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会理会议的内容。

    参观红军长征过会理纪念馆后，我们出城，来到“会理会议遗址”参观。遗址位于县城外东北面的水库，即红旗水库，但当地人常常称其为“红军湖”，有停车场。

    非常显眼的是绛红色会理会议纪念碑，碑文是会理会议简介，碑文上方是一组毛泽东等人物的雕像，其中，前面的7人是立体雕像，后面6人是浮雕。

    我偶然发现不同史料上的会理会议参加人数不一致啊？——正统资料上是14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样、邓发、凯丰（何克全）、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彝海结盟地说明上也是14人（没有李德，而有刘少奇）；而这里的红军长征过会理纪念馆、会理会议纪念碑碑文上是13人（没有李德）。

    我们的队旗又一次举在了游客手中。

    在纪念碑旁有一大石头上刻“会理会议遗址”大字，大石前有5个小石块，可能是模拟当年开会时坐的石头？

    附近林中还有一些红军雕塑，一雕塑名为“我要当红军”，一雕塑名为“挑灯夜读”。

    因为我们是从停车场上来的，没有走正面的人行步道，所以我特意去走这条人行步道，没想到这是近百级台阶！比较有意思的是台阶两旁的护栏壁上，雕刻着以“金沙水拍云崖暖　红军长征过会理”为题，像连环画似的、图文并茂地刻着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前后的简史。现摘录两节如下：

    红军沿着大庾、都庞、萌渚、越城等崇山峻岭，血战湘江，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防线。

    （会理）会议最后由张闻天做结论，他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决定中央红军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陕甘边建立新苏区。会后，决定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为先遣队政委，先遣队由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加强工兵连、炮兵连组成，为全军北上四川开路。（但在艰难夺取安顺场渡过大渡河之后，红军开路先锋的任务基本上由红四团承担。）

    从近百级台阶下去再上来，还得一级级台阶蹲下拍照，最后我的腿都不听使唤了。

    其实，这个“会理会议遗址”地是纪念地，并不是会议会址最后的所在地，会议最后是移到离纪念地不远的老街乡铁厂村开的，到铁厂村还要继续往山里走，但那里也已没有会议遗址了。

    会理会议的背景及情况：

    从贵州遵义至四川会理的3个月内，红军一直处于快速行进、马不停蹄的状态。进入会理境内的中央红军已是兵困马疲，粮弹匮乏，极需休整和人员补充。

    重掌兵权的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土城（青杠坡）之战，就因判断敌情有误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后回师再战遵义，虽进攻桐梓、娄山关得手，但却伤亡惨重，仅红三军团损失就几达三分之二；接下来，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1个师的意见，坚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40公里处的鲁班场，希望再打个大胜仗，但那里却驻有国民党中央军3个主力师，工坚地利，以逸待劳，中央红军虽集全力攻坚，依然无法取胜，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加之红军频繁作战和大范围机动、大踏步进退，令部队十分疲劳。这不仅引起部队基层出现某些怨言，而且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在增加。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四渡赤水结束后，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竟然高声批评：“像他（指毛）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林彪对聂荣臻等人说：“红军行动的路线，尽是在弓背上，而不是在弓弦上，走的冤枉路太多，官兵被拖得精疲力竭。”他又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人都在旁边，聂荣臻听后提醒他说：“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要部队不执行。”

    林彪不听，又给“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写信，认为近一两个月以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下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他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

    林彪把信写好后，要聂荣臻签名，聂荣臻劝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背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数字翻出来，说你缴获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能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我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要负责。”

    林彪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信上签了名并派人把信送交中共中央。接到林彪的信，毛泽东很是吃惊。

    为此，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以北10千米处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解决林彪的信和刘少奇、杨尚昆在二渡赤水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张闻天，军委主席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书记处书记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局委员、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央纵队司令李维汉，还有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军团长林彪，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军团长彭德怀，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军团长董振堂，李德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结果是，张闻天主持会议，严厉批评了部分领导干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主张，并迫使这些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总算熬过了这段被他称为“急风暴雨”的时期。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革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问题是敌人的重兵寸步不离地紧紧尾追我们，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这是幻想，战士有这种想法，这不奇怪，而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毛泽东以更严厉的口气接着说：“林彪同志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

    在会理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是否鼓动一事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他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训斥他说：“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以后，毛泽东对林彪这件事没有深究。

    但是，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而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意见，是彭德怀指使林彪搞出来的。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彭。毛泽东说：“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彭德怀在会议开始前，并未看到过林彪写的这封信，当时他也没有想到日后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并没有在意，对毛泽东的批评没有作解释，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只是做了自我批评：“因为长干山、鲁班场两仗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他也批评了林彪：“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更是不妥当的。”

    彭德怀始终不会想到的是，毛泽东对此事耿耿于怀，在以后的24年之中讲过4次，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成了彭的罪状之一。想不到的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开口说话了，他说他那时写信与彭德怀无关，此事至此才算了结。有了林彪的这句话，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也可能这个原因，当林彪事件发生后，办案人员要彭德怀揭发林彪的罪行，但彭德怀始终没有任何揭发。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北上四川开路。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