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马豫章（原名汉帜）去世多年了。缅怀却难以在广度与深度上扩展。他是1905年生人，故旧大多零落，幸存的往往年事已高。即使登门拜访，也只能问候几句，回顾当年往事如烟，记忆模糊了。这是自然规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復计东西？”平素常读书、上网、旅行，也许书頁和鼠标可以助我踏上思念之旅，达成广而深的追忆，寻觅“偶然留”的或浅或深、时断时续的足迹……

    人生是一部大书，阅后常有几许疑惑……就是不明白：地主出身，家庭能把子弟从陕北高原送出去读大学──北京（北洋政府和其后的民国政府时期、日伪侵据时期该市称谓有所不同）中国大学。这个学校就座落在前清四大王府之一的郑亲王府，父亲成为新闻系在册学生。血腥的1927年虽已过去、大屠杀仍在继续，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不，是血海──中！中学老师魏野畴刚刚牺牲，23岁的你怎么就毅然决然地举起了右拳：在斧头与镰刀的绛红旗帜下宣誓，成了人数寥寥的中共北平地下党一员──隶属于二龙路支部。

    更何况，“地主出身”这四个字，似有语焉不详之嫌。如果只是一般的地主，1942年就能让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一住就是50多天？──他就住在米脂县杨家沟村──我老家村庄的窑洞里，带领的是“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每天“翻马老太爷的帐本子”（这些帐本可是从乾隆朝以来就完整保存，一本不少。）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写成《米脂县杨家沟调查》。该调查写道：“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地主经济条件集中的村庄”，“陕甘宁边区的杨家沟，以有‘马光裕堂’（一个地主集团的代号）而闻名陕北”。［199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编后记中说：“……《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由于它是通过一个典型地主的解剖，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样一个具体充实的地主经济调查报告，在我国堪称是少有的。”

    “光裕堂大门世系”出身的父亲就是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村庄走出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现实中须发皆白的儿子，沿着时光之河上溯，身历其境，试图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青春年少的父亲的抉择，回顾他与叔伯们（本文在提到叔叔、伯伯们时，为方便阅读，直呼其名，谨致歉意）为开启光明在黑暗中求索、在地底下作战的岁月……

    ［“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试改一字引用。］

    二

    1921年父亲从家乡负笈北上就读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甲班（四年制），他在校时的校长是杜斌丞先生。此校曾是陕北23个县境内唯一的中学。谁能想到， 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过渡地带的偏远县城中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里竟是五四精神薪火相传的布道之所，也是中共陕西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阵地。杜校长延揽的教师魏野畴、李子洲，“五四”时，一个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的学生，一个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都亲身参加了此运动的全过程。特别是李子洲，他和张国焘、罗章龙和许德珩等十余人被大会推举为五四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运动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化学系学生刘天章向市民宣传，遭到警察逮捕。

    那时，进步青年中广泛流传一首小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1920年2月，“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同年春，刘天章参加了创党元勋“北李”──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一栋黑漆大门、浅白色石质门框、镶嵌红砖图案的水磨青砖外墙的石库门房子里，中共一大召开了（并非7月1日）。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就在同一个月份里，李大钊在北京介绍刘天章入党，成为我党早期党员。我试图用十个字描述这个现象：“有生之年，党龄与党同龄。”如上所述，这个“同龄”，没有“水分”：不但同年，而且同月；其入党具体日期（现设为X日），资料阙如，无从考证。但概率论告诉我：X日排在23日以前，是大概率事件。

    这个数字排列也许重要，也许不重要；我更关注的是X日的象征意义：一个血气方刚的北大学生（这种人才资源当年比今天稀缺得多，两相比较是数量级的差距。）从此舍弃了花前月下，别离了平静书斋；不惧铁窗镣铐，走向劍树刀丛──正如X日后直至他慷慨就义、整整十年光阴所印证的……这在当时的莘莘学子中是多么另类的抉择啊！

    1923年，李大钊和刘天章先后介绍魏野畴、李子洲入党。

    杜斌丞不但通过李大钊为榆林中学请来教师，为丰富校图书室的藏书还向这位北大图书馆主任要来一批书报杂志。父亲一钻进图书室，就如饥牛嚼草，快如之何。各班成立了读书会。

    魏野畴教国文和英语，还教历史。他讲课的内容和方法，都开了一个新生面。国文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大量选用《新青年》、《独秀文存》、《向导》和鲁迅文章作教材。他还经常向学生讲授李大钊的文章。他的宿舍里经常聚集着许多学生；近朱者赤，意气相投，父亲和大家一起，聆听、讨论，常常深夜才散。1924年春，李子洲应杜斌丞校长之邀到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教国文和历史课。

    刘志丹、谢子长和高岗都是榆林中学的学生。刘志丹是校学生会主席，说他那时就有领袖群伦的气概──也许是溢美之词，但说初步显示了领导才能，似不会言过其实了……
 
    他们（特别是刘、谢）是无可争议的陕北、陕甘边红军和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全部陷落，衣衫褴褛、人困马乏的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十存其一，急切寻找落脚点，这两块群众基础深厚、党组织坚强、红军战力充沛的根据地现实存在，就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了。后来高岗“快速超车”荣任共和国开国副主席，位列朱、刘、宋、李、张五位副主席之后，敬陪末座（宋、李、张是民主人士）；却名列九帅（时未授銜）之前，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当然还有其它因素）──这是后话。
 
    我试图用简洁语句和数字来描述位于城北山坡上的榆林中学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一校三杰（刘、谢、高）──创建两个革命根据地且硕果仅存；师生三人名字做原籍县名以资纪念（子洲、志丹、子长。全国共有七个以中共烈士英名命名的县、市，榆林中学七占其三，与有荣焉。）问苍茫大地：可还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奇迹？
 
    奇迹也是杜斌丞校长手創的……
   
    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张友清。输入“张友清”三个字，电脑“搜索引擎”快速运转，屏幕显现：张友清，陕西省神木县人……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春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同年5月，在突围战斗中，张不顾自己曾长期坐牢、身体衰弱，硬是将坐骑让给了机关一位女同志。她含泪策马脱险了。他在与日军战斗的最后时刻，烧毁我军全部机密文件后被俘，关押在太原集中营，受尽摧残。同年7月7日牺牲于此。

    还附有一张令人肃然起敬的照片：一个清瘦、文雅的青年，戴一副那个年代流行的黑色圆框仿玳瑁眼镜（和老照片中的父亲所戴的一模一样）。常穿灰布长衫。个子不高……终于见到崇敬多年英雄的遗像了！那一刻，真是震撼啊……
 
    又写了十个字寄托哀思：“就死何日，国难殉国纾难。”张友清死难日是芦沟桥事变──日冦全面侵华、祸华的国难日，也是全国全民族奋起抗战开端的纪念日。他以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秘书长之身抗击暴日而死，重于泰山。
 
    父亲是1925年从榆林中学考入北京中国大学的。年长一岁的大同乡──神木县的张友清，他俩的人生轨迹最初交集，时间似应在1925（或1926）年，地点可能就在郑亲王府飞檐琉瓦、雕梁画栋而又略显破旧的某个院落。我反复揣摩着两个踔厉风发的年轻人第一次握手（这也许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握手）的情景……
 
    踪迹难寻，足音远逝……

    以李大钊为书记的北京地委早在1923年就建立了中国大学支部（北京地区八个支部之一）。张友清在1925年（一说1926年）升入中国大学预科学习。当年按照党的指示，他又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军事。直到1928年又回到北平。

    就在这一年，就在他回平后，父亲在大革命失败后肃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友清是革命的“学长”。这位坚毅、历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是父亲的领路人。

    张友清刚刚参加了皖北暴动（即阜阳暴动）。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就是中共皖北临时特委书记魏野畴。4月9日，他在率领起义部队转移途中激战被俘，旋即壮烈牺牲。 父亲在什么时候、从什么途径得知噩耗，已不可考。但是这一定会在他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在课堂上生动讲述著名同乡李自成进军北京城的壮举、兵败山海关的教训；热情吟诵大气磅礴的《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一切恍如隔世，魏老师年仅三十岁就永远离去，大树凋零……

    起义失败了，张友清回到北平。前仆后继，愈挫愈奋，这不过是新的战斗的开始。他在学校中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1929年2月，张友清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他一生短暂却坐了三次监牢，英勇牺牲在日本法西斯集中营里。年仅三十七岁。（民政部2014年9月1日发出公告，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张友清英名列于其中。）我的目光对他的履历表中熟悉或陌生的北平地名流连不已──既是对先烈的崇敬，也是为了精神上的“重访”──新党员父亲必定或可能踏足的一个个故地，都使得我魂牵梦萦：中国大学校址所在地──西单二龙路大木仓胡同……张友清完成陕北清涧建党任务后返回北京，为了减轻经济负担搬进了四川营胡同西、免费食宿的延安会馆，还有前青厂胡同的榆林会馆并以此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发展组织、开展宣传。由于环境险恶，他将党的会议选在玉渊潭洋槐林中召开，接头工作则安排在大街上进行。经过他艰苦卓绝的工作，北平市党员队伍逐步发展到一百七十五人。……二龙路、大木仓胡同、四川营胡同延安会馆、前青厂胡同榆林会馆、玉渊潭洋槐林……（这些已知的片断都被我仔细连缀起来，也形成日后抵京必走的路线图。）血雨腥风中，一个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东奔西忙”的身影在那里闪过……八十多年都过去了，更几番“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当年的秘密会场──玉渊潭那片掩护过革命、绽放洁白花朵的洋槐林如果还在，应早已是参天大树的芳香群落了……

    现场重建？当然不可能。我只记得上小学时为了写作文向父亲磨出来的一个细节：数九寒天，身披棉袍，他在街头悠闲散步。藏在袖筒里的两手握着一个小小茶壶，左顾右盼，呷一口茶水喷在墙上，手起纸落，一张激扬文字的传单就冻贴好了，人却袖手而去，消失在大街人群中或胡同深处……
 
    踪迹难寻，足音远逝……

    父亲马豫章经张友清介绍入党的1928年，鸦片战争过去己经八十多年了。这是超过那时候两代人生命的漫长岁月，眼见得昔日中央帝国被列强用船坚炮利一次次豆剖瓜分，割地赔款。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就在三年后的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图谋呑并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即将到来……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有革命救国，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全球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远未到来。）不革命行吗？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代号C.P──处于秘密状态──初被扣上“过激党”、“卢布党”的红帽子，后被咒骂为“匪党”、“奸党”……为了救中国，奋斗在隐蔽战线上。这是那一代中国人群中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的使命和做出的牺牲。“大地微微暖气吹”，我的心灵之旅就在父亲“地下十年”这段岁月流连……

    踪迹难寻，足音远逝……
 
    这一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的中共陕西省委组织委员李子洲牺牲于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看守所……同年6月，因叛徒出卖，张友清在西直门召开北平市委会议时被特务抓捕。

    三

    1930年，父亲的足迹出现在风雨如磐的三晋大地 。 这年1月，中共太原临时市委建立了中国革命互济会太原(山西)分会。他任此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参加中共太原市地下组织的领导。他们在太原大、中学生、城市贫民及邮政、铁路和兵工等行业工人中吸收会员，建立组织，并在太原晋绥军军官教导团中发展了四十多个会员。狱中支部（郭洪涛为书记）组织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互济会积极配合，向各报馆及社会团体散发狱中支部起草的“绝食宣言”，并发动政治犯家属联名向法院起诉，控诉监狱当局虐待政治犯的罪行，要求法院立案查处。按照省委和省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父亲与高克亭、吴岱峰等同志共同营救、掩护被捕战友，送去生活用品。撫慰、接济其家属。不久，冒死探监的高克亭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卢沟桥事变后，坐监六年的他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地下工作铁的纪律，父亲未必知晓刘天章是中学老师魏野畴、李子洲的入党介绍人，两人第一次在太原相见，他感受到省委书记打量自己亲切而深沉、略带伤感的目光。“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梦里依稀慈母泪”……这一刻，刘天章百感交集……眼前这个受过已成烈士的魏、李教晦、张友清介绍入党的北平地下党党员，怎不让他寄托多一分信任和期许……

    中共北方局指示“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成江西第二”。奉刘天章指示，父亲加入宋哲元（此人一年前对陷身囹圄的李子洲劝降，宋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被李坚拒。）二十九军五师并谋得司务长一职掩护。父亲参加、领导了晋南暴动。变生肘腋，攻其不备。奇迹般地击毙师长张景膺，击毙团长、绛县县长。但还是寡不敌众、最终失败了。
 
    参加起义的李启贤时任连长。起义失败，部队被打散，敌人全城大搜捕，情况危急。父亲深知一旦被捕，会有什么样的厄运──这些天见得还少吗？必须先让起义时冲锋在前的李连长尽快脱离险境。父亲给他换上便装，找来一辆县城运水马车，让他从车顶罐口钻进水罐。马蹄声声，车轮滚滚；马车轻快地如常结队“空车”出城。对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拿捕的城门官兵，手中步枪的刺刀闪着寒光；对天天出城进城运水的马车队倒视若无睹，终于通过“鬼门关”──警戒森严的绛县城门。李启贤按照父亲临别嘱咐：“上梁山”──此梁山非水泊梁山，而是呂梁山，投奔那里的晋西游击队，后在游击队里入了党。

    1931年10月下旬，刘天章刚回到太原，就被敌人逮捕。敌人将他押解到太原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的多次审讯中，他一口咬定是卖柿子的，叫王慎修，敌人反复盘问，也无破绽可寻。

    叛徒张绍武（被捕前任山西特委代理秘书长）为了邀功讨赏，向敌人献上由他出面同刘天章对质的苦肉计。敌人如获至宝，先将张绍武光着膀子吊起来，俨然受刑很重，随后提审刘天章等人。张绍武一见刘天章等便叫道：“老刘！我受毒刑，实在熬不过，已经供出了特委的活动，你们也快招了吧！……”敌人乘机诱供：“张绍武已经招供，你们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刘天章厉声说： “他说什么，是他的。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谁说我也不是刘天章! ”①

    敌人竟然用烧红的铁链盘绕在刘天章的腰间逼供。谁也没有“钢筋铁骨”，更没有“金刚不坏之身”。他只能凭藉与芸芸众生一样的血肉之躯硬扛，牙关紧咬，仍坚不吐实。这是恶魔们用铁与火恶毒地炼制的一条“赤练毒蛇”！凶焰所及，他的皮肉筋骨，化成一缕缕青烟……在敌人的刑具面前，能称得上是钢铁的，只有他的信仰和意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刘天章和战友们在太原小东门刑场被闫锡山当局枪杀了。曾任中共绥远特委书记的战友赵鹏九写诗痛悼：“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明。”①

    我用心底迸发的挽联悼念刘天章、张友清诸烈士：

    有生之年党龄与党同龄天章云锦润星月
    就死何日国难殉国纾难又清风尘朗山河 

    张友清亦名幼卿、又清……

    刘天章、张友清两烈士遗骸后安葬于太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这里松柏苍翠，丁香芬芳，明代双塔高聳，直指云天……

    魏野畴、李子洲、刘天章、张友清等同志先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监狱里。父亲身边朝夕相处、活生生的老师、领导、战友、同学和同乡……死的如此壮烈！他们是中共党人和中华民族的英雄！

    几十年后，读到刘天章历经闻所未闻的酷刑折磨、在炼狱中生不如死的一段段文字，不禁潸然泪下。曾在人民网 “永远的丰碑”刘天章网页留言：“热血洒神州，浩气贯长空”。署名原想写“战友之子”，后落款为“自有后来人”。陆续有来的噩耗在当时使父亲怎样的五内俱焚？同时，这又向他发出了何等严酷的用血与火写成的风险警示！刘天章就义还不到一年，他就在甘肃又参加了两次起义。这就是父亲对一次次“警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