躲避欢送宴请，自己出钱租车搬的家。搬家那天鹅毛大雪，市委领导、市统战部的领导到我们家看望时，见室内门窗有的破损、墙壁泥灰脱落、棚顶有裂缝、有的地方还漏水，因此要派人维修房子。当爷爷和奶奶听说维修费用需要2000时，便谢绝了有关领导的安排。

    爷爷在职期间，社会活动很多，每年要到省里开会十几次，他还经常到基层走访调研，为此，市领导打算为民革配台小车，但爷爷考虑市政府经费困难，从来没向市里要过车。爷爷在上下班、到基层调研及开会，只要是他一个人的时候，近道步行，远道乘公共汽车，从来没有车接车送过。一次爷爷和原民革市委秘书长赵俊鸣同志因乘公共汽车到郊区走访，在车上碰到了熟人。谈话间乘客得知这位老人是省人大常委、在职的厅级干部，都投来疑惑的目光，都议论着：这么大的干部，怎么不乘坐小轿车？

    市里为了照顾爷爷，每年拨款600元作为交通费，不久增加到1000元，直到离休，爷爷也未动分文，而是将这笔钱弥补机关经费不足之用了。

    爷爷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不吃请也不请客，因公下基层从不在基层吃饭。自从爷爷担任民革佳木斯市主委和佳木斯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以来，外省市黄埔校友、民革委员，台湾来的黄埔校友、原国军军政人员及其亲属来民革机关办事，还有民革省委来佳木斯检查工作、考核干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等，爷爷都是自费在家用便餐接待。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爷爷在任职期间，为国家节约各种经费30多万元。也有人对爷爷的这种做法不理解甚至还提过意见，爷爷沉重地说：“公款吃请和请客花的都是工农群众的血汗钱，我于心不忍啊！再说佳木斯经济还很困难，我作为民革组织的负责人怎么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呢？”爷爷对家人的教育也极为严格，主张艰苦朴素，绝不允许铺张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