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勤工俭学的4年生活中，葛健豪主要经历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刻苦攻读法文。她不顾自己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外语基础，像小学生那样，一切从头学起。她经常拜访徐特立，从那里学到了“一天学一字”的苦学精神。在蒙达尼女校，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她除在课堂认真学习外，还拜儿女为师， “勤看”法文报纸。因此，她到法国后不久，不仅能说得一口较为流利的法语，而且能阅读法文报纸，成为学校的一名优等生。

    二是极力支持儿女的自由结婚。到法国不久，蔡和森与向警予在频繁的接触中，由纯洁的同志感情发展成了真挚的爱情关系，于1920年5月，结成为“向蔡同盟”。葛健豪极力支持了儿子的这种行为。她认为儿子与向警予的这种志同道合，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在她的支持下，女儿蔡畅也在法国同李富春结了婚。他们兄妹的自由结婚，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许多青年“以向蔡做首领”，实行了不要婚约的自由结婚。

    三是赞成留法青年的革命主张，投身激烈的革命斗争。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举行会议时，她虽不是会员，但主动参加了会议。她对学会把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极表赞成的。她还从蔡和森对于各种主义的“综合审缔”中，获得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知识。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获得，她积极投入了儿子蔡和森同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多次斗争。如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与女儿蔡畅及其他几位女生，紧跟着打头阵的向警予，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前列，一声号子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这次斗争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驻法公使馆发放了3个月的生活维持费。

    四是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她不仅热情接待了以后几批来法的中国学生；同法国的教师、同学，也相处得非常好。特别是1922年，蔡和森和向警予先后回国后，她把照顾当时已经怀孕的女儿蔡畅的事，全部揽在自己身上。1923年2月，她的外孙女在法国出世后，她又要学习，又要做工，又要带小孩，真是忙极了。她坚持这样做，为的是给女儿腾出时间和精力投身革命活动。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夫妇去苏联时，她才带着8个月外孙女李特特返回祖国，结束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

    当她准备回国时，儿子蔡和森从上海寄去了出卖《社会进化史》一书出版权的稿费，解决了她当时筹不到旅费的困难。途经新加坡时，她遇到两位在这里办教育的湖南老熟人张良权、胡意民，便托她们在新加坡找工作。但由于她的年纪大，儿女们又都不在身边，还要带小外孙女就劝她还是回国去从事教育为好。因此，她只在这里住了一星期。就携带着外孙女回上海了。

    八、创办职校

    这时，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都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作，和森和警予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物。由于儿、媳们革命工作的繁重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她认为自己不能留在上海，成为儿、媳们的累赘，而应该帮助他们解决照顾孩子的负担。出于这种考虑，她在上海只作了一个短暂的逗留，便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回到了长沙。当时，她的家已由刘家台子迁居天茂花园一号，丈夫、长女、大外孙女都住在这里。向警予的长女蔡妮，也从上海送回长沙由蔡庆熙带养。她和小外孙女的远道归来，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每天的来访者接连不断。特别是1924年5月，蔡和森同向警予回湖南探亲时，这里曾一度成为湖南党组织的联络地点，更是她母子的老学友聚会的场所。

    1924年5月25日，向警予在长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蔡博。因为这是葛健豪头一个孙子，她特别高兴，乐意在家里承担抚育婴儿的责任。她知道儿媳正从事革命的重要工作，她高兴地对儿媳说： “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此后，除细心照料着孙儿孙女外，还积极投入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她在1924年6月9日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及6月25日她参加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1925年夏，她为妇女的解放，在长沙颜子庙举办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颜子庙原来是“湖南平民女校”，由她在刘家台子时的邻居周方所办。后来该校搬到中山西路的新建校址，这里就空置起来。于是，她同没有随校迁去的旧教职员工彭慕陶等人商定，利用原来校舍，组织员工起来办所“湖南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大家公推她为校长。长女蔡庆熙也在这里担任缝纫教员。由于她的影响，省总工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办到第二学期，学生便由两个班增至四个班。同时，学校还成为革命同志的活动场所。据她的外孙女刘昂回忆：  “一九二五年冬，学校放了寒假，湖南省委曾借用校舍办过短期的党校。我家的住所也曾为党传递信件，担负过接头的任务；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的林蔚同志（秋收起义后牺牲），曾把许多宣传品寄放在我们家里，还有党内的一些同志也在我们家里寄住过。”（《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载《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办学中，葛健豪对学生是很爱护的。据蔡畅的回忆：她母亲开办的这所学校， “是专教贫穷女子以手工和针黹等技艺的学校，再把工艺换来的钱帮助这些贫穷的女子们”（《续西行漫记》）。1927年1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汉口，蔡畅从南昌转移武汉时，曾专程回到长沙，在天茂花园住了几天。这时葛健豪的二儿蔡麓仙已在广东省港大罢工中牺牲，组织上发给她600元抚恤金。但蔡畅回家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只把抚恤金交给了母亲。她得到这笔钱后，不顾自己家庭的生活困难，除将钱为学校添置了几部缝纫机外，还救济了部分生活困难的学生。

    九、革命母亲

    “马日事变”后，葛健豪在长沙的家里被搜查，她办的这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也遭到破坏。由于当时不能再在长沙住下去，她要丈夫带着长女、孙儿回老家永丰去，自己则领着两个外孙女前往武汉找蔡和森、向警予。到武汉后，党组织把她安排住在一条巷子里。这时，和森、警予尽管工作繁忙，隔不了几天就要抽时间去看望她。她一见到儿子和媳妇，总是勉励他们在革命危机关头，既要敢于革命，又要注意安全。不久，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蔡和森安排她带着外孙女又回到了老家永丰。

    党的“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被派去北方局工作。1928年春，又从北方局来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这时，蔡畅同李富春也到了上海。为了便于掩护，和森兄妹把母亲、孩子都接到了上海。她虽然已经63岁，又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她忠于党的事业，一面带孩子，一面做掩护工作。1928年5月，她儿媳向警予在武汉壮烈牺牲，她一直不知道这个消息。

    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蔡和森受到党内立三路线的排斥，年终，被派驻共产国际。为不加重母亲的负担，和森与妹妹商定，动员母亲回老家去。就这样，葛健豪于1928年底又从上海回到了老家永丰。真没有想到，她这次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外出的机会了，也没有见到儿子蔡和森了。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牺牲。为了不使她悲伤，党组织和家里的人，都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

    这时，她在永丰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了。只好和丈夫带着长女蔡庆熙、孙子蔡博以及两个外孙寄居别人家。她先后在永丰附近佃居的地方有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等处。1932年丈夫蔡蓉峰在茶亭子去世后，长女蔡庆熙把婆家的财产全部卖掉，将所得的钱交给母亲，在离永丰10多华里的石板冲买了几间破旧房子定居下来，在这里渡过了她清寒的晚年生活。葛健豪从小在娘家跟母亲、哥哥一起，十分爱好养鱼、种花，栽树。她每住一处，都要设立个养鱼和种花的池园。定居石板冲后，屋侧有一个小菜园，既是她种菜的园地，也是一个小花园。每天下午和早晨，她总是带着小孙儿在这里劳动或散步。在石板冲的大门口至今还保留一棵大杨梅树，这就是她当年亲手栽种的。

    党对这位革命老人及革命后代非常关注。抗日战争前后，党曾派人把她的孙儿、孙女从石板冲接出送去苏联。1938年，周恩来同叶剑英来到长沙时，还专门派人到石板冲，想把她接出去，但她为不加重组织的负担，坚持要住在乡村。后来，党组织就按月汇给生活费，把她养了起来。

    1943年3月16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这位革命老人去世，享年78岁。临终时，她还一直不知道两个儿子和儿媳已经牺牲，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要他们只管工作，不用挂念家里。她的最后遗言，使我们看到了这颗一生为革命而跳动的母亲的心。

    （原载《曾国藩故园的才女》第107-122页，中华图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