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化了的党魂，榜样的生与死都长久地影响、激励着他，踏着烈士的斑斑血迹继续前行……

    ［ 知道你昂起头 知道你含着泪
    知道你的笑容已经憔悴
    风在路上 你在风中
    我的目光始终在追随
    ……
    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了谁
    你的心情雨打风吹
    知道你不回头 知道你不落泪
    知道你的语言没有后悔
    你在路上 路在脚下
    我的思念永远不枯萎
    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了谁
    你的怀抱再不能让我依偎
    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了谁
    你的沉默年年岁岁］②

    四

    1931年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严令中央军加紧“剿共”，并要在“剿共”中消灭杂牌军。杜斌丞先生早就指出：“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陕西省府主席杨虎城对杜斌丞“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抗日救国。”的建议深表赞同，立即派杜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  这年秋，父亲跟随杜斌丞到了甘肃。做为新闻系毕业生，他顺理成章地在兰州《国民日报》当上了记者，有了合法职业掩护。

    这年底，陕西省委将驻甘的王子元部作为发动起义的一个重点对象，“派孙作宾、李玉清、常黎夫、马豫章等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甘肃宣慰使署点验小组的名义，从兰州赴靖远，将驻扎在靖远的王子元部改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同时秘密开展兵运工作，联络该团中的共产党员，为举行起义做准备。” ③
次年春，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又称皋兰特支，属陕西省委领导。)常黎夫（甘肃行署秘书长杜斌丞的秘书）任书记，周益三(邓宝珊部队少校参谋) 任组织委员，马豫章任宣传委员。皋兰特支领导了靖远起义。④
 
    此时，在兰州政府、军队等单位中，约有一百多个共产党员。特支的活动极为秘密，开会时多是在有地下党员作掩护的省府院后的城墙上进行。“城墙会议”内容是：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省内敌情，也检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围坐在荒草丛生、残破的古城墙上，落日余晖中俯视着脚下的甘肃省府官衙，这几个年轻人思考、策划着建党和武装斗争。穿越重重迷雾，我急切探寻的目光向着那里远眺、驻留……这段短短的坚硬砖墙竟能触动心灵深处，让我如此依恋不舍……
 
    踪迹难寻，足音远逝……

    1932年，经过杜斌丞的举荐，省政府的任命，父亲只身一人赴任甘谷县长，这时已得到党的指示：为武装斗争筹款筹枪。

    上任伊始，就遭遇“入春以来，持续大旱。又复冰雹、虫害、黑霜相继。田禾枯槁。收成大减。民饥、流亡者甚多。”。⑤

    27岁的新县长首先尽力赈灾，安撫百姓。县长的薪水有二百多银元，够养三十多人。但是，按照惯例，县府编制二十多人的薪酬和办公费用都在这笔钱里开支，省里另行拨款是不能指望的。官员们就贪污歛财。要完成党交给筹款筹枪的任务，城里的城防局军装库有不少军械，倒是可以打主意…… 为凋敝民生和紧迫党务内心充满焦虑、纠结的父亲只当了几个月的县长，是年秋，他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兰州。大像山石窟就在县境。我又浮想联翩：刑名钱谷之余，筹枪筹款之暇，既使年轻的县长公余有遊山玩水、吟诗作赋的雅兴，这样的灾情也早已使它随风而逝。
 
    一段“山洲草县”短暂的从政经历，不但给近在眼前的起义提供了物质支持，县治历练在几年后就派上了大用场。
 
    1931年8月，中共党员在这里从事了最初革命活动。⑥ 这以后，甘谷犹如“空谷”。虽然也只是匆匆来去，1932年父亲在甘谷的活动却是“踏石留印”，也是“空谷足音”：父亲坚定脚步声对中共在甘谷的萌发有了一个最近的回响（史载1938年，甘谷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⑤）──读史至此，“跫然色喜”。
 
    1932年11月，陕西省委派吴鸿宾和王建三到兰州，与常黎夫、周益三、马豫章、孙作宾、李慕愚等接上关系，传达了省委的指示。12月初，在兰州建立了中共甘宁青特区委员会(下面简称为特委)。曾在上海中央军委特科工作过的吴鸿宾（回族）为特委书记、马豫章为组织部长、孙作宾为军委书记、宣传部长先为王建三，后由李慕愚接任、常黎夫任秘书。特委成立当晚，组织政府和军队中的二十几个党员在市区散发了传单。它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甘肃、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③

    经过一段工作后，特委在兰州成立了两个军队支部、一个工厂支部、一个混合支部，在宁夏建立了一个军队支部和一个学校支部，并派出一些党员到陇东、陇南的驻军中开展工作。
 
    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特委起初未专设机关，领导成员分散居住，只是利用位于兰州市东关(现在的广武门)的前店后厂的菜根香酱园收转信件和刊物；在兰州辕门广场的印侬轩照像馆接头、开会。后来特委的秘密机关先设在井儿街，最后移至菜根香酱园那坛坛罐罐、酱香扑鼻的后院。［写到此处，始信：“人生咬得菜根香，则百事可做。”──其言不虚。］同时，为了安全和地下党同志接头联络的方便，在南大街新华洗染坊和省府附近的镶牙馆、木塔巷山东会馆也建立了秘密接头的联络点。在北岸高高的白塔山古庙里也开过几次会议。他们的脚印散布在金城的大街小巷、田野山岭和黄河两岸，也光荣留存在中国大西北红色史书的字里行间……
 
    特委做为甘肃、宁夏、青海广大地区的中共最高机关，竟然没有任何经费！1934年3月12日，中央特派员吴越在给中央的《西北工作报告》中说：“……领导的干部多兼职业。因甘宁青党自建立以来经费一点着落也没有，全靠同志私人去活动来维持的。这样一来，在开展工作中，时时感到经济上的困难，…… ”③

    请看：是“一点”没有，“全靠”私人，“时时”困难……用朴实的语句，说真实的情况。我真为老祖宗留下的汉语折服：含而不露，意在言外。讲的全是经费，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勾勒出这个“团队”不可思议的苦斗、清貧和自我牺牲精神……当然，更可能的是以上所谓“言外之意”不过是今人的解读而已，当年这一切都很正常、很平常，在党内很普遍……就是一份客观、翔实的工作报告罢了，只是读此文的不复是当年身在瑞金的中央领导人，而是穿越历史迷雾的我，自然会生发出许多兴亡之慨、苍桑之感了。透过岁月厚厚的尘埃，辨认历史文档中每个弥足珍贵的方块字──一笔一划都传递着久远的信息，仿佛看到特委这帮二十多岁毛头小伙子心中的理想火焰！

    时光荏苒，往事钩沉……终于在党史中找到了一个小小片断：贺晋年、李培青二同志在靖远兵变失败后赴兰州苦苦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他俩与特委取得了联系，父亲同他俩谈话，安排他们在兰州市警察局交通分局当上了交通警察（该分局局长、关中汉子崔振山系地下党员）。穿上警服不久，他俩就发展了几个党员。
 1933年3月下旬的一天。晴空万里。兰州最繁华的（前清陕甘总督署）辕门广场。从早到晚，这里市场熙熙攘攘，辕门朝房开着估衣铺，紧靠着甬道两侧，摆卖铜铁货、布匹、古董杂货的铺子，甬道上则摆设着各种饮食摊，有牛肉面、油糕、油茶和酱肉。混杂于这些摊子之间的，便是开讲《三国》、《水浒》的说书人，敲锣打拳卖艺的和打桄桄子唱秦腔的，吵成了一锅粥。⑦

    闹中取静的惟有当天关门歇业的印侬轩照相馆。特委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吴鸿宾、马豫章、孙作宾、常黎夫、李慕愚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从孙蔚如的军官学校、邓宝珊的学兵队、水北门驻守部队等单位拉出四至五个连队，举行兰州兵暴。同时派地下党员贺晋年、崔仰亭、郝新亚等到孙、邓的军官学校和学兵队进行串连活动。特委决定，兰州兵暴时由贺晋年负责带领崔仰亭、李培青等解除水北门城楼驻军武装。③

    照相馆是“立此存照”的地方。印侬轩，今天你为西北革命历史激情洋溢的一页，作了个见证！

    根据亲历者的回忆：4月初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兰州城里月光如水（这让亲历者印象深刻）。贺晋年、崔仰亭、李培青等七同志以看戏为名去戏院集中，准备统一行动。那天晚上演的是秦腔“蝴蝶杯”（注：各种史料都说是 “游龟山”，应为该剧原名“蝴蝶杯”。“游龟山”是解放后马健翎改编本的剧名。）当演到最精采的“藏舟”时，他们先后走出戏院，还忙里偷闲、心思慎密地在街上买了两瓶生发油（尽管他们都非常年轻，但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个举动，似乎匪夷所思。）大战在即，他们当然没有修饰发型的闲情，而是为即将收缴的枪支备好擦枪油。他们越走越快，直奔水北门城楼。一口气登上城楼……他们策反了熟识的当班排长，未放一枪，一举夺取了二十多人守卫的水北门城楼（当然还有步枪若干支）。兰州起义发动了。那月照得正好……

    水北门兵暴是兰州兵暴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委领导的起义部队──西北抗日义勇军4月在甘肃皋兰县红砂岘失败，李慕愚、孙作宾、马豫章等特委领导成员不能在兰州立足，或返回西安，或去宁夏及各地暂避。梁干丞新任特委军委书记，张德生继任特委组织部长。

    7月28日，陪都西京（西安改名西京,被国府定为陪都。）天色灰蒙蒙的。城市最高的钟楼门洞大开，汽车、马车、人力车等“洞穿”其中，除了几条大街外，其他路面都是土路，故摆有大大小小的瓦缸、陶缸，缸里贮水，可洒扫，亦可消防；如需礼宾，则黄土垫道，清水洒街。钟表行、眼镜行店堂里，绅士、淑女们坐在八仙桌边，喝着“陕青”，听“戏匣子”(留声机)，听得兴起，跟着哼唱。竹笆市 ，去年开张的阿房宫大戏院，两根朱红门柱，盘有两条金龙， 正在上演联华影业的默片“野玫瑰”。

    中共陕西省委在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开会：“开宴──羊肉泡馍”。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大堂里，有四位并不显眼的年轻“食客”，八仙桌各踞一边，“老碗”朝天，筷子撹动，香气扑鼻；他们高声寒喧，低声暗语隐晦讨论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的行动方向。 一进门就被叛徒认出，遂带领特务们来抓人，准备“连锅端”。“饭局”才散，省委书记袁岳栋与省委委员、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结伴先走，刚一出大门便遭逮捕。正在结账的贾拓夫（省委秘书长）目光如炬，发现险情，将银元向收银台上一扔，那银币还在叮当作响，它的两面：孙文头像与旗、徽标记还在木制台面和地面上旋转、弹跳，人已一溜烟冲向后门，飞奔以去……几个便衣警员拔枪在手，吆喝着追赶，大个子高岗（省委巡视员）在一片惊叫声中 ，机警地跳窗也逃逸脱险。

    当晚 ，袁岳栋和杜衡叛变，供出了甘宁青特委的全部秘密。

    梁干丞在兰州东教场营房被捕。 敌人查抄“菜根香”酱园，逮捕了住在酱园的地下党员谢冠军和酱园经理康雨农。又查抄了南大街洗染坊，经理朱继华被捕…… 就在那天，张德生一脚踏进酱园门里──这里已成生死场 ，他发现异常，抽身而退，顾不得庆幸逃出生天，立即通知战友们转移……

    酷刑之下，康雨农瘐死狱中。梁干丞、谢冠军坚贞不屈，1933年10月19日，破晓前， 兰州安定门外城隍行宫门前地，遍体鳞伤的他俩被军警督察处行刑队枪杀了。滔滔黄河为之呜咽：血，流尽了；血，凝固了……冷月如霜，朝暾似血。

    中共甘宁青特委从建立到被捣毁，为时只有八个月。这期间，也正是西北地区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时期。

    这里一再提到的水北门是老兰州内城的北门之一，原称广源门；出了此门十几步就是黄河，是兰州居民取水（兰州全城当时没有自来水）的必经之地，所以俗称“水北门”。兰州起义失败了。此门后来也荡然无存（现在原址为永昌路北口）。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反动派的屠刀逼上梁山，从同伴的尸骸堆中揭竿而起，谱写了一篇篇壮烈的播火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大抵天下之事，其发始也常简，其将毕也必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父亲在北京、太原和兰州从事革命活动，党史上能查到当时的北京、太原和兰州全市中共党员也就是一、二百人上下。

    十六年后，我第一野战军挥师十万，以雷霆万钧之势扫平“青马”，1949年8月26日，守军自称“铁城”的兰州解放。同日，兰州军管会正式成立。吴鸿宾、张德生任军管会副主任。硝烟刚刚散去，他们日理万机，百废待兴。夜深人静，工作之余，二人信步庭中，但见月照城头……他俩应会回首──先后在甘宁青特委工作的日子，多少往事涌到心头。当前，我进军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的门户洞开，新疆乃至整个大西北底定已无悬念。仰望夜空，月光如水，兰州城里，今宵依旧……

    世人知有“太阳雨”，其实还有“月亮雨”。还有一个月就是“开国大典”。为新中国英勇捐躯的烈士们在天之灵，俯瞰尘世扰攘，张灯结彩，“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今夜兰州，永生难忘：朗朗清辉中，串串晶莹雨滴纷披、迷离，飘然落下……

    五

    1933年夏天，父亲离开甘肃抵达张家口，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长城抗战失败后，日军进逼察哈尔、热河两省，威胁平津。 由于中原大战失败而隐居的原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决定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合作，利用自己对西北军旧部的影响，组建武装，抗击日军。他还暗中吸收了许多共产党员进入这支新军。中共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到察省省会张家口去，参加该军。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第十九章以此为一个情节（罗大方察北参战，许宁临行退缩被捕。）的真实历史背景。

    在上小学时就捧读过这本书，作者杨沫是高班一个同学的母亲。重读时倍感亲切的是查省抗日同盟军这个名词。同盟军“还有一个由华北学生组织起来的学生大队。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垂危的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与号召下，正热血沸腾地纷纷奔向了塞外疆场。”⑧

    山西、甘肃的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父亲再向虎山行。他从甘肃出发，风尘仆仆来到抗日最前线，他遥望着长城大境门镌刻“大好河山”匾──要用血肉长城来保卫……这使我想起了两句古诗：“万里赴戍机，关山度若飞。”

    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等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再克多伦。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早从日本侵略军魔爪中收复失地。给中国抗战带来了希望。但不久就由于日伪军的进攻和蒋介石的破坏失败了。

    为了寻觅父亲在查省同盟军的资料，我翻书箱、倒书柜，敲键盘，击鼠标，没有搜索到任何资料。（《米脂县志》P718：马豫章于1933年“夏季离甘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工作，”只有这一句话。）父亲，你在哪里？我只能漫无边际地大胆猜测：也许你就在那个学生大队的年轻队伍里。在那里可能有从华北来的熟悉同志，你武装斗争的经验，参预带领学生娃抗击日寇正好派上用场。也许你在做该军中共党员的组织工作或对外宣传工作。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即使你是普通一兵，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面对日冦的大举进攻，中国十四年抗战的第三年──四年后才是八年抗战，你在烟尘滚滚的“塞外疆场”！

    踪迹难寻，足音远逝……

    这一年，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员对我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六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父亲也身处险境。一度十几万人枪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风流云散，他只得回到西京。杜衡写了自白书──《陕西共党沿革》，供出他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员名单，特务们“按图索骥”般搜捕，使省委机关和关中、陕南各县党团组织都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父亲失掉了与上级党组织的单线联系。

    什么是党在白区的正确方针：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王明路线使党在白区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血的教训，虽然不能让他总结出毛泽东、刘少奇上述正确结论，但王明路线所造成惨痛损失和残酷现实迫使他冷静思考：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党内组织系统被打乱、打散、打垮，敌人到处抓捕，许多同志下落不明、现在政治态度不清……怎么办？
  
    投宿的住处，墙上有壁虎，地上有跳蚤。身无长物，“家”徒四壁。走进街上的当铺、小押，在朝奉鄙夷眼光下，将棉袍递上铺台，换得一两块钱，聊补无米之炊，以充饥肠之需。行行重行行，却可能后方跟上“尾巴”，你走他亦走，你停他亦停。古城街上多有青砖雕刻的火檐墙狭窄横出，为甩“尾巴”提供了些许方便。形势再凶险，敌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有缝隙可钻。首先要离开风声日紧的西京：叛徒们正带着便衣警察满大街忙活呢！
 
    还是通过杜斌丞（他还是时任中将杜聿明的堂兄）的关系，父亲逆向思维：“戗风”而上，打入敌人营垒。暂别西京，他随杜斌丞到陕西汉中南郑县孙蔚如任军长的三十八军任咨议。他不得不自主做了这个决定。“勉从虎穴暂棲身”。历史将证明，这是一步先手棋。只是“棋手”此时尚不自知。看似棋行闲着，却蓄势待发，“棋局”演变，“卧槽”可期……眼下，只是一枚闲棋冷子而已。
 
    1934年，父亲去北平办了一家通讯社，利用自己专长，宣传抗日救国。3、4月间，接受党的指示，营救朱敏同志，安排好他的生活，直到送别他赴任冀东地委书记。
 
    常黎夫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父亲在甘谷入仕、两次兵暴和颠沛流离的情景：“奉命做县官，宦途尘不染。陇南举义难，兰州搞兵暴。三年流亡时，谁解此中苦？两日用三歺，当袍换单衫。昼防野狗跟，夜辨敲门声。孤臣孽子心，忠贞志不移。”（《悼马豫章》）真是字字血，语语烈；事非经过不知难……
 
    人生低谷，革命低潮。他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城市暴动，这条十月革命的经验，能否照搬？对中国革命规律性的东西想了很多，特别是白区工作。同年冬回西京继续寻找中共组织，1935年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委员孙作宾接上关系。
 
    这几年，父亲在白区正是应了《西游记》那句话：“身回水簾洞，心逐取经僧。”
   
    这年10月，从子午岭走下来的中央红军主力抵达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这是参加革命以来父亲和中央地理上最接近的了。散见于大小报刊的种种报导，不管其立场、观点如何，只要是关于红军行踪的，就“家书抵万金”般地关注。至于报隙和中缝“脱离共党启事”、“弃暗投明告白”，难辨真伪，但这一阵，叛徒是出了不少。

    “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十二个汉字写尽长征气势，毛泽东桐城派古文功底深厚，这里连牛刀小试都算不上，只是信笔拈来而已。）艰苦征战，一路牵挂；雪山草地，如影随形……中央红军终于到了家乡陕北……见证了这个历史画面的吴起镇时年十二岁的马增福，后来以自己的视角描述并发出童言无忌式的感叹：“毛主席过来那会儿，穿的衣裳也烂烂的，十五六岁的娃娃穿些长忽闪衣裳，麻鞋、半裤，可怜着呢！”⑨
 
    长出一口气，真是如释重负。他太了解自己的父老乡亲、家乡的山川形胜了：“孔子西行不到秦”，倒是出过李闯王的省份而今堪堪成为造反的中央红军落脚点。冥冥中似有天意，也是天命……这里的土地是蕴藏革命也蕴藏胜利的黄土高原。这里的男子汉头上的白羊肚手巾扎的是英雄结！一年多来的种种困厄，真是“运去英雄不自由”，总有一天，“时来天地皆同力”，会给蒋委员长一个大大的好看！
 
    从北平回来，他还是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咨议。西京、南郑两头跑，办理三十八军在两地事务。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集东北军、十七路军进攻陕甘苏区。自己在西北军虽然人微言轻，但跟杜先生师生情深。老师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对杨虎城是有影响力的。眼下既是自己在先生身边，就得多操点儿心。该做的工作、该出的主意怕是少不了的。31年杜先生就带着自己去甘肃搞“西北大联合”（可见老师的倚重之深），33年察省抗日同盟军就能收复失地，今天还能坐视西北乡党去打南方来的亲人红军，让倭酋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