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新四军负责人叶挺（左三）、项英（左四）、张云逸（左二）、曾山（左五）、傅秋涛（左一）在汉口新四军军部合影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随着抗战烽火消失殆尽和时光的斗转星移，愈来愈多的年青人，对我党领导下的殊荣新四军，不甚了解，甚至误解。了解新四军，当先了解其成立之初的曲折艰难，在其组建过程中，由于各自其出发点和目的的不同，历经了艰难谈判、磋商和斗争的过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从1937年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和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多次会晤，就两党合作抗日和红军改编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共产党方面就提出了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与此同时，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分别向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发出了和平谈判的呼吁。国民党却实行了所谓“北和南剿”的方针，在西北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主力的进攻，在南方则调集重兵加紧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无奈同意改编，然而改编的过程，及其复杂艰难。

    一、存亡危急，劣境中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艰难谈判接受改编。

    新四军组建时的前身，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十几个地区部分红军和游击队。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悬于蒋管区、藏身深山密林。在敌人无数次枪抄刀篦的“清剿”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和战略支点。

    之所以能够较快的促成谈判组建，和南方红军及红军游击队员的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和各游击区负责人，思想上认识早、行动快，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南方红军及红军游击队员，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即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

    1937年7月底8月初，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革命军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和通过其它途径，先后得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看到了毛泽东于当年5月7日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政治上有着十分敏锐洞察力的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8月8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会后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进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浙南，粟裕、刘英等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在闽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从香港、汕头的报纸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并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广为散发。1937年初，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的黄道，在崇安偶然看到一张从广丰包盐回来的旧报纸上刊有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上面记有“一二•九”运动;同年春，汀瑞边游击队从报刊上获悉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同年10月，中共皖赣特委获悉项英、陈毅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后，发出《告皖赣同胞书》，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南方8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健儿，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这一战略转变，为后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扫除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步调。

    另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积极呼吁，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此后，这支抗日劲旅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二、相煎何急，国民党心怀仇恨和千方百计地消灭红军游击队。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如何改编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国民党对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力量心怀仇恨，仍念念不忘拔去这些革命支点，企图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清剿”未达到目的后，又想以抗日之名收缴瓦解红军游击队。中共中央考虑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应该轻易地放弃。因此，起初的想法是将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民团或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形式；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坚持在原地开展抗日斗争。但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这一构想很快作了新的调整和改变。

    南方游击队虽然先后行动起来，但都以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与国民党谈判。中央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这为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指明了方向。

    1937年9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同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在大余县池江圩举行谈判。双方就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听候调遣抗日等问题，达成七项协议，并呈报国民党地方当局核准。11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副司令马葆珩，第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七、八个县的县长，在赣州举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报纸却诬蔑谈判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义正词严提出抗议，迫使当局转变态度。赣州谈判终见成果，双方就停止进剿，集中点编、经费给养、干部委用、部队整训等问题，达成九项协议。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9月24日，南方8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从油山经大余、赣州同地方当局头面人物会晤后到达南昌，下榻月宫饭店。项英到南昌后，经过力争，给中共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博古接电后，一方面转报延安，一方面回电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南昌，项英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9月29日，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这时，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随后，项英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

    10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即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通知红军游击队准备改编。这时，驻南京的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根据中央的电文指示，给项英、陈毅写信，提出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时保持独立性原则的三点“最低限度”要求，并委派机要交通顾玉良即赴赣南寻找项、陈。顾玉良历尽艰辛，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馆里找到陈毅。10月11日又在大余池江找到项英，递交了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和博古信函等。10月12日，项英即由顾玉良等陪同，从池江经吉安、南昌、九江，乘船顺流而下，于10月22日到达南京，会见了博古、叶剑英。10月23日，项英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在南昌谈判的前后，南方其他游击区领导人也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举行了和平谈判。谈判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艰苦谈判成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红军游击队纷纷出山，改编为抗日武装，为新四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