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彭在致杜斌丞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 ⑩此信言简意赅，情深谊长。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位和我党有着多年合作经历老朋友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在西北军中地位都是十分清楚的。
 
    西安南门里、城墙边，大湘子庙街路北的一所大宅院，杜斌丞公馆。虽值寒冬，庭院内却绿意盎然：侧柏、石榴、冬青和华山松高低错落，生机蓬勃。父亲轻车熟路地穿过甬道，登堂入室。寒喧后落座，杜先生满面春风地低声告诉他：“汪锋才走不久。他一个人已来这里几次了。此人是毛泽东信使，携毛彭致杨虎城、邓宝珊和我的密信，冒险犯难，从保安来此。汪锋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双方互不进攻，联合抗日。”父亲轻拍座椅扶手，站了起来，心潮澎湃，仿佛亲聆党的声声召唤……他就在杜先生身边，此时此刻，这里就是重要的岗位。
   
    杨虎城在新城黄楼西客厅与汪锋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态度。”汪的印象是：“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⑾汪在西安逗留不到一个月，前面所提毛彭致邓宝珊信，因邓在外地，未能送达。
 
    1936年初，杨虎城终于做出决断：派杜斌丞与共产党联络，正式明确回复毛彭密信：愿与中共联系并与红军互不侵犯。汪锋已于去年12月北返复命。杜先生告诉马豫章这一重要决定，要他与中共地下党联系。
   
    在北大街住处，父亲与应约前来的临时省委孙作宾见面，据孙后来回忆，马豫章对他说：“杨虎城、孙蔚如都要找西安地下党（即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面谈。恳望能给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传话，说我们赞同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十七路军愿同红军建立联系，互不侵犯，相互合作，共同抗日，并愿为此多做工作。”⑿ 父亲迅速安排了杜与孙见面。杜向孙转告了杨的上述主张和要求，也一再恳望孙能同杨见面，并将杨的主张转告给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先生。

    孙说：“我迅即将这一重大问题向高克林、崔廷儒作了通报。”“为此，临时省委决定，由崔廷儒同志前往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杨虎城将军的建议。1936年1月13日，他带着杨虎城绥靖公署开的护照，日夜兼程赴陕北。……从而建立起了我党与杨虎城将军联系的纽带。”⒀

    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与西北军、东北军乃至国民党最高层秘密统战工作都通过多渠道加紧进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了中华民族望穿秋水的全民一致抗战局面的到来，父亲马豫章历史性地成为杨虎城与毛泽东之间沟通的其中一个节点。大湘子庙街杜公馆、北大街住处的“两次密谈”，一脚踏入了时代大潮流，参预一个历史大事件，着实被历史记了一笔！真是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秘密统战工作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1936年上半年，在西北，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了停战，西北大联合、“三位一体”联合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了。

    张学良、杨虎城体认中共联合抗战诚意，也有了底气；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痛责，强令他俩率军进攻红军打内战。这是历史的转折点：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张、杨破釜沉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兵谏（史称“西安事变”），“把天戳了一个大窟窿”。叶帅有诗为证：“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

    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防备中央军来攻，东北军和西北军均向西安及其周边收缩兵力，驻守肤施（即延安）的东北军于1936年12月17日主动撤出，并电告红军接防。红军随即驻防于延安、甘泉和富县。

    捉蒋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改组陕西省政府，任命杜斌丞为秘书长。由于肤施县长高锦尚（米脂籍、黄埔四期毕业、原中共党员，1935年叛变，血债累累。 1952年，高犯锦尚在西安被“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在东北军南撤后，畏惧红军、擅离职守、仓惶出逃。省政府必须遴选肤施新县长，人选们却视就任为畏途──没有枪杆子撑腰了，红白交界、重叠之地的县长可不好做啊。

    肤施做为陕北各县的传统州府，得到它，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就更好地联成一气，有了龙头，终于可以“飞龙在天”了。这是西北红军多年来“若大旱之望云霓”而不可得的。何况一旦中央进驻，更有了全国意义。
 
    还在1935年隆冬，毛泽东骑马率领红军踏着冰雪，绕着肤施城向北行进，前往瓦窑堡。北风呼啸，山川披素……“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他跳下马来，向围拢在身边的警卫战士讲起了故事：“现在的肤施，古时候叫延州，也叫延安府。《水浒传》不是有一回叫做“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吗？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偷偷投奔的延安府，就是这里啊……”一个小战士听得高兴：“主席，你下命令吧，咱们这会儿就把‘延安府’夺过来！”毛泽东微笑着看看他，摇了摇头，又遥望着远处依山势而建、大块岩石垒砌的北城墙说：“现在不能打，肤施是陕北重镇，又是交通枢纽，它是整个陕北的‘大城市’啊。咱们占了，敌人势必来抢。不要着急，肤施一定是我们的。”⒁风雪中，这支队伍卷起红旗，静静地绕城而过，路上纷乱的串串脚印，延伸在白茫茫大地上……毛的预言，一年后就实现了。

    中央势将进驻，县长一职空缺，良机稍纵即逝。父亲挺身而出，向杜斌丞先生毛遂自荐：“我来干！”胸中自有一盘大棋，自己就是党的战马！ “昔日瑞金，明日肤施。这步棋，不难算到。如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不干，乌纱帽就会落到反共分子的头上。杜先生，这个县长我愿意干！”

    杜先生陷入沉思：铨选县长，民国自有一套制度──县籍回避：马豫章原籍米脂，主政肤施 ，自是回避；学历资格：北平中国大学，属于名校；资历经验：曾任甘谷县长，即非新手；现任三十八军咨议，虽非要职，但有军旅经验，尤其适合当下的“战时县长”。三十八军是西北军主力，从那儿出来的，又是熟人，最后一关──杨虎城自然不会驳回，必会大笔一挥“照准”……谁来主持综合考核，马豫章都堪称党国干员。有这个后生在，虚位以待的肤施县官衙主官这把交椅，“不做第二人想”！（此时陕西是杨虎城当权，县长人选一时还轮不上军统、中统置喙。）要和共产党方面商量，像这样的县长还应多派几个……

    想到这里，杜先生终于面露喜色，马上出面保荐。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后第十三天，省政府委任令发表。经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提议，陕西省府主席邵力子批准，一纸委任状颁发：“兹委任马豫章为肤施县县长此状”。父亲立即携此委任状──四周雕版花纹、木版水印有民国国父矜慎厚重手书“天下为公”──匆匆走马上任。

    有了这个合法手续，国民党右翼对本党任命的“自己人”──肤施县长马豫章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将会委以重任……秘密的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和公开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李涛已对此事研究同意并严格保密。

    1937年3月，中共正式宣布取消两个政权的敌对状态，陕北、陕甘边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特区（后称边区），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它的总面积近十三万平方公里，稍小于今天安徽省土地面积。中共自建党以来终于有了一个“省”的“合法”地盘做为反对内外敌人的战略后方、前进基地和指挥中心，做为新中国的雛形来“经营”了！特（边）区首府、古城肤施，战略地位自然就在全区乃至全国突兀而出了。

    父亲急着上任，因为中央就要来了。肤施城区仍如清末格局，共有六个大街，三十多条小巷。没有高楼，只有蓝墙黑瓦的平房。县政府在城关内大街上，原为晚清县衙。上任伊始，他调查研究，为中央进驻做准备工作。中央委派江华为延安城防司令员，李坚贞为延安先遣工作组组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洪涛随组也到了延安。江华进驻延安后，向中央报告：“根据军委命令，成立了城防司令部，白志文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在白志文未到职前，由我代理司令员之职。不久，杨虎城由省里派来一位新县长，名马豫章。城里工商各界还组织了维持会,为我军筹粮筹款。”⒂对父亲的真实身份，江华当时是不了解的。只要是有利于我党我军的举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有父亲明里暗里的推动。

    父亲与郭洪涛秘密接了头。如前所述，他在太原互济会任组织部长时，救援狱中同志，郭就是当时狱中党支书。郭后来回忆说：“延安县政府当时仍属国民党管辖，派来的一个县长叫马豫章（是失掉关系的中共党员，经我恢复了他的党籍），他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什么工作呢？“我们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等中央机关选好了住地，筹备了给养。” ⒁

    父亲还将到任后着重了解并思考的重要事情向他汇报说：“县保安队大队长何绍南反共坚决。虽然只是地方武装，近在眼皮子底下、枪弹俱全的三个中队编制的保安队威胁到中央安全。用什么方法消灭它，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否不以武力打击、逮捕、关押等强制手段，减少事后无谓磨擦，而以军饷无着为由、我若出面将现存县保安队出其不意予以遣散；釜底抽薪，光杆司令何绍南就待不住。我相机另组新的保安队。”

    郭说：“保安队在东北军撤走后，虽然瓦解了一些，骨干还在，清凉山上就有。做民团家属的工作，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家。这是李坚贞、工作组的一些女同志做的。此事宜用各种方式解决。以县长名义遣散，合法，又从根儿上解决。我还要向中央汇报。你先做好准备。”郭洪涛即将此方案上报中央并得批准同意。

    随工作组来的还有李启贤等人，战友相见，分外高兴。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崔翼是失去关系的地下党员，现在归队。父亲和他们商量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父亲于上任不几天的1936年12月30日，在郭洪涛的引荐下，北上保安，首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那是在毛的保安住所──田家院砖箍窑洞。　　

    毛泽东身披破旧的蓝布棉大衣，脚上穿着黑色直贡呢合脚棉窝窝鞋──是“刘嫂”（志丹夫人同桂荣，虽毛年长于刘，但毛随众口，也如是称，十分亲切。）夜以继日手工赶制的。毛和马豫章谈了三个问题：一是西安事变不杀蒋介石的道理，二是了解西北军的情况，三是了解杜斌丞的情况。后来在和毛泽东多次谈话中，都印证了父亲的初次印象：只要有时间，毛就“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在轻松的气氛中，马豫章汇报了自己经历。主办过《湘江评论》和“平民通讯社”，在北大旁听过新闻课程的毛，对他的新闻学历和从业经历，颇感兴趣。

    去年十一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毛到瓦窖堡的头等大事），毛的一句话 “我是来投奔你的！”……毛的一生睥睨群雄，指点江山，一句“小小寰球”，可见其人气魄之大。后来重庆谈判时一首咏雪词见报，一笔扫过五个大有为皇帝，却惜墨如金，仅用汉字三十有二。词锋所向，蒋委员长五脏六腑都受到“软杀伤”……在山城，文化软实力的交锋，毛的气场硬是大过了蒋，蒋──真成了“草头将军”……这回情真意切的“低调”，实属罕见──何况就算是场面话，他也不会轻易开这个口。忆昔江西砻市龙江书院门前地──朱毛就是在这里会师井冈山，历史在这里“定格”，尽管毛自称是“师长见军长”，“投奔”云云也只能出自朱德之口……

    1937年1月8日，肤施县新任县长马豫章召集县保安大队全体队员在官衙内的空地开会。大家见他：三十岁出头，中等身材，慈眉善目的，戴一副黑框眼镜，头戴毡礼帽，身穿阴丹士林蓝色棉袍，脚蹬军用皮靴。他操着鼻音浓厚的陕北话说：“当兵吃粮，自古皆然。弟兄们都知道，高县长拔腿走了，可没有和本人交接。县里没钱，各位薪饷就发不出。‘皇帝不差饿兵’，本县就更不能差了。迩刻，保安队只能全体就地解散。这样，大家还能各自早谋生计。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钱，就上不了路。本官想办法凑了点儿钱，给大家当路费。县里用钱地方正多，再迟了，就又散出去了。一人三块大洋，谁个嫌少，只好去找高锦尚理论，人都是他手上用的，倒一个麻钱也没留下。县上‘饥荒’一洼洼，连我都想找他要钱呢。同意遺散的，迩刻当场就签名、发钱。不会写字的，撳指印也行。只一条，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准带走，那都是公家的。”他的手臂坚定地一挥。“快过年了，红军来了，兵荒马乱的，也该回家看父母！”

    话说得在理。想一想，竟连一句也没法儿驳，还句句是实。再说了，给钱还不走？敬酒不吃吃罚酒？去找高锦尚理论？只怕再贴上十块大洋都寻不见，鬼知道“儿人”躲在哪个老鼠洞里？你看崔翼副大队长，手按驳壳枪，黑着脸，盯着大家。李启贤这时二话不说，罟住叫你走，带着同来的几个人只管先收枪后收子弹，队员们也不知这几个手脚麻利、全副武装的壮汉是哪路的豪强。谁敢“拧恣”？连一向办法稠的何大队长都泥塑木雕一般，被这突发的变故弄得满腹狐疑，想发作，县长可是保安队长的顶头上司，官大一级压死人。再说自己心腹的枪最早被缴，肯定是和自己一向不对付的崔翼先下的烂药。想来硬的都没有机会翻把儿，新来的马县长在西京省府肯定朝中有人，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谁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彻底闹翻，只怕也不是时机。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活了半辈子好像没吃过亏。何绍南这回算是倒了大霉。大队长倒还没撤职，手下兵丁揣着白花花的银洋已做鸟兽散。只是这事从头到尾都透着蹊跷……他跺地而行，头也不回直奔县党部……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当日深夜，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和博古：“我们本日到达延安。”

    延安的四门和十字街头已经张贴着新任肤施县长马豫章署名的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本县长已就职任事，除呈报外，合行布告周知，望汝等知照，各安本分，开门营业，幸勿惊扰。切切此布。”云云。这布告，稳定了人心，在特殊时期起到了安民告示的作用。

    再说何绍南，充其量只是一个县保安大队长，属县级地方武装头领，才多大个官？大队长当然不“大”，可关键是“大队”驻扎在要害之地。此人“能量”很大，还真不可小覤，倒是国民党“干才”。（在开国将帅回忆录或自述中，延安这一段提到何绍南的非常多，例如彭帅、箫大将等。）他溜出肤施，到西安活动一番，就被委任为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由此可见一斑。他有军统背景。在他任此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磨擦事件。
 
    我党我军进驻延安后，必须注重防谍除奸。西北保卫局侦察部长陈复生带领侦察员四处活动，发现城里南北大街上的火神庙里两个和尚可疑：不穿僧衣不念经，常穿蓝布衫乱窜：多次到北门外中央驻地、东门高等法院、中央党校、南门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等地周围转悠……利用火神庙找雇工之机，陈复生派保卫局的洛川人小李去庙里当了勤杂工。小李发现他们有枪，外面有两个秘密联络点，情报藏在罩大红枕套的枕头里。保卫局决定收网：陈复生带黄赤波、龙飞虎、赵苍璧等五人，经过打斗，抓回这两个奇怪的“和尚”。（这个抓捕组的确了得、阵容豪华：日后黄为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龙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赵为公安部部长）。经审问，两人供出是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何绍南的侦察参谋。大红枕头里面情报还真不少，其中就有两件是密报肤施县长马豫章已被赤化。何绍南当面向这两个“和尚”交待一项特别任务：一定要把马豫章的真面目给我查清楚！何果然不是一盞省油的灯。保卫局的抓捕避免了父亲过早暴露。“投桃报李”，父亲和新建保安队崔翼大队长搞到了 “国特”潜伏部分人员名单送交保卫局。
 
    1939年，怙恶不悛的何绍南纠集了十三个保安队向我军发动进攻．我三五九旅立即反击，将保安队大部歼灭。何实在呆不下去，只好逃跑。王震下令副旅长郭鹏扼守要道把他抓住。郭鹏喜欢下象棋。何绍南逃过其驻地时，他和下属棋正下得昏天黑地，面对好局，他杀得痛快淋漓，稍一耽搁，谁知何绍南跑得比兔子还快，地形又熟，居然逃脱了。王一向对何恨得牙根发痒，煮熟的鸭子飞了！王旅长气得直跳脚，要处分郭鹏。郭也自知这回真正是玩忽职守，军法难容。眼睛瞪得象铜铃，“王胡子”的胡子气得像根根铁丝，他是不会饶过自己的。只有挺直脖子，就等着挨这一“刀”。

    毛泽东消息灵通，对王说：“你要撤郭鹏的职，我还要嘉奖他哩！抓住何绍南，你们还得管饭。蒋委员长一定打电报找我要人，能不给吗？能不讲统一战线吗？放了好，放了好！”“宁逃何司令，不舍一盘棋。”这成为延安茶余饭后一时的笑谈；况且还歪打正着，得到领袖赞许，天大的事一风吹；更给平淡的古城生活增添了些许喜剧色彩。

    这阵仗不可谓小。可见，两年前在中央领导下父亲和战友们将这股祸水挤出延安（只能挤，不能捉，更不能杀。）是多么必要。不能让何在边区首府随时捣乱，更不能让他在这里还有个“第二武装”。要撤他的绥德专员等职，事关统一战线，还是要讲究合法斗争。林伯渠、萧劲光都要给蒋介石等打报告，蒋不予理会，一时半会儿就撤不了。而父亲解散保安队，是“国民党县长”干的，职权所在，就没那么麻烦，才能四两拨千斤，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来一个 “拦羊打酸枣”，既兵不血刃瓦解了威胁我边区首府安全的反共“合法”武装，又捎带着排挤“何大队长”出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