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目前，举国上下都在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长征，是英勇伟大的！长征，是神圣无比的！长征，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无论怎样宣传，怎样纪念，都不为过！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在我们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地宣传、纪念参加长征队伍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根据地、与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奋战、殊死搏斗的红军队伍。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这支队伍，1933年1月在湖北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0月在我们安徽金寨重建，1934年11月在安徽岳西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坚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二十八军英勇顽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使得党在鄂豫皖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始终熊熊燃烧，红军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在大别山上始终高高飘扬，使得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和整体红军的战略行动得到有力的配合！同时，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年轻、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能打胜仗的红军队伍，以致后来成为我党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武装支撑。

    红二十八军，虽未长征，却不亚于长征！

    有鉴于此，笔者在广泛搜集、整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的一支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直接诞生于金寨的一支长征一支长征队伍）的长征历史和感人故事的同时，又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红二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和感人故事。现予以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纪念。

    第十三篇：便衣队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特殊贡献

    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险恶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为了有效地抗击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边区进行的疯狂进攻和血腥镇压，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游击根据地，边区党组织和红军从敌我斗争的实际出发，组织和运用便衣队这种小而精，灵活隐蔽、快速有效的斗争方式。斗争中，便衣队紧紧依靠群众，运用灵活的对敌策略和正确的统战政策，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给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让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一、 便衣队是鄂豫皖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创举

    便衣队最早出现于1933年7月间，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既能反击敌人对革命老区的疯狂进攻和血腥报复，又能更好地保存自己，中共红安县二程区委和仙居区委摸索和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对敌斗争武装和方式。他集党政军的职责于一身，既是当地党的区委（工委）或支部，又是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和军事组织。便衣队人员少而精，三五人一队，身藏短枪、匕首进行活动。队员基本上是当地人，熟知民情、地形，战时是兵、平常是民，来得快、去得也快，因而不易被敌军发现，但却最容易发现敌军，善于避敌之长、击敌之短。

    便衣队成立后，在为红军筹粮筹款、搜集敌人情报、偷袭敌人据点、碉楼，捕捉反动分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鄂豫皖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对这种对敌斗争形式给予充分肯定，说它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并以鄂东北道委书记的身份，举办便衣队训练班，向鄂东北各县推广这个经验。他将便衣队的任务概括为：做群众工作，侦察敌情，发展党组织，扩大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处决地方反动分子，负责上级党政军机关和红军的给养。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1933年11月10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现在最有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省委“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在省委的领导下，便衣队迅速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由此出现转机，局面大为改观。

    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后，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根据省委指示，将分散的红军集中起来，迅速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几乎天天处于敌人的围堵之中，部队根本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立足。于是便衣队这一对敌斗争的形式便引起了以高敬亭为首的边区党组织和红军的重视。斗争的实践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便衣队是对敌斗争的一支坚强的重要力量，能完成主力部队不能完成的某些任务，已成为坚持老区、开辟新区的重要力量，是党和红军联系群众的桥梁、主力红军的得力助手、插向敌人心腹的利刃。”于是，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就把组织与发展便衣队放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

    高敬亭不仅要求地方党组织大力发展便衣队，还亲自选派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协助地方党组织来发展便衣队，并给他们独立处理党政军大事的权力。便衣队经过残酷斗争的锻炼，独立作战的能力很强，红军主力部队在外线牵着敌人兜圈子，便衣队就潜入基层大显神通，开辟出一小片又一小片的游击根据地，来作为红军的依托。他们开展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依靠地下党和革命群众，从单庄独户开始，立稳足后，再用亲连亲、邻连邻由点到面的方式开展工作，由山区到平原、由一点到多点，点面开花连成一片，由一个队到几个队，由秘密活动（组织秘密的农民小组、妇女小组、青年小组、发展地下党员）到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到公开建立小便衣队和游击队，成立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基层政权，开设山林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建设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便衣队日益发展壮大，敌人视为心头之患，开始动用主力部队分片清剿。高敬亭则令各便衣队：“以智慧与勇敢，与敌巧周旋，以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粉碎敌人的清剿，不满足于虎口余生，要在斗争中进一步得到壮大与发展。”于是，各地的便衣队便开展起“七破”（即破并村、破搜山、破坐探、破清乡、破连坐、破碉堡、破封锁）的杀敌立功活动。敌人对便衣队的发展和作用既震惊又无奈。国民党豫鄂皖绥靖公署在检讨其清剿失利的原因时，也不得不说：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忽无定，兵来匪去，已成惯技……”老便衣队长、原水利部副部长汪少川将军在回忆便衣队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曾经形象地说：“便衣队星罗棋布，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

    三年的游击战争中，鄂豫皖边区共有大小111支便衣队、600余人，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22个县境内，活动范围东迄霍山、潜山，西跨平汉铁路至应山，南抵蕲春、黄梅、广济（今武穴市）和黄冈（今团风县），北达信阳、固始。这种以群众工作为主的武装工作队党政军三位一体，在上述广大的区域内，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给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可以说，便衣队不仅是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一支战略铁拳，而且也为以后我党我军在开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斗争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不愧为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大创举。

    二、便衣队为红军主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毛主席曾经说过，游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初，整个鄂豫皖边区仅鄂东北和皖西北还剩下几小块互不相连的游击根据地。部队在兵员补充、伤病员安置、后勤供应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红二十八军几次用主力部队谋求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但没有取得如期的结果。

    而皖西特委却以小部队配合便衣队，在敌人统治薄弱的霍山、太湖、舒城、潜山、英山交界的山区，通过打土豪、歼民团，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几小块新的游击根据地。事实证明，在敌人强大兵力统治的地区，以主力部队开辟游击根据地，势必吸引敌人跟踪追来，不可能立足，而便衣队隐蔽分散、灵活精干，便于联系和发动群众，容易避开敌人的清剿搜捕，能在当地生根立足。他们在开辟出一块块的游击根据地后，又将其逐步连成一片，从而在边区为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提供了一块赖以生存的游击根据地。1935年冬，鄂东北独立团领导人陈守信在河南省罗山县的灵山冲放下一支以徐国顺为队长（继任者分别为张大耀、丁应厚）、黄锦思为指导员的10人便衣队，就曾在平汉铁路两旁的罗山、信阳、应山三县之间的灵山、鸡公山、大青山、大观寺、四望山、茶山、花山一带的山区和朱堂店、杜集、新集、李家寨、杨家岗、小河、马鞍山等丘陵和平原地区，开辟出一大片游击根据地。

    在星罗棋布的游击根据地中，便衣队为红二十八军提供了大批现款和相当数量的粮食和物资。比如，1936年3月，罗山便衣队接到罗陂孝特委关于尽快给红军筹粮筹款的指示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抓到罗山县税务局长，筹到1千块银元，购粮后送给红军。黄冈便衣队在新洲抓到国民党军师长的父亲、外号“百万富翁”的大土豪毛竹宇后，筹到现款5万元送到红军部队。便衣队还在霍山、岳西的包家河、青天畈、沈家桥等地设有红军地下商店，红军出钱、群众办店，秘密为红军采办油、盐、布匹、电池、药品等。包家河“万大兴号”经理徐诚证曾打入敌人内部，为红二十八军购买子弹等军用物资，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红军的伤病员主要靠便衣队来接收安置和医疗护理。在皖西，便衣一分队曾在岳西县的大岗岭办起“红军医院”；便衣二分队在鹞落坪一带安置红军伤员，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人之多。从1936年6月到1937年10月的17个月中，鄂东的黄冈便衣队共安置、治好红军伤病员200多名。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团长詹化雨（金寨人）负伤后，就是被红安四区的便衣队安置在群众家中养伤的。特务营班长雷伟和在红安县北天台山负伤后，在无人区爬行几昼夜，后也是被红安四区便衣队发现，将其先后安置于红安四区（今红安县七里坪镇）的杨家洼、周八家一带村庄的群众家中养伤，直到伤愈归队。大批伤员由于得到妥善安置和治疗，痊愈后或重返主力部队，或成为组建独立团、游击师、战斗营和便衣队的骨干，从而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便衣队还帮助地方组建了大批的游击队和战斗营，这些地方武装以后又补充到主力红军，使红二十八军拥有稳定的兵源。比如，鄂东北的老苏区、新苏区、红安苏区、光麻苏区的便衣队就曾多次为地方组建独立团、成立特务营、游击师提供兵员。黄冈便衣队曾动员400多名青年参军，先后组建了两个战斗营，并成建制的编到红二十八军中。灵山便衣队先后组建十多支小游击队，收缴反动民团长短枪480多支，为红军输送了上百名战士。

    1935年初，高敬亭政委在潜山县沙村河放下的以张作汉为队长的便衣队，与当地党组织紧密联系，组织发动群众，成立了皖潜游击大队，到4月份就发展到180多人，以后又先后改编成独立营、游击师，并陆续补充至红二十八军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便衣队在艰苦的斗争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忠诚坚定、英勇顽强、灵活机智的革命骨干，其中很多人还被输送到红军和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比如，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汪少川（金寨人），光山县砖桥区委书记戴克明，鄂东北道委特务营营长易元鳌，三路游击师师长罗厚福，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队长李世焱等，都是从便衣队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骨干。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开辟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鄂豫皖边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5块游击区中保存力量最多的游击区。这一成绩与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充分利用便衣队这一独特的对敌斗争形式是分不开的。三年中，正是由于有了众多便衣队的英勇斗争和苦心经营，才使得红二十八军拥有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游击根据地，从而让边区红军主力能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并最终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