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第四单元展柜里陈放着一份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写的信的批示，其中这样写到：“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当年，作为“毛派头子”的邓小平因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了政治生涯第一次打击，同时也拉开了“三落三起”的传奇篇章。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这次会议，王明实际上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开始统治中央。8月邓小平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不久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行毛泽东1930年2月为瑞金县制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和政策，抵制苏区中央局根据王明“左”倾错误做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深受群众的拥护。1931年9月，中央红军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主力开始转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在会昌，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以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曾任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抵制。他们支持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邓、毛、谢、古这些正确意见为当时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所不容。

    1933年1月，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坚决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从2月开始，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在江西开展了以反对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

    之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邓小平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说，“防御路线”中的“诱敌深入”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御，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邓小平毫不妥协的立场，更加触怒了“左”的领导。一系列针对邓、毛、谢、古的批判和斗争如暴风骤雨般不断袭来。最后，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党内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44年后的1977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还谈到，“人们都说我是‘两落两起’，实际上我是‘三落三起’。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在党中央担任秘书长，还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那时红军的队伍很少，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是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