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項英（前左4）、陳毅（前左3）张云逸、叶飞等參加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部分干部在南昌合影。

    研究抗战中的新四军，首先要研究新四军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其前身，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新四军正是由这支殊荣的部队改编而来，并在此基础上传承和不断壮大发展。我们可以从中感悟到，新四军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史。 当下，研究新四军，部分人不愿触及三年游击战争，主要原因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片面认为，这一时期，不属于抗战阶段，特别是三年游击战争各游击区，地域上分布面广，负责人众多，难以细研深究，全面把握。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龚楚（后叛变）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留下红24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其中伤病员有2万多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坚守阵地，掩护转移。中共中央赋予留守部队和人员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域之间的“三角地区”，作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春，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一开始，红军游击队没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长征前剩下的宁都、长汀、瑞金、归化（今明溪）、于都、会昌等县城及重要集镇，到1934年11月底均落于国民党军之手，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2、突出重围，开展游击。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央分局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必须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并多次致电中央，要求给予具体指示。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5日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等等。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传达讨论，并同陈毅等一起研究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陈毅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陈毅的意见被采纳。会议确定中央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3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各地就医。随后，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兵分九路向外突围。

    3、疯狂清剿，殊死斗争。在突围过程中，各路都遭到很大损失，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毛泽覃等相继壮烈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九路突围虽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也保存了分区进行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历尽艰险，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共汇集300余人。这样，项英和陈毅便确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赣粤边游击根据地。他们将赣粤边地区分成5块游击区，将在赣粤边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粤边地区、皖浙赣地区、浙南地区、湘南地区、湘鄂赣地区、湘赣地区、鄂豫皖边地区、闽中地区、鄂豫边地区、琼崖地区等，都紧密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以上15块游击区，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个省的160个县。

    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殊斗争。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清剿”和保甲制度的控制，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无法得到及时的指导，不了解斗争全局和党的政策的变化，只能独立支持，各自为战。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是个严峻的考验。由于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又是发生在曾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复辟的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互相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对南方游击区，国民党蒋介石一直视为心腹之患，他们不仅以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围困和“清剿”红军游击队，而且采取阴险的瓦解和隔离政策，实行“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力图隔绝游击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

    敌人的“清剿”给南方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长年战斗在荒山野岭之中，过着“天当被，地当床，树皮野菜当干粮”的生活。陈毅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宿。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南方红军游击队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斗争精神，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各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采用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形，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击，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开展对敌斗争。

    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还要同内部的动摇分子作不懈的斗争。原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1935年春带领红24师71团从于都南方突围，到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后，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决定利用这个叛徒，便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枢。10月中旬，龚楚将他的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带到北山天井洞，骗取了在这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的信任，后借开会之机，残杀了许多游击队干部。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原中共湘赣边省委书记陈洪时、皖浙赣边区的特委负责人王弼等也先后叛变。这些叛徒对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规律及战术都非常了解，因而危害很大。当时在南方游击区坚持斗争的指挥员们处境极端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为了鼓舞指战员们的革命斗志，战胜各种困难，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项英和陈毅以很大的注意力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们经常对指战员进行理想信念、革命前途和革命气节教育，积极提高指战员的素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同时，处处以身作则，充分发挥个人的表率作用。正是这样，他们在残酷的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队伍，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