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作者于革命家蔡畅合影

2011年接受湖南电视台采访讲述《“展翅”蔡畅》

蔡畅故居

故居

双峰蔡和森广场相伴永远铜像

    蔡畅(1900--1990)，原名成熙，双峰县永丰镇人。她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起，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特别是致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妇女群众的翻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她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全国妇联的领导职务，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袖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最活跃的女革命家”

    著名美国进步作家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在所著《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早期革命的蔡畅：自从向警予牺牲后，她就是“中国最前导的女共产党员”，“最活跃的女革命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丽的个性。”在法国，蔡畅在哥哥蔡和森的启发引导下，集中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确立了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世界观。1920年底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相继来到法国与以前到达的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蔡畅又会聚一起。为追寻救国真理、振兴中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反动当局开展了一次次激烈的斗争运动，蔡畅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占领中法里昂大学”运动，经受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1922年6月，蔡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旅欧支部正式党员。蔡畅担负着一个党小组的领导工作，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她白天做工谋生，晚上开展党的工作。在法国的斗争岁月中，蔡畅已锻炼成为一个闻名的女革命家。当时中共旅欧支部的理论刊物《少年》由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担任编辑，邓小平因为刻得一手好字，而获得“油印博士”的美称。蔡畅经常到《少年》编辑部来，她和李富春相恋了，李富春和蔡畅同年同月生，是湖南同乡人，1923年3月的一天，这对有情人走进一间咖啡店，邓小平早已等候在那里，笑喊着要为大哥大嫂证婚。3人一起举着红葡萄酒杯，完成了革命婚礼。蔡畅与富春结婚时，早就商量过为了革命不生小孩。但婚后，怀上了孕，为了不影响革命事业，她果断地决定作人工流产，只因法国法律禁止堕胎，才不得已生下了唯一的女孩子，李特特。蔡畅考虑到革命形势严峻，即作了绝育手术。可以说：蔡畅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自觉计划生育的杰出女性。

    1925年2月初，蔡畅和李富春奉党的指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8月，蔡畅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即赴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同时根据中央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邓颖超一道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领导妇女运动，蔡畅领导的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为引导妇女走上彻底解救的道路，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要同国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方针，领导妇女积极参加支援省港大罢工，支援北伐战争，推动了两广地区以及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1926年11月，蔡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蔡畅大力选拔培养妇女革命干部，领导建立了两省妇女解放协会，使两省妇女解放运动迅猛发展。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4月27日在汉口召开“五大”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系统批判，蔡畅是“五大”正式代表，会上她完全赞同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同志的正确观点。在分组讨论中蔡畅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蒋介石公然提出清党的反动主张，明目张胆地要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开刀了，陈独秀却说什么那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们不要干涉，这不是投降主义是什么?”在中共历史上几次正确与错误斗争的重大关头，蔡畅都是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表现出了蔡畅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坚定原则性和敏锐的洞察力。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妇委，考虑由蔡畅任妇委书记。但蔡畅却谦逊地建议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担任，中央采纳了蔡畅的意见。

    1931年蔡畅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委。当时苏区男子要上前线作战，后方农业生产劳力紧张。蔡畅破除当时江西农村流传的“妇女犁田、母鸡学啼，触犯天神、要遭雷劈”的迷信，亲自带头向农民学习耙田犁地技术，发动苏区各县组织妇女耕田队，引导苏区广大妇女投入农业生产而成为生产主力军，使农业生产喜获丰收。“蔡畅领导妇女吓跑雷公。苏区妇女是不怕雷打的英雄”，在苏区根据地传为佳话。

    1934年10月，蔡畅跟随红军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出任陕甘省委统战部部长。蔡畅在宁夏、甘肃、陕西交界的定边地区，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真诚耐心细致地打动了当地一位回民首领。他佩服身为女性的蔡畅是真正的贫苦人的朋友，宰羊杀鸡，和蔡畅、宋任穷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不少回民青年，踊跃参军，支援革命。1941年6月，蔡畅替代王明任中央妇委书记、改组中央妇委。为纠正湖南妇女工作推行的路线方针及右倾错误，蔡畅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妇女工作新方针的建议，并受中央委托，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日前妇女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具体体现了蔡畅关于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这就是中国妇运史上著名的“四·三决定”，从而结束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妇女工作的干扰，使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1945年4月，蔡畅出席七大会议，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先派蔡畅赴东北解放区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她披荆斩棘，组建了东北局妇委，使全东北妇女迅速组织起来，走上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蔡畅是我国我党第一个最先致力于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947年2月和1948年11月，她先后两次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出席了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议，登上国际妇女活动舞台，开拓了中国妇女的国际交往。蔡畅以卓越的才华、高雅的风度、谦和的品格，赢得国际民主妇联代表拥戴，被推选为国际妇联理事、执委、副主席。

    1949年蔡畅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妇联主席，成为公认的新中国妇女领袖，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元老柳亚子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早在大革命时期共过事，友谊很深，在政协会上与蔡畅相逢，感叹万千，当即赋诗一首赠蔡畅夫妇：

    “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死生流转各天涯，今日新都奠众华。记取铁肩担道义，双飞李蔡两名家。”

    诗词缅怀了死难的先烈，又赞颂了蔡畅的革命功绩。新中国成立后，蔡畅领导全国妇联为发展中国妇女与世界各国妇女的友谊和团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49年至1966年，蔡畅先后接待会见来自亚欧4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团，以及国际妇女界许多知名人士，周恩来曾称赞说：“我们的蔡大姐，她是最敢于同外国朋友交往的人，她为中国妇女和各国妇女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蔡畅毕生致力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妇运先驱和卓越的领袖。

    中共党内德高望重的“大姐”

    还是在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妇委，拟由蔡畅任中央妇女书记，但蔡畅认为向警予之后，杨之华一直代理中央妇女部部长，有了经验，还是由杨之华任妇委书记为宜，中央采纳了蔡畅意见。杨之华曾对中央妇委的同志说：“蔡畅同志能力比我强，应当是她当书记，但她不肯，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中央妇委恢复后第一次会议是在上海周恩来、邓颖超的家中举行。当时正值白色恐怖之中，为了安全，杨之华招议妇委之间以年龄为序编成姐妹关系，今后相互联络以姊妹相称。大家自报年龄后，蔡畅年长，应为大姐，但蔡畅认为杨之华是书记应为大姐，蔡畅自认为二姐，李文宜为三姐，贺稚华为四姐(后叛变)，邓颖超为五姐，第六为杨之烈(张国焘妻)，七妹是一位姓朱的女工，八妹是庄晓东，此乃为当时闻名党内的中央妇委“八姐妹”，在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蔡畅以卓越的革命功绩，赢得党内敬重，遂成为中共党内著名的“大姐”，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二代领导核心都尊称蔡畅为“蔡大姐”。蔡畅与周毛邓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周恩来和蔡畅的革命友谊深厚而相互笃信，而且还渗透着一种纯朴的姐弟情分。周恩来曾三救蔡畅，“第一救”是在法国巴黎，蔡畅得重病，高烧4天没起床，是周恩来知道后，把蔡畅从病床上背到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第二救”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蔡畅从事地下斗争，一天晚上她从工人区出来走到马路上就晕倒了，一个印度巡捕把蔡畅拖到人行道上扬长而去，恰巧周恩来路过发现了蔡畅，又急忙背上蔡畅送医院救治。“第三救”是在建国初期，蔡畅一次在中南海开会突然发病，周恩来立即派人把蔡畅送进医院抢救过来。在文革岁月中，蔡畅李富春夫妇受到打击迫害，是周恩来多次保护了他们。1975年6月15日，蔡畅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相逢，周恩来当时身患重病，憔悴的面容引起了蔡畅的无限忧虑。蔡畅说：“总理，我们认识50多年了，让大姐亲亲你好吧?”周恩来爽朗地回答：“好啊!大姐，我们是老战友了，我也想亲亲你，于是他俩好象亲姐弟那样互相亲吻了面颊。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充满革命情谊的亲吻，竟是这两位老革命家的诀别。

    毛泽东是蔡畅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之一，毛泽东对蔡畅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性格特点都非常了解。他对蔡畅十分尊重爱护，早在中央苏区，他就和大家一起尊称蔡畅为“蔡大姐”，文化大革命中，天安门出现“打倒蔡畅”的标语，毛泽东听后恼火地说：“蔡畅是老实人，连蔡畅也要打倒，那就‘洪洞县里没好人’了”。蔡畅对毛泽东的崇敬爱戴是无比真诚和坚定的，蔡畅在晚年病中最喜欢吟唱毛泽东诗词《长征》，由于病魔摧残，记忆力衰退，但蔡畅临终时仍会吟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用以表达一位老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崇高信念。

    邓小平是蔡畅当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寻求真理的同志战友，邓小平说：“我在年轻时就认识蔡大姐，和蔡大姐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我很敬重蔡大姐”。蔡畅晚年赞同老战友邓小平提出的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倡议，于1982年辞去在党中央的一切职务，以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十一届七中全会致信蔡畅，表达了全党对蔡大姐的崇高敬意。蔡畅的崇高品德教育着千千万万的党员和人民。

    立党为公 德重无私的楷模

    在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期间，蔡畅无论什么事情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原则，立党为公，这是她一生的党性之所在。

    1956年初，曾与蔡畅在湘乡“二女校”同过学的陈彰吾，写信给她要求找个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蔡畅回答说：“你这种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非常值得钦佩，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只是现在国家正在实行精简政策，一般机关，非必要人员，概不参加。所以，你的工作问题也难解决，现在随函附上人民币40元，为你过春节的零用。”

    60年代初，蔡畅的家乡中共双峰县委曾派其亲属去北京，想通过她找当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购买一辆汽车。蔡畅坚持原则，向家乡县委派来的人说明，当时国家的汽车供应很困难，必须按计划指标才能买到，无法“走后门”。

    1979年，双峰县委派我去看望蔡畅时，向她报告：过去蔡和森读过书的双峰高小与蔡母创办的湘乡“二女校”，如今是双峰第一中学。为纪念蔡和森，县里拟将双峰一中改名“和森学校”，将他老家永丰镇季家巷所在的街道命名“和森街”。蔡畅听了，婉言相劝说：“请转告县里不要改，我们的党早就有个规矩，不用个人名字命名，党的纪律不能违背呀!”几年后，县里写信向蔡畅报告，学校的名字未改了，要请她为双峰一中题写校名；又双峰县第一部县志告成，请她题词，她都欣然答应，很快地就给家乡寄来了两首题词。

    蔡畅与李富春都处于高级领导岗位，但他俩一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晚年，老俩口生活在一起，国家给她家配辆吉普车专供管理买菜。蔡畅想，专为我家办生活，已安排了一名管理员，还配一辆专车，既是浪费，又是特权。于是她与李富春做好管理员的思想工作，硬把买菜的专车退给了国家。

    在生活方面，蔡畅素来十分朴素。到了80年代，她还穿着50年代的衣服。她去世以后，我曾与县里有关领导到北京去接受蔡畅的一些遗物，作蔡畅陈列室的展品，看到她所穿过的不少衣服，都是打过多次补订的。在她身边工作过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有些补过的衣服因有新旧两种颜色，其外孙不愿意再穿，她自己拿来又要穿好几年才丢。

    蔡畅一生如此克勤克俭，艰苦朴素，是不是想把钱积攒下来，留给后代?不是的，她是要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好传统、好作风代代相传。她与李富春早就作出过这样的决定：节省下来的工资，除适当资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全部存入银行，日后上交作党费。

    1975年，蔡畅的革命伴侣李富春去世了。她把老俩口积累多年的一张10万元存款单，作为富春的“特别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几年后，当她又要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富春的第二笔党费上交时，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给外孙李勇留下一点，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我们留给他们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当党组织高度称赞蔡畅时，蔡畅却谦虚地说：“这3万元算不了什么，只表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颗关心祖国建设大业的心”。

    为了把党的好传统留给后代，蔡畅不仅自己严于律己，而且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早在战争年代，她就把独生女李特特送到苏联学习农业技术，让女儿立志为改变中国落后的农业而作出贡献。晚年，她带养一个外孙在身边，为避免养尊处优，她将小外孙寄居幼儿院，一个星期才接回来一次。小外孙能上学以后，从没有用公家的小车接送过。据其外孙李勇说：“记得上小学时，我住在学校，每周回来一次，外婆每周就只给我往返一趟所需车费5角钱。说起来有点‘寒碜’，我有时为节省出买一只冰棒的5分钱，而不得不步行几站路。”

    与家乡人民心连心

    蔡畅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后，就从未回过家乡。但是她的心与家乡人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57年9月，全国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知道新化县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妈妈是本届全国妇代会代表，非常高兴。会议期间，她邀李贞女将军对来自家乡这位妇女代表单独进行接见，亲切交谈达两个小时之久。

    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蔡畅在湖南小组参加讨论。她听到有位代表发言讲的是家乡话，就主动打听是哪里人。她得知这位代表是双峰县千金公社党委书记，便多次与他交谈家乡的情况，委托他向家乡人民问好。

    1980年9月至1982年，蔡畅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了党和国家的一切领导职务，蔡畅退下来以后，虽然因病长期住医院，但仍然心系中华，不忘家乡。她自己不能再回离别60多年的故乡了，曾多次打发亲属回故乡。其女李特特还曾给县里引进70万元无息贷款，帮助家乡发展农业机械生产。

    蔡畅在长期住院期间，我曾与县委领导多次赴京看望，每次都受到她的热情接待。1990年5月14日是蔡畅的90大寿，我们去北京医院为蔡畅祝寿。县委、县政府敬赠了“邦家之光”的寿匾，她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家乡领导，谢谢家乡人民!”并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但仅几个月，蔡畅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此次我们为她祝寿，竟成了她与家乡人民的最后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