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斌的《血洒塘马》中写到：

    部队向东退走，退到王家庄，鬼子四面围拢上来……杂乱的人群向王家庄涌来的时候，跟在背后的敌人的机枪连续不断地扫射……罗司令像往常一样地安定，香烟衔在嘴边，眼睛看上去还是笑着。你看了会感到他像是正在俱乐部里下象棋。

    他的脸变得沉重而严肃起来，向渐渐退下的人叫道：“共产党员站出来！”

    很多人站住了脚。

    “真正革命的同志站下来！”

    更多的人停住了。

    停住脚的人继续嘈杂起来。

    “站下来，站下来！”

    “不要走！怕死？”

    有的人干脆叫出别人的名字。

    “怕牺牲的不是好汉”！

    特务连的副连长也怒红了眼睛，尽所有的力气叫道：“同志们！退到这里为止，同敌人拼刺刀……”

    更洪亮而坚定的声音，从几十张嘴巴里冲出来：“好！”接着各人用着不同的语调嚷成一片.

    “响应司令员的号召，死就死在一起。”

    随着同时发出的这些声音，自觉地很多刺刀拉出了鞘，上在枪尖上，握着枪的每只手的青筋都暴突出来，脸涨红得发烧。

    自动站好队，临时编好连，这是一个重新整理是在半梭机枪的射声时间里完成的。罗司令命令着机枪手：“把机枪架到村子外面去！”接着向大家说，“我们的子弹完了，我们的手榴弹也完了，我们要用刺刀，用拳头，用枪托子向南突围”。他的手举得高高的，然后很快地挥落到前面“打，现在就动作，向南打击！”   

    ……罗司令亲自拿起机关枪，屈着腰跑着，叫道：“我掩护你们向南冲！”又在稻田里和敌人战成一团。……有刺刀的用着刺刀，没有刺刀的用枪托像用钉耙翻地似地捣碎鬼子的脑袋。轻伤兵也参加了战斗，没有武器的，拿着打不叫的铁炸弹把鬼子的头当钉敲，有的干脆就用拳头向鬼子的鼻子上打……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罗忠毅身先士卒，英勇杀敌，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罗忠毅什么样的仗没打过，胆大心细、沉着勇敢、骁勇无比。宁都起义，他参加了赣州战役，当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和敌人打得不可开交，形势非常危险，红五军团的战士身背大刀杀入敌阵，罗忠毅率部奋力反抗，喊杀声震天，战后由连长升为营长。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时，罗忠毅率红九团战士和明光独立营，穿越敌人把守的大池，他随伙夫挑担前行，不料东西落在地上，他回头去捡时，敌人离他只有几十米远，他毫无惧色。

    “二支队司令部到句北后不到一个月，敌人就开始扫荡……罗忠毅参谋长（罗时任江南指挥部参谋长）布置一个分队阻击牵制敌人，向另外一个方向边打边退，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其余部队机关沿着一条山沟向山里转移，他带着一排人走在最后面，敌人的机关枪子弹打在他旁边的雪地上，划出一道道长线。罗参谋长头也不低，腰也不弯，挺胸前进。他勇敢沉着的精神和形象教育了部队，也教育感染了我这个缺乏战斗锻炼的新兵，我紧跟在他后面，听到子弹从身边飞过的啸声，感到敌人卑怯的子弹是打不到革命勇士的。” ②

    罗忠毅在军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否则难以想象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在兵力不到敌人六分之一的情况下，在武器不可同日而语的情形下，王家庄战斗能持续数小时，后来罗忠毅牺牲后，战士们悲痛无比，战斗更为惨烈，战士们怀着复仇的心理，与敌血战，重创敌人，为机关人员的转移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如果罗忠毅不留下阻敌，情形会如何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个主角，那就是十六旅政委廖海涛，也没有先行转移，这一点许多人也不理解，甚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溧阳召开党史会议时，身居高位的某个老同志也说：“如果我是廖海涛，我就走了，既然罗忠毅下了命令为何不走呢，留下牺牲损失太大。”事实又是如何？

    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廖海涛便起身查哨，发现大雾，便大吃一惊，查完塘马村四周哨所，发现没有问题后才回到塘马村，枪声一响便和罗忠毅观察敌情，当发现敌情非常严重时，便决定机关人员先行转移，当时罗忠毅建议他先走，他则要求罗先走，争来争去谁都没走。

    廖海涛为什么没走，在有些人看来，他有点傻。他一走完全可以避免牺牲，但廖根本不可能这样想，廖是我新四军中军政双全的杰出的指战员，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十六旅面临的是一场突围战，而突围战的前提是阻击战。转移人员由王直同志率领而出，王直是老红军，是一个优秀政治工作者，在二支队多次战斗中，都是由王直同志率领机关人员先行转移，每次都很出色地完成任务，转移任务交给他，可以放心。但阻击任务非常重大，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弄不好就会很快被敌人消灭，那么机关转移也就不可能成功。当时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全有生力量，让苏南党政机关人员安全转移，如果不留下具有号召力且擅长军事指挥的人员阻敌，后果不堪设想。而在当时条件下只有他和罗忠毅具有这样的条件，但是谁留下便意味着牺牲，为抗日大计计，廖坚持留下，要求罗忠毅先走，因为罗不仅是十六旅的领导，也是六师的领导，失去这样杰出的领导于苏南抗日前途不利。但罗执意不走，要求廖先走，廖坚持留下，因为形势险恶，三面受围，恐怕罗一人应付不了，便坚持留下，这一方面体现了廖的军事判断力，另外也体现廖海涛崇高的人格力量，事实证明廖留下是正确的。

    萧斌的《血洒塘马》中载：“鬼子突进塘马，廖政委指挥特务连的残部掩护着其他部队的撤退，因此落在敌人的轻机枪最好的射程里面了……有几个战士沿着大路慌张地跑着，廖政委大声叫道：‘同志别慌，注意利用地形。’” ③

    王直同志的《弯弓射日》中写道：

    在去西阳的途中，陈浩同志继续说道：“经过一座坟堡子，只见廖政委立在上面观察敌情，旁边有两个警卫员，还有几个战士，他一看到我们就喊：“快撤，快撤！”我一看架势，他是要在这里亲自阻击敌人，便停下不肯走。他虎着眼说：‘听话，党政军首脑正等着你们去保护。’我有什么办法，只好服从命令。听后来赶到的小鬼尹宝生说，他路过那个坟堡子附近，见廖政委提着机枪向敌人猛射，我一听脑子顿时‘嗡’地一声：‘廖政委亲自打开了机枪，肯定是凶多吉少啦！‘”④

    钟国楚同志的《血战塘马•气贯长虹》写道：

    ……罗忠毅同志的牺牲，激起了阵地上我忠勇将士血战到底的满腔仇恨。当廖海涛得知这一噩耗时，立即沉痛地向部队发出了动员：“为罗司令报仇！坚决消灭敌人!”……只听廖海涛同志大喊一声：“打！狠狠地打！为罗司令报仇！”顿时埋藏在战士们心底的怒火像一座座火山猛烈爆发出来。一颗颗复仇的子弹、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被这样猛烈还击打得惊慌失措，晕头转向……面对多路进攻之敌，廖海涛同志镇定自若，决定集中力量先将来势最猛、进展最快的东南方向这路敌人的威风打下去……只听得一声令下，所有的兵器一起开火，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这时，廖海涛同志两眼冒火，袖子卷得老高，冲上去拿起机枪，向敌群横扫过去，打得日寇纷纷溃退。

    这些史料表明，当时王家庄三面受敌，廖海涛在王家庄东北一线阻击敌，罗忠毅在南面阻敌，黄兰弟在西南后周桥一带阻敌。当罗忠毅牺牲后，廖海涛负责全面指挥，当日寇通过国民党防区完成了对王家庄全面包围后，廖海涛镇定自若，拖住了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为先行转移的机关人员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如果廖不留下，那么罗忠毅牺牲后，部队缺乏统一指挥，王家庄战斗不可能坚持到中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廖堃金断后的部队也在东浦、陆甲一线遭迂回包抄的敌人的袭击，伤亡惨重。尔后的四十八团特务连在西阳遭敌围攻，几乎全部牺牲。戴家桥战斗险象环生，如果不是小鬼班死守戴家桥，一旦敌人越过戴家河，停留在长荡湖西岸的机关人员也将全部遭难。因此罗、廖亲临一线，从当时的情形和战斗的结果来看，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另外从战术上看，罗、廖在战斗打响后所采取的步骤也是正确的。显然战斗不是进攻战，也不是一般的防御战，而是积极防御中的突围战，原先的设想和布置全部予以调整，让王直率机关人员先行转移，迅速脱离敌人的包围圈，然后从三个方向进行阻击，最后收缩到王家庄一线死死拖住敌人，为转移出去的机关人员争取时间。为了防止意外，除了命令机关人员先行转移到西阳外，还命廖堃金率领部分战士断后阻敌，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十分正确的，王家庄阻敌，绝大部分的敌人被牢牢吸住，无法分出足够的兵力追击机关人员，极少的敌军尾随追击，但在西阳，陆甲遭到我军阻击，没有追上机关人员。待少量敌人追到戴家村，王直、王胜同志早已布置停当，小鬼班英勇阻击，使敌人围歼我苏南党政军机关人员的企图彻底破灭，这一系列的过程都由于罗、廖在战斗中的正确布置所致，在战术上无可指责。

    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有些人没有作出深入的调查，总是在罗、廖亲临一线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主要是对当时战情危险性认识不足，以为只要留下部队在王家庄阻敌，其他人先行转移，便可完全突围。其实战况远非这么简单，这里不再论述，汪大铭同志说得好，“如果指挥员不在那里，会造成军心大乱的，至于两人是否同时要坚持在塘马指挥战斗，这是次要问题，可以研究嘛。”

    至于罗、廖为什么要自己留下，而不让其他同志留下阻敌的主观意图也有各种臆测，有人认为是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甚至有人断言罗、廖出于赎罪心理，才断然留下阻敌，以死相拼，这更是无稽之谈。抗战时，包围与反包围的战斗经常发生，罗、廖在战前得到一份不很明确的情报，由于判断失误，加之一些出人意料的客观因素，在战前没有采取完全排除潜在隐患的安排，这是一个军事上的简单失误，何罪之有？退一万步讲，即使有罪，难道只有赎罪一条路？正如《新四军塘马战斗是成功的突围战斗》中所说：“罗、廖首长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也不是把生留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的一般性英雄行为。”“罗、廖首长经历过近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和四年的抗日战争，是身经百战非常有经验的指挥员，在塘马战斗发起时，就意识到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退守王家庄前，部队完全可以突围。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们头脑是很清醒的：部队突围不是主要目的，党政军机关突围才是主要目的；如果党政军机关突不了围，他们两人或其中一人和部队即使突围了，苏南抗战局面也难以维持；他们两人突围的意义在当时情况下，已小于党政军机关突围的意义。所以他们的行为都是从全局来考虑的。没有经历过严酷的战斗，并在战斗中担任过主官并负主责的人，是难以体会到这点的。没有罗、廖首长及数百名牺牲的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就没有塘马战斗突围的成功，也就没有后来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罗、廖首长同时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有些人认为是‘匹夫之勇’是完全错误的。” ⑥

    罗、廖用自己的热血换取苏南抗战新局面，用自己热血迎来抗战胜利的伟大壮举，罗、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在南老百姓至今还在颂扬罗、廖司令的英雄事迹就是最好的明证。

    ①（新四军•回忆史料（2）409页）
    ②（《汪大铭纪念文集》67页）
    ③（溧阳党史资料第一辑29页）
    ④（《弯弓射日》、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元月第二次印制、110页）
    ⑤（《汪大铭同志的讲话》、《纪念溧阳抗日根据地开创和发展四十五周年座谈会》66页）
    ⑥（《战争年代200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