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0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高岗的一封给绥德特委书记张秀山电报：“绥德张：

    （一）马豫章派去绥德接替李景波副专员职，李景波令其回延休养。
    （二）谢老不日到绥德代表边委传达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导绥德临时参议会工作及各方面
工作。
    ……
    高岗” ⑾

    张秀山：“1940年春天，警备区内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这里建立了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王震兼任专员，李景波任副专员，公署机关设在绥德城内。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派马豫章来绥德担任专员。” ⑿
    父亲先后被任命为绥德特委委员，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王震还是驻军主官，父亲做为便于联系民众的本地干部，工作也很吃重。）
    土地革命时期，我政权形式是苏维埃政权，在当时指导思想影响下，将开明绅士、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中间力量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还有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日帝侵华，使得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中共开始探索按照三三制（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

    分子和中间派代表应各占三分之一）原则构成政权人员。

    谁是边区参议院应该吸纳的非党左派和中间派合适人选呢？这当然应该通过选举，由选民票选。但在选举之前，总要有个酝酿名单，还要向选民初步征询提名。中央对各方面人选也有一个考察、了解、沟通的过程。名单提出者中应包括这样的干部──他们应该是陕北乃至陕甘宁当地人：本地干部更了解陕甘宁地区社情民情；他们应该有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对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深刻了解……当然，他们还必须是党的忠诚战士，而不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出身地主家庭、从闻名西北的米脂县杨家沟村走出来、与陕北地区绅士们有着天然联系和人脉资源的父亲就成为能夠向中共最高层就本地非党左派和中间派人选提名的建言者之一。这是历史的偶然垂青，时代的难得机遇！因为这关系到在陕甘宁地区局部执政的中共能不能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包容性的抗日民主政权，只有这样的政权和它管辖的抗日根据地，才能支撑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才能支持和配合全国抗战。如果边区也像中央苏区一样归于失败，中国将向何处去？

    前清廪生李鼎铭辞掉国府县区之官，在米脂县城东街“常春医馆”悬壶济世， 坐堂行医十几年了。在东街平整的石板路上行走，能看到文屏山和山上的更楼。阴晴晨昏，那里都传来报时的钟声……山前的小河源自医馆主人的家乡桃花峁，流向县境内的黄河支流──无定河。医馆里悬挂着友人书赠“常日高眠无俗虑，春风拂座有知音”的藏头联。

    父亲向中央和毛泽东推荐自己家乡口碑甚佳的良医、教育家李鼎铭绅士。他中断了县城中医师执业生涯，从此离别了医馆。就是“知音”这回闹得他再难“常日高眠”了。他后来走上了与边区参议院、政府同仁议政、参政之路，这个常戴毡帽、双目炯炯有神的小个子陕北老汉如沐春风，书写了晚年辉煌──“夕阳无限好”。

    毛泽东对李鼎铭联络马醒民（米脂县杨家沟马氏族人、地主）等十名参议员，提出精兵简政案，十分重视，当即写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此批示的关键词是“对症药”。大医医国。毛泽东体察到李鼎铭以良医之仁心慧术，良相之真知灼见给边区政府（乃至各根据地政权机关）自身罹患顽症号的脉，开的药，提的案，都是准确的和正确的，对于各抗日根据地政府更好地完成承担的历史使命大有裨益。

    李鼎铭先后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李以边区参议员身份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他当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只设一人）。李向参议会提出：“以本身现已任副议长席，昨日又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依法不克兼任，何去何从，依大会意见是尊。”大会表决，李鼎铭边区政府副主席当选有效。空出副议长席再由大会补选。1946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三届会议上，李鼎铭再次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父亲还向毛泽东推荐前清秀才安文钦绅士，他是绥德城里最大商号“恒丰公”所有人，大地主。还推荐曾任陕西省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霍子乐绅士、小学校长霍祝三绅士等，他们都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就是由安文钦补选就任李鼎铭遗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只设二人，谢觉哉排名第一）之职。

    1944年,中外记者21人到安文钦家采访,记者问:“你是一个地主,为什么要拥护共产党?”安文钦的回答掷地有声:“共产党实心抗战,真格儿为老百姓，我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呢!”

    得知安文钦主动献出自家土地，边府主席林伯渠亲笔复函：“得悉先生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慷慨献地三百垧（注：一垧为三亩），义举所昭，不仅造福地方乡土，亦足表率社会贤达，边府同仁，深为钦迟。” ⒀1949年8月，安文欽做为老解放区民主人士的代表受到特别邀请，赴北平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他光荣地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耳畔鸣响着28响礼炮，俯瞰百万群众的笑脸，凝视广场上冉冉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此刻，他在延安时代就坚信不疑并向民众广为宣传的八个大字：“人心所向，天命所归。”浮现在安老先生的脑海中。他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霍子乐，北京法政大学毕业。1941年，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他根据陕北的自然条件，提出大力植树、发展畜牧业和毛纺织业等发展边区经济的措施。

    建国后，霍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 席：彭德怀 、 副 主 席：习仲勋 、张治中）畜牧部部长。任职期间，貢献良多，挂一漏万，仅举一例：他发现陕西优良畜种秦川牛濒临灭绝，便多次在该会会议上呼吁保护，提出具体抢救措施，亲自检查落实，为当代群众和后代子孙成功保住并繁衍秦川牛这一宝贵物种立了一功。

    霍子乐还是第二届边区政府委员。霍子乐、霍祝三是第三届边区政府委员。过去在太原、兰州都当过地下党组织部长的父亲，有组织、人事工作经验，熟悉陕北地区社会人文情况，自然有知人之明。

    五

    1943年2月，父亲任延属分区副专员兼任延安市副市长；一年后，任延安市长。

    延安市政府有石窑10孔，位于市场沟口南侧 。 延属分区隶属边区政府，办公地点设在延安，当时下辖延安市和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安塞、固临、富县、志丹、甘泉等十个县（市）。延属分区是党中央所在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战略地位显得十分重要。

    中央进驻延安时，城里没有一家正规西医医院，只有六七家诊所，坐堂中医寥寥。边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造成民众卫生观念淡薄，环境卫生恶劣，边区疫病流行，许多军民受到传染，甚至死亡。延安市府采取多项措施，使疫病防控有了大的改善。 “卫生机关特别是卫生合作社的业务方针应以积极的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马豫章：《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 《解放日报》 1944年8月13日）

    这段引文中，有一个名词引起我的特别关注：“卫生合作社”。“合作”二字更是可圈可点。上世纪五十年代涌现、六、七十年代勃兴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八十年代式微，九十年代重启，直至本世纪初确立“新农合”──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追根溯源就是四十年代的公益色彩浓厚的我边区卫生合作社。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父亲当时考虑的只是市府必须做好群众卫生工作，增强民众体质，发展经济，支持长期抗战。过去，贫苦农民是“借着吃，打着还，跟着轱辘过个年”。共产党、红军来了，“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的是好光景。”延安地区深入、广泛地动员、组织大家自己起来向不卫生的习惯做斗争。“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积极开展和顺利进行，边区直接领导的基层政府———区、乡政府功不可没。它们对于号召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疫病防控的具体措施，都予以认真执行。如为督促开展卫生运动，乡政府组织卫生检查督导组，对各乡、村的卫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许多乡干部不但经常挨户巡视，发现患者，报告疫情，而且还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

    1944年5月25日，边区卫生合作社开幕，“马豫章市长报告成立卫生合作社的意义，说明自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后，新市场居民日益增多，几年来疾病流行，死人甚多，出现了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要达到‘人财两旺’的目的。” ⒁会上“公开表扬了清凉山卫生所模范医生阮雪华和白浪，延属分区副专员兼延安市长马豫章亲手授予阮雪华‘面向群众’、白浪‘治病救人’锦旗。” ⒂

    在边区政府卫生处的指导下，延安市府通过开展经常性环境、家庭、个人卫生活动，送医下乡，送药上门，延安以环境清洁、民众健康、精神振奋、风气淳朴的新面目示人，这是“圣地”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为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表率（尽管限于历史和客观条件，延安市和延属地区医疗卫生整体水平并不高。）

    六

    中央到达陕北后，特别是进驻延安后，非常重视对当地社情民意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调查研究，拟定在边区执政的方针政策。陕北干部就成为中央与当地群众沟通的桥梁，中央方针政策的执行者。

    毛泽东说过：“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的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⒃ “一些陕北的同志”，原文是“高岗同志他们”。毛还这样开导某些对本地干部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长征干部：“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⒄

    我父亲向毛泽东汇报延安市工作时，毛风趣地说：“你这个市长权力大得很呢！”他笑问：“主席，我的权力有多大呀？” “延安市府直属边区政府管辖，我都是延安市府治下的居民，你说市长这个官大不大呀！”父亲心中一凛，忙说：“我们市府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在中央、主席和边府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父亲能够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回答垂询，应该还与父亲担任延安市长等职有关,也是毛泽东对当地干部着力培养的体现。中央对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的政权建设当然高度重视。毛特意嘱咐：政务方面你请教林（伯渠）老，党务方面你多向陈云同志请教，军务方面你可请示肖劲光同志，重大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找我。有了毛主席指示，父亲得以多次聆听党政军这三位领导人教诲，受益良多。

    在大理论家毛泽东的身边，父亲深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自己理论水平不高，此焦虑在毛面前曾流露出来，没想到，毛即派自己的秘书吴亮平担任父亲的理论老师，父亲因此常说“延安学马列，主席开小灶。”一些知情者议论说：这是得天独厚啊。吴亮平是毛与斯诺谈话的翻译，对《西行漫记》成书是有大贡献的。毛泽东曾笑称他“功不在禹下”。

    父亲在政府工作中有很多军政和军民关系的事务。这些是他着力要办好的。

    一次，抗大一位领导要父亲去讲课，就讲军政、军民关系。他惶恐推辞未果，只得走上讲台，实话实说：我主要是做政府工作，在留守兵团任民运部长，也是协调地方与军队的工作，比如，军队在前线打仗流血流汗，轮战调防回来，又有功劳又十分疲劳，回到边区自己的家──注意：不是新区，住不上窖洞，吃不上饭，心里能高兴吗？谁当旅长、团长都有发火的时候，地方干部就要理解，不能扣军阀主义的帽子，不利于军政团结的话坚决不能说。问题到此还不算完，我们的干部平时工作就要仔细些，哪个村庄能号出多少窖洞，住多少人，粮管所存多少粮食，有几口大锅，供多少人，能抽调多少头毛驴，能组织多少副担架，都要记在心里，所谓心中有数，记不住就记在小本子上，上级任务下达后，马上就能安排部署，展开工作，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支前的干部带上担架队和毛驴队，把部队接上后，马上有吃有住，能洗热水澡，还要发动群众做军鞋毛袜，组织慰劳活动。另外，像县、区、乡相关干部是否得力，担架队、运粮队要走的路况怎么样，是否要紧急踏勘、修葺，都要想在前面。任务完成后，要认真总结出经验教训，拉出清单，落实改进。学员们普遍这节课讲的有理论，有实际，听了“解渴”，学得到，用得上。可以举一反三。

    这些工作经验的总结，父亲还形诸文字，供更多同志参考。例如，他写了延安市有关拥军工作文章，署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马豫章：《延安市拥军运动月新姿态》。《解放日报》2版  1944、2、22 。）父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并当面给予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