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前的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剖析了革命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等。此后，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次座谈会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1942月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其实，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就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何谓“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围绕这个问题，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也随即展开，实际上其诉求在于要求文艺从知识分子的情感抒发转移到对“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表现。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明确地体现出来：“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民族”二字的重要意义

　　把毛泽东《讲话》放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它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关于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艺问题上。

　　顾颉刚于1939年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说是在反帝抗日斗争形势下的代表性意见：“我们所以要抗战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这种观念既是国民党民族主义政策宣传的结果，也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出于维护国家统一、凝聚团结力量的主动选择。

　　体现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之中，时代主流影响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多以爱国主义、反抗压迫为基调。这是个双向的互动，既有边缘族群对文化主流的主动归附，也有文化中心地带的精英带给边地少数民族的影响。甚至在新疆、云南等边疆地带，也能看出时代潮流的巨大辐射力。茅盾、赵丹、于村、王为一等人在抗战爆发后到新疆开展过文艺工作，他们带去的戏剧理念和形式乃至台词、服装、舞美细节都影响了诸如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郭基南（锡伯族）的话剧创作。而尼米希依提（维吾尔族）、铁依甫江（维吾尔族）、唐加勒克（哈萨克族）等也通过改创本民族特有的文艺形式，表达爱国主义或反封建的主题。

　　后来被称为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端木蕻良、马加、舒群、李辉英等都是满族，但是他们的作品更多体现的是带有时代色彩的叙事。某些作家可能包含着多种文化乃至族裔文化留下的痕迹，另一些则基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民族特点。

　　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胡奇（回族）、穆青（回族）、陆地（壮族）、华山（壮族）、李纳（彝族）、思基（土家族）、苗延秀（侗族）等前往，尽管他们的名字后面在括号中表明了族别，但当其时，这并没有成为创作者的有利或者不利条件。而作有《延安颂》、《延水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名曲的郑律成则是出生于朝鲜、后加入中国国籍的音乐人。这些人并不因某种族裔出身而有别于他人，他们的作品也并不以“少数民族特色”为特征。

　　“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

　　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延续了毛泽东《讲话》的要求，在文化上进行了各项尝试和创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巨大成功，那就是通过对民族平等和大众民主的形象塑造，对内凝聚各民族，对外团结各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