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便衣队灵活运用对敌策略、开展统战工作成效显著

    便衣队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对敌策略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并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便衣队的工作出现了飞跃，也迅速打开了游击根据地的局面。

    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控制敌人的后方，便衣队逐步纠正最初 “左”倾错误的做法，运用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来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对地主、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等基层人员认真地进行区分，纠正以往不分清红皂白地加以处决的作法，改成为只对那些罪大恶极、冥顽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对罪恶不大的人员，只提出警告，给他们规定交款交粮、保护群众、掩护红军的任务，只要他们遵守苏维埃的法令，完成便衣队交待的任务，就予以保护。一些中、小地主惧怕便衣队制裁，只有老老实实地听从便衣队的指挥。河南省商城县东坊门村共有8户地主，其中有两户按照便衣队的规定，交齐了应交的粮物后，便衣队发给他们一张“不打土豪”的条子，我方部队进村后，对这两户地主果然是秋毫无犯，而对另外6户顽固不化的地主，则给以严厉的惩治，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事情传开后，附近的许多地主纷纷托人找便衣队联系，认交钱粮、要条子。

    对那些迫不得已，给敌人做事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实行一帮二看，争取他们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后来的实践证明，大部分联保主任、保甲长表面上为敌人效劳，而实际上则按便衣队的意图办事。便衣队控制了这些人，也就控制了他们所管辖的地区，这些地区自然就成为便衣队所控制的游击根据地或立足点。赤城县委书记张泽礼领导的便衣队，控制了一个姓王的联保主任，他为游击队送粮食、送子弹、搞情报、买医药，掩护伤员及便衣队的活动。在河南光山、商城便衣队控制的地区，地主富农向谁收租、收多少租，村长保甲长的任免等，都要由便衣队决定。

    游击战争中，红军伤病员的安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有了便衣队，这个难题便迎刃而解。很多地方的便衣队将伤病员送到联保主任、保甲长及地主豪绅家中疗养，责令他们负责照顾、确保安全。这些人也迫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想尽办法来掩护伤病员。一些同情革命的保甲长和地主还会瞒着敌军，主动要伤病员到自已家中养伤。由于便衣队灵活的工作策略，使国民党的一些基层政权组织逐步成为“两面政权”、为我所用。不少便衣队实际上掌握了乡村政权，起了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权的作用。

    便衣队十分重视统战工作。朱超云原系国民党的一个旅长，因不满蒋介石出卖东三省而被撤职。他回到家乡安徽省宿松县后，便衣队与他进行了多次接触，了解到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军人，并且其反蒋抗日的要求十分强烈，就对他进行细致地工作。以后，朱超云在我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卖掉家产、购买枪支，组织群众拉起200余人的抗日救国军，在当地积极开展反蒋武装斗争，甚至还拖住了鄂东“剿匪”总司令程汝怀嫡系保安团对我主力红军的跟踪追击。朱超云的行动激怒了国民党军，他们报复性地烧掉了朱超云的家，挖了他家的祖坟。便衣队得到消息后，主动将朱超云的家属安置到罗汉尖山下的一个村子里避难。事后，朱超云深受感动，率队加入革命队伍，成为边区六路游击师的基础，以后又正式编入红二十八军。

    对待宗教和僧尼方面，便衣队改变了苏区发展时期，打菩萨、烧庙宇、逼僧尼还俗的做法。以实际行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僧尼等都主动为红军服务，使深山老林中的庙宇道观，成了便衣队的栖身之所。其中，岳西妙道山三祖庵、白杨岭的穿心庵、汤池的荣园庵等寺庙，既是便衣队的常驻地也是红军接待站，庙内的僧尼除提供食宿外，还帮助他们传递情报、采购药品。

    便衣队灵活运用对敌策略，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了大多数人，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分化、孤立、削弱了最顽固的敌人。所以，尽管敌人的“清剿”一个接着一个，“移民并村”、“封山倒林”、“设递步哨”，层层封锁、堡垒森严，可谓是各种方法用尽，但便衣队却依然做到了进攻能取胜、防守有保障、给养有来源，仍然能够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发展壮大。

    四、便衣队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是敌人永远打不烂、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便衣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保护群众利益、注意工作方法，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形成了便衣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便衣队发展初期，由于敌人的反复“清剿”和血腥屠杀，有些敌占区的群众不敢与他们接触，害怕敌人的“坐探”发现后杀头。便衣队就白天在游击区活动，晚上再深入敌占区摸情况、搞宣传。告诉群众共产党和红军还留在根据地内。经过细致的宣传发动，群众逐渐消除顾虑，主动向便衣队诉苦，并说出本村或附近一带的敌“坐探”姓名及活动规律。便衣队根据情报及时将敌人“坐探”处决，而后再将敌人的保安队、民团偷袭掉。1936年夏秋，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区便衣队就在杨家山一带先后处决了敌人的6名“坐探”，歼敌保安队百余人；红安县紫云区便衣队在同时也打掉敌人的2个民团。群众见便衣队神通广大，信心大增。他们说，共产党的本事真大，国民党那么多队伍没有把红军消灭掉，我们穷人还有出头的希望啊！国民党的“清剿”队伍一来，便衣队会立即掩护群众转移。不能行走的红军家属和其他孤寡老人还派人照顾，有时甚至亲自将其背进深山躲避。群众生活困难，便衣队将打来的粮食分给他们，并假以亲戚的名义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恢复生产。紫云区便衣队就曾向鄂东北道委申请3000多银元，发给“把米无存”、“吃野菜树皮”的第一、二、六、七、八、九乡的群众，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

    便衣队关心群众疾苦，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群众将他们当成亲人。因此，在便衣队活动的范围内，就连地主、富农家的妇女也是只躲国民党军而不怕便衣队。河南省光山县、商城县一带，姑娘的房子是不准男人进入的，这是当地的风俗。可当地群众有时为了掩护便衣队员躲避敌人的搜查，却主动要他们藏在自家姑娘的床上。湖北省蕲春县将军山的便衣队安置红军伤病员在群众家中，群众一般是叫媳妇出来招呼，碰到民团清乡找到伤病员查问时，年轻的媳妇立即以“这是我丈夫”为托词来进行掩护。当便衣队被困在山林时，当地妇女还会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送饭、护理伤员。

    边区人民虽然缺衣少食，生活极其艰难，但仍然把很少的粮食、盐、衣物拿出来支援红军和便衣队。被集中在移民村里的群众下地劳动时，只准带仅够一人吃一餐的食品，并受到敌人的武装监视，无法直接把粮食、衣物交给便衣队。他们就把新鞋穿在脚上连同自己的干粮一起留在与便衣队约定的地点，让他们夜间取走，不少便衣队在遭受敌人清剿最困难的时期，就是靠群众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支援而生存下来。原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明将军曾经是光山县砖桥区的区委书记兼便衣队长，被敌人称为“戴蛮子”。一年冬天，大雪封山，在敌人的封锁下，老百姓根本无法往山上送粮食。就在便衣队一筹莫展的时候，山上突然出现了一群鸭子，原来是山下的群众将鸭子赶上山来给便衣队充饥，砖桥区便衣队就是靠着这一群鸭子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三年艰难的游击战争中，便衣队与群众水乳交融，许多群众为了掩护便衣队不惜牺牲自己甚至全家的生命。红安三区便衣队在一户群众家中存放了100多支枪和一些银元，有一次，3个便衣队员在他家隐蔽，碰上敌军来捉，刚从外面回家的男主人见事情不好，立即挺身上前，有意让民团把自己抓走，以保护便衣队，他老婆边哭边追，他连忙用暗语告诉老婆，叫便衣队赶快转移。1935年春，国民党军在长岭岗搜山时，一位名叫曾少山的群众带着全家和红军伤员一起隐蔽在山洞里，当敌人正在山上搜索时，曾少山的孩子突然惊哭起来，为了掩护红军，他忍着泪水，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光山县的敌人别动队在夏青区行动，明明看见便衣队进了村，就是搜不到，原来是一个木匠把便衣队藏在自家床边马桶下面的地洞中。敌人搜不到便衣队员，就将村民抓起来，逼问便衣队的下落，并当场杀死3人。可群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无一人吐露便衣队的藏身之所。

    便衣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的依靠广大群众，在极为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保持了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与联系，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坚定了广大群众坚持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勇气，从而得以将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拳头，在敌后配合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夹击敌人，这正是便衣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是任何敌人永远攻不破、打不烂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