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丘陵地带：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流──有一处平坦地面。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坡上一排排窖洞，穴居野处，住过许多 “山人”。开门见山，风云在望，天人合一，山人合一，山人也就成“仙”了。黄土山体上有多少“洞天福地”的“神仙洞府”啊！“山人自有道理”，这道理就是马列主义。这里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形成体系的地方，这才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御外侮、打天下的“龙兴”之地。

    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到年底，中共党员人数从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开始时4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中国大陆总人口约为5亿2千万人。党员与总人口之比由万分之一跃升至千分之一］

    一

    我父亲马豫章长达十年的隐蔽战线生涯结束了。做一个公开的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的夙愿终于实现，也有了一个久违的上课、读书机会。

    父亲持毛泽东亲笔介绍信，如愿走进了抗大。 位于延安市中心的学校总部，大门门楣上从右到左写着十个大字：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门两侧分列毛泽东题写的"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校训。抗大校址原为肤施师范学校。抗大也是“师范”，是抗日军政的“师范”，学员们是一个个火种，在全国点燃抗日的烽火。

    父亲就读的抗大四期四大队十队的驻地是在简陋飞机场以东桥儿沟的山沟里。半山坡上十几孔窑洞是学员的宿舍，山坡下建了几个简易厨房，平整了一小块地面就是露天食堂。雨雪天气，学员就得回窖洞教室就餐。 四期四大队的大队长是刘震，协理员黄志勇，指导员雷欽，军事教员主任李国华。

    父亲穿一身发皺的灰色军装，扎着绑腿，三个兜上衣（学员装）的大口袋里揣着书本而显得鼓鼓囊囊的，胸前口袋里插着一支自来水钢笔。人显得清瘦而神情坚毅……我的目光向这个特定时空的父亲聚焦：入党十年了，斗争波澜壮阔，有多少理论问题待思考，有多少斗争经验要总结，用以指导未来。几个月窑洞大学就提供了机会，何况还有那么多的良师益友。但是，战争就是战争。难有平静的读书时光……很快就会信服：抗大实行在山坡上挖窑洞，各大队及各队在多地窑洞里分散办学，是多么正确。

    11月20日上午，日本轰炸机机西向直扑延安城，抛下一串串黑鸦鸦棒槌般的炸弹，多波次轮番轰炸。我军只能用轻武器对空射击。日机有恃无恐，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投掷在小小的延安城里，顿时硝烟弥漫，房倒屋塌，尸骸横陈，伤者呻吟。宝塔山仅仅幸存宝塔未倒，不致有名无实，此山的古刹、庙宇、书院等古建筑均被炸为废墟。

    空袭的重点目标是凤凰山，那里是中共领导人居住地。毛泽东借住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窑洞被炸，八路军官兵30多人阵亡。边区政府给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去急电，报告战损概况，请求援助。

    未爆之弹，军民掏出黄色炸药，用做染料（染料与炸药的化学成分相近），染出布匹，缝制军衣。铁匠铺炉火通红，铁锤叮当，铁匠们挥汗如雨将航弹壳打造成农具。［延安市面上有几十家铁匠铺。证明此地的农业社会性质。①］这就是“铸劍为犂”，但不是给侵略者“和平”，是为了生产军粮，持久抗战……

    上月底，一天上午，朱德偕一个警卫员步行来到十队。他不肯进窖洞休息，就站在露天听指导员雷欽汇报：“这一期学员人才济济，来自四面八方。有六个国民党县长，延安（肤施）县原国民党的县长马豫章（是中共地下党员）就在这个队，还有国民党军队团长，还有……几位朝鲜同志，有留日回国的钢琴家，著名的电影演员，归国华侨……” ②
这时，学员们看见朱总司令，都高兴地围了上来。他就给大家讲话：“……抗大与许多大城市大学不一样。你们住的是山沟沟里的土窖洞，有些还是你们自己动手挖的；吃的是小米饭、蔬菜，油水很少，每月发一元（陕甘宁边区券）生活费。……抗大教学设施很差，没有礼堂、教室、试验室，图书馆连最简单的桌椅都没有，学员们常常席地而坐听课听讲演。但是，抗大有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名教授给你们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有一批身经百战的红军领导干部给你们讲游击战术，还有中央领导干部给你们演讲做报告。延安的物质条件差，苦是苦一点，吃得苦才能革命呀！……

    朱总司令临走时与原延安县的马县长亲切握手，嘱咐他保重身体。”②

    《李志民回忆录》记载了朱总司令这次视察离校前在窑洞里接见我父亲的情况。

    我可以想象当时父亲的激动与温暖。他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入党的那一年，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两个注定不同凡响的名字就如雷贯耳。虽然多少年过去了，从上面简短文字中，今天仍能感受到朱总司令那扑面而来的质朴与亲切。

    12月1日，毛泽东应邀在抗大第四期一、三、四大队十五个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讲了“愚公移山”的寓言。③也许，抗大第四期学员们是这个故事最早的听众。1945年，他又把“愚公移山”的故事讲到了党的七大会场……我们这一代人都多次读过这篇以寓言题名的中共七大闭幕词，当时有人甚至能背诵，只是不知道七大召开的前几年，“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就激励着抗大学员了。

    这是一张人物照片：拍摄于1938年，毛泽东为抗大第四期学员讲课 。镜头从站着讲课的毛身后左侧照过去，因此呈现的是他的侧面像。虽然这照片象素数值很低，但是还是可以看清楚眼角浅浅的皺纹，穿着灰色军装，虽无补丁，並不笔挺、平整，显然未经熨烫。身材削瘦，双手扠腰。罕见地戴着军帽。高出地面的讲台上也坐着听课的学员，地面上人群密集地坐。这是一张多年前就看过的著名照片，这次灵感乍现：台下五官都辨认不清的听众中，应该就有时年33岁的父亲坐在那里，那模糊背景却让我深感遗憾……

    抗大毕业后，组织上又安排他到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第三期）学习。

    校址设在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与杨家岭隔河相望。学院三年共招收学员约八九百人。人数之少可见入学之难。

    第三期学员有丁玲、于桑、邹大鹏、刘澜波、李先念、徐海东、陈少敏、王兆相、刘晓、汪东兴、张秀山、段苏权等。

    毛泽东为马列学院学员作过几次重要的报告,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些课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和长久教益。

    学院的生活很有规律，读书、上课、讨论、就餐、睡觉均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以哨声为号。他们平时的伙食就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每星期吃一次面条“大餐”：一个大木桶，盛满猪肉臊子面条，大家围着大木桶分而食之甚至争而食之，常闹得哈哈大笑，真可谓痛快淋漓。从鄂尔多斯高原吹来的夜风中，常传出附近山上群狼嗥叫……④

    从前，肤施县长任上，月俸是国府发的白花花的二百块现大洋，从不拖欠。这么多的钱，照例要包括维持县府日常一切开销。倘有节余，就拿来“共产”──县府“开宴”。周末，父亲的共产党朋友，常到县府找他，父亲就请他们在食堂就餐。那里厨师做的陕北菜“猪肉攒鸡”，还有黄米酒，真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多少年后，老友重聚时，该“名菜”都是令叔叔、伯伯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叔叔回忆起：星期天彼此相约──“走！吃国民党县长的大户去！”这道菜，多少年后也成了家里大受欢迎的保留菜目。

    二

    这年2月中旬，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毛齐华为后援会主任，马豫章为副主任，沙可夫为秘书长，艾思奇任宣传部长，崔田夫任组织与农民部长，管瑞才任职工部长，高朗山任青年部长，史秀芸任妇女部长，谭希林任武装动员部长，周兴任锄奸部长，周子和任商民部长。

    后援会在全边区拥有会众80多万人。⑤机关驻延安市南门外新市场。

    毛齐华（1925年入党，曾在上海中央军委特四科工作。）曾回忆说：“ 马豫章名义上是国民党县长，实际上早就与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起草各种文件、文稿等，主要靠他和艾思奇。” ⑤艾思奇是个哲学家，他编的《哲学选辑》，毛泽东连读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了批划。批语主要有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⑥  

    1938年，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介绍，中国第一位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后来写过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到延安，她以国内第一位女记者的身份到访。去抗敌后援会采访齐华（即毛齐华）。“这里做民众运动，也不是没有困难，第一是因为交通不便，加之地广人稀，往往隔多少里才有一个村，村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后，要使村与村间经常发生联系，也是不容易的。”“齐先生说着，立起来在窗口的桌子上拿了一本小册子给我：《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概况》。

    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的缘起及成立经过是这样的：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并与各省市县抗敌后援会取得一致行动……主任是齐先生，副主任是肤施县县长，参加在抗敌后援会里的民众团体有二十多个,像边区总工会、边区妇女联合会、市商会、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防教育研究会……等。虽然地广人稀，民众运动的工作不易开展，但照我后来住得较久的观察，组织民众，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是边区做得最好的一部分工作。”⑦陈学昭如是说。

    她还记叙“在拥蒋抗日的大会上，第一次我看见毛泽东先生出现在大会上，并且第一个出来说话……国民党的肤施县县长也出来说话，大意是以国共合作起来回答敌人的进攻，掌声自大会起至末了，总是那样的热烈。” ⑦

    父亲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后援会的工作更多投入。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通过进行战时宣传教育、武装民众、募集救国公粮、募捐慰劳前方战士、优待抗属及慰劳抗日军人、锄奸等方面支援了人民战争，它是边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实现形式。

    三

    李兆炳，长征干部，建国后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他在回忆录中说：“1937年8月下旬，建立陕甘宁边区留守处，统一领导留守部队。肖劲光任留守处主任。”

    “1937年12月成立留守兵团（对外仍用留守处名义），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后方政治部改为留守兵团政治部，莫文骅仍任政治部主任，只是把科升格为部，组织部长吴光远，锄奸部长丁荣昌，民运部长李芳远，联络部长马豫章（后为徐彬如），我是宣传部长。” ⑧

    留守兵团总部机关驻在延安北关附近云梯山和云梦山之间的瓦场沟(今名延中沟)。留守兵团旧址现保留有数百孔土窑洞，多为群众所居住。

    肖劲光文轁武略，功勋卓著。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毛主席还推心置腹地对我说，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也就应当尊重那里的地方政府。”“记得毛主席曾经和我谈，要我经常出去走一走，到军队、地方政府以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中间走一走，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而这正好是我的弱点，我就是不善于做这种联络工作。” 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由此可见，他对我父亲在留守兵团先是联络、后是民运部长⑽的工作寄予厚望、十分倚重。

    延安并不是光昌流丽的理想国。 歼敌一万，自损三千。说的是对敌斗争，若是肃反错误造成的自损，加害者以革命的名义加害，对投身革命的受害者，真是情何以堪！（加害与被害有时会转化）李兆炳说：“当时，‘审干’运动也波及到老百姓中。有一次，我出去外调，碰到原延安县长马豫章，他告诉我：在延安南门外开过一次群众会，一位南方口音的干部做动员，向台下人喊：谁是特务谁举手。当地人‘特务’和‘退伍’谐音，话刚落音，哗啦，一下子许多人举起了手。原来在座的有许多退伍军人，有人还拿出了退伍证。闹了一场笑话。” ⑧父亲在大街上讲的只能是点到为止的真实发生的一则笑话，开大会号召当场自首投案并引起“热烈”响应的情形，已经随风而逝，几十年后被听者写入回忆录，可见兹事体大，谈笑中几多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