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茅盾、老舍、何其芳等人特意强调，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国历史做出的贡献同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不成比例，年轻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写信给中央领导，申请“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几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少数民族文学从法理、学理和建制上都获得了实际性的进展。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从其发生、建构和发展上来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而那些在延安受到过教育、经过洗礼的少数民族文艺家、作家们，此后则成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最早的得力干将。

　　同时，在《讲话》的思想指针下，整理少数民族民间诗歌基础上创作的叙事诗取得较高成就，少数民族书面写作获得蓬勃发展。从1950到1980年代，民族题材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和其他文化创作均取得长足进步。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不仅体现在对藏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史诗、民间音乐与文学及其他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而且更体现在对于一种新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创造。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征用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但是少数民族并不是被动与静止的，它反过来其实也利用了这种重述，从原先的千差万别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及社会发展阶段中获得新生的喜悦，而且族别差异也得到了有效的庇护和尊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距今，70年过去了。但今天细读毛泽东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少段落仍振聋发聩。今天奉行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及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要求，都是对这篇讲话核心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包括少数民族文艺在内的文艺工作要进一步走向繁荣，都可以继续从讲话中汲取营养，获得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