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注定要在滇东北乌蒙山中书写一抹回旋之笔。
走进地处鸡鸣三省之地的威信,正值2013年12月中旬时节。
威信扎西会议,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几天时间内就成为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支点,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在党的历史和军队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扎西会议由1935年2月5日到2月10日在这个地域上召开的三个会议——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会议和扎西江西会馆会议的习惯性称呼。那时,中央红军在11天的时光里,用6天时间召开三大会议,老一辈革命家用智慧的灵光,书写出了事关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命运的精美华章。
威信扎西,红色革命圣地,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都显得分外耀眼,也必将彪炳千秋史册。
那个仲冬,应邀参加纪念扎西会议召开78周年系列活动,有幸亲临革命圣地,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后辈及亲属们,和中央、省、市专家及领导们,共同领略当年中央红军在危急的马蹄声乱中左奔右突,绘就惊世骇俗的大手笔,大辉煌。
怀揣一颗感佩的心,剪辑一段历史,感受那段红色革命的波诡云橘,激活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攻下遵义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次扩大会议完成了四项决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经常委审查后下发到各支部去讨论;常委分工要再次作调整;取消“三人团”,仍然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军事上最后下决心之人。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成功的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但是会议之后,部队撤走匆忙,会议精神尚未传达下去,四项决定只落实了两项,如不召开后续会议对另外两项决议进行落实,遵义会议的巨大贡献就凸显不出来,革命的转折也就不会发生质的飞跃。威信有幸,中央和军委最高领导集体在这里不但出色的落实了其余两项决议,而且运筹帷幄命运的走向,开启了红军再也不打败仗的历史。
水田寨花房子会议
这里是素有“鸡鸣三省”美誉的水田镇水田村楼上社。其时中央红军总部就驻扎在花房子,是建于清代末年一郑姓乡绅的豪华住宅,门窗板壁上都雕刻有当地罕见的精美花草动物图案,人们就管它叫花房子。
背后三座略圆的山丘,门迎诸多圆形丘陵。两座房子静静地处于秀丽的山地群峰翠岭怀抱之中,宛若大地母亲怀抱里的婴孩。那天虽是艳阳普照,翠峰绿岭上还负着一层浅浅的瑞雪、房顶瓦片上的雪也尚未完全融化,房檐上还悬着晶莹透亮的冰凌。
水田寨花房子是中央红军进入云南的第一站。由于在土城遭受战斗失败,致使原定的渡江北上计划落空。重新调整部署,决定向刚成立县半年左右,敌人布防相对薄弱的威信进发。
1935年2月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水田寨,到达石坎的大河口一带。2月5日,军委总部及军委纵队第一梯队由叙永石厢子进入威信水田寨。天色将晚,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宿营于水田寨花房子、芭蕉塆、高坎、楼上。土城战役失败的阴影笼罩在大家心中,心情都格外沉重。是夜,中央政治局在花房子召开会议,研究并解决了三方面问题。
在常委分工上,决定由洛浦即张闻天,代替博古即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研究和讨论了苏区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以“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项英和中央分局。电文如下: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应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以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二月五日
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曾在2月4日和5日连续向中央发来急电,批评了中央、中央军委自长征以来一直对苏区没有指示,没有回电,也没有对全国部署总的方针。同时也请示确定中央分局提出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针。
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决定在渡江不可能时,“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威信第一个会议,会议解决了常委分工,博古交权标志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最后终结。形成了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形态和政权态势上产生了正确的领导,开创了团结协作的良好局面,为以后召开的大河滩庄子上政治局会议和扎西镇江西会馆政治局扩大会议奠定了基础。
2月6日早上,曙光熹微,雨后放晴,只听见贫困农民家里“喔喔喔”几处雄鸡振翅高鸣,冲破清晨四野的宁静。中央常委们跟随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心里朗悦起来,都纷纷起床,发表感慨,毛泽东说:“雄鸡一唱天下白,好兆头啊”。起锅造饭,大家填饱肚子后,沐浴着暖暖的朝阳顺着壮龙山西行而去。
大河滩庄子上会议
仰天尊功创建华堂在此起;俯地昆谋修添雅室更穷通。
这便是大河滩庄子上王姓大富人家院内的曹门对联,单凭对联你就能想见这房子在此地的鹤立鸡群。
当时的富庶程度毫不逊色于花房子,花房子是一上一下两座三间串架式房子,而这建于清代道光15年(公元1885年)的华堂是三合头式全木结构建筑,典型的单檐悬山顶式川南民居,由主房、东西厢房组成。主房周阔三间14.4米,进深10米,高6.6米。德隆望尊的王氏民居房宽屋大,颇类庄园,故名“庄子上”。那时这儿驻扎着中央红军总部。
其时,中央红军来到石坎子大河滩一带,就没收了乡长和土豪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百姓,并开仓济粮。
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中央红军会回旋到贫穷落后的威信集结,但他有一点是判断得非常正确的,这便是红军必将在宜宾至泸州一线北渡长江天堑,当然这也恰恰是中央红军的计划部署。于是马上调整原有的布防围剿计划,把贵州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滇军编成湘鄂川黔边区“剿匪”第二路大军,和川南“剿总”一道统一受重庆行营参谋团节制(指挥),同时委任“云南王”云南省主席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掌握着4个纵队17个师,在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对中央红军构成咄咄逼人的新包围攻势。几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饿狼一般向中央红军火速扑来,中共中央和军委首长们却不乱分寸,镇定自若,以大气魄大胆识,于6日到8日三天时间里,在庄子上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张闻天总书记的主持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邓小平等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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