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积弱的中央政府渐渐与西藏割断了关系。而有着独特文化宗教传统的“喇嘛王国”也在内乱与外国势力的干预下变得十分混乱。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中央领导的决心,为西藏重新投入祖国怀抱带来了机遇。
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收到了毛泽东急发的AAAA级电报,要求西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接到任务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立即投入了入藏前的准备工作,并决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十八军担负。
长期以来,西藏沿袭着封建农奴制,宗教势力强大,为了能顺利完成西藏的和平解放,邓小平多次在与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进军西藏不仅要粮草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要先行。在邓小平的要求下,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成立了“西藏问题研究室”,通过各种渠道对西藏进行调查了解,为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邓小平对于进藏部队纪律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他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并强调进藏所需各类物资除就近购买和筹措外,主要由内地运送补给。进藏部队不住寺庙,不住民居,更不能吃群众地里的一把青稞。在宗教这个西藏最敏感的问题上,邓小平更是多次要求部队尊重宗教信仰,尊重生活习俗。进藏部队这种严格要求、认真执行纪律的作风,赢得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信任。
对于西藏的解放,邓小平始终坚持着党中央的和平方针。1950年5月,邓小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充分考虑西藏社会的现实,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基础上,亲自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然而,尽管党中央和西南局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当局仍然紧紧地关闭着和平的大门。为了打开进藏的道路,1950年10月6日,著名的昌都战役打响了,10月24日胜利结束。昌都一役,为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和平谈判的基础。在我党政策的感召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抛弃了幻想,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
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代表团抵达北京,和平谈判终于开启。对立、僵持、相互退让、再度出现僵持,谈判可谓一波三折。然而在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解放的前提之下,又有什么矛盾是不可化解的呢?懂大局、善理解的中央代表与西藏代表们最终签订《十七条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解放西藏,是邓小平戎马生涯最为特殊的一场战斗。要在这块贫穷落后、广袤荒凉、情况复杂、矛盾交错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能够最终和平解放西藏,不仅战线了邓小平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杰出才能,更展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卓越领导才能。
然后,邓小平一生却没有踏上过这块雪域高原。他曾多次遗憾地说过,我没有到过西藏,但是邓小平对西藏有着特殊的感情。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那里的“布达拉宫”前,这位一向不爱照相的老人破例同家属、工作人员合影。他遗憾地说:“全国我就这个地方没去过,看来是去不成了,照张相留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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